在共和政体中划分拥有选举权的人是一项基本法律，因此进行选举的方式则是另一项基本法律。
用抽签方式进行选举具有民主政治的性质；运用选择的方式进行选举则具有贵族政治的性质。
抽签选举的方式不会使任何人苦恼。这种方式让每个公民产生为祖国服务的合理希冀。
但是，这种方式有其自身的缺陷，这也正是那些伟大的立法者竭力加以调整和纠正的理由所在。
规定投票选举的方式也是民主政治中又一项基本法律。选择应该是公开地进行，还是秘密地进行，是一个重大的问题。西塞罗曾指出，在罗马共和国的末期，规定选举应秘密进行的法律[1]终于成为使共和国覆灭的重大原因之一。但是秘密投票方式在不同的共和国有着各种各样的方式，我认为这正是应该认真思索之处。
毫无疑问，人民行使其选举权时，选举理应公开进行[2]；这应该被视为民主政治的一项基本法律。地位卑微的民众应得到权贵的指导，并应受到某些人物庄严态度的约束；因此，在罗马共和国时期，当实行秘密选举时，一切都被破坏殆尽；指导迷途羔羊般的民众已不存在可能性。而在贵族政体下，贵族阶层行使选举权[3]，或是在民主政体之下参议院行使选举权[4]，其共同的目的就是防止阴谋诡计，因此，其选举不会在过分秘密的状态下进行。
还有一条民主政治的基本法律，就是只有人民才能制定法律。然而，在众多的场合却十分有必要由参议院制定；某项法律在最终确定之前试行一番，往往是切实可行的手段。罗马和雅典政体对此十分明智。参议院决议的法律效力只有一年；而这些决议只有获得人民的赞同才能成为永久性的法律。
今天我们接受着三种不同类型的或者说是相互矛盾的教育，即父亲的教育、师长的教育和社会的教育。社会教育给予我们的说教，将父亲和师长教育的全部理念都推翻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来自于我们今天两种截然不同的宗教和社会义务，古人对此是一无所知的。
共和政体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而专制政体的恐怖则自然地产生于威吓与惩罚之中。君主政体的荣誉，受到情感的激励，也激励着感情本身。而政治品德则需要舍弃自我，这永远是一件极痛苦的事情。
我们可以给这种品德下一个定义，那就是热爱法律和祖国。这种爱要求人们持续不断地将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其实，公共利益中包含着所有的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不过是以公共利益为重罢了。
这种爱是民主国家所特有的。只有在民主国家，每个公民才对政府负责。政府如同世间万物一样，如果要使它得到保护，就要对它用心爱护。
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一个国王不爱君主体制，又有哪一个暴君憎恶专制政体。
因此，在共和国里，关键在于建立对法律和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重对这种爱的培养。然而，要使儿童具备这种爱，有一种妥善的方法，那就是父亲首先要具备这种爱。
在民主政治之下，热爱共和国就是热爱民主政治；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平等。
热爱民主政治就是热爱俭朴。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应该有同样的幸福和利益，也都应该享受同样的快乐和希望。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普遍性的节俭意识，将无法做到这一切。
在民主政治下，对民主的热爱把人们的野心限制在一种愿望和一种快乐之中，那就是促使自己对国家的服务超过其他公民。民主国家的公民对国家的服务不会完全相等，但是公民应该完全以平等的地位为国家服务。人们一旦出生就对国家负有一笔庞大的债务，这笔债务永远无法还清。
因此在民主国家里，一切名望都产生于平等的原则，即使某些时候这个平等的原则似乎被显赫的功绩或卓越的才能所磨灭。
热爱简朴的品性限制了占有欲，人们只追求家庭之必需，如有所余也尽数交给国家。财富产生权利，然而每一个公民都不能用它为自己谋利益，那就将会产生不平等。财富也给人以欢乐，但是作为公民也不应享受这种欢乐，因为这些欢乐与平等同样与原则背道而驰。
尽管在民主政治之下，真正的平等是国家的灵魂所在。然而，要建立真正的平等并非易事，因此，绝对的平等不一定总是合适的。建立一个人口分级[5]制便足够了。这个制度从某种程度上可以减少或限定生活水平的差别，随后用特别法征收富人的税，从而减轻穷人的负担，达到消除不平等的目的。但是只有中等富裕的人才能交纳或容忍这类补偿。因为对于巨富们而言，一切与他们的权利和荣誉不相符合的东西，都会被视为是某种侮辱。
民主政治中的一切不平等都是其政治性质所决定的，甚至源于平等的原则。例如，人们可能担心那些原本需要通过不断的劳动才能维持生计的人由于担任公职而过分贫穷；或是担心他们玩忽职守；还担心手艺人会骄傲起来，被释放的奴隶数量过多，其势力超过原有的公民。在这种情形下，为了民主政治的利益，民主政治中公民间的平等也许会被取消[6]。不过，被取消的只是表面上的平等而已，因为一个担任公职的人，由于任职而倾家荡产，他的情形将比其他公民更糟；同样，当他不得不疏忽自己的公务职责时，其他公民的情形会比他更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