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此章乃儒家“义利之辨”之经典表述。依朱子，孟子首尾两言“王何必曰利，亦有（曰）仁义而已矣”，中间则分言“求利之害”和“仁义未尝不利”。那麼，是否发生了这样一种诡异，即深明利害的孟子“只许自己放火，而不许惠王点灯呢？”至少程朱不这麼看。《孟子集注》章末朱子引程子之言曰：
君子未尝不欲利，但专以利为心则有害。惟仁义则不求利而未尝不利也。当是之时，天下之人惟利是求，而不复知有仁义。故孟子言仁义而不言利，所以拔本塞源而救其弊，此圣贤之心也。
在程朱，看似同样在“言利”，孟子和惠王之间却有著根本而重大的不同。这不仅是说，孟子比惠王更能够洞见到因为正当所以长远、持久乃至永恒的利，更是在说，孟子所以能够洞见正当永恒之利而惠王不能，有其根源。这根源在於：孟子在言利之时未尝以利为心，而惠王一见孟子便问利，可见利益被惠王认为是“当务之急”而投入全部心力处。
未尝以利为心，则此心超乎利害之上，如皓月当空，利害无所遁形：禾苗不会被误认为杂草而被除去，杂草也休想打扮成禾苗的样子被收割。未尝以利为心，则此心直达利害之根本，明白真正的当务之急（君子务本），从而自根本处条畅生道而裁成辅相天地本来之利，同时底定此利为作为“利者义之和”之利。所谓“不求利而自无不利”也。
以利为心，则心为利害塞满、驱使而沦为一物，不能超乎利害之上，枉谈明辨利害；以利为心，则此心停留于利害之枝叶而逐末忘本、见物忘义，末亦非复正当之末矣。所谓“专以利为心则有害”也。
盖人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用乎此则不能用乎彼，用乎彼则不能用乎此，无两用之理。而义与正当之利，一贯之本末而已，务本则本末兼该，逐末则末非其末。所以，“求利未得而害已随之”，不是说这里有一个东西，它本来是“利”，后来居然摇身一变，变成了“害”，而是说，一个“求”字、一个“征”（交征）字本身便是一大害，从而搅扰天地间义利本来之本末畅达，连累所有东西为害。“不求利而自无不利”，则除此作为害之“求”、之“征”，从而无悖于天地之亭毒化育、生生不息，焉得不利？
所以，孟子并不反对利（收割庄稼），甚至，不曾反对“言利”（“何必”不同於“不能”），但坚决反对“以利为心”之人之“言利”及其所言之“利”。原来，虽然孟子首章没有出现一个“心”字，但却和尽心知性章一样，无处不在谈“心”（而朱子在此即明确训释仁义为“心之德、心之制”，并不是小题大作）。这即是说，孟子首章是在谈：“作为有心者，人当用心于义还是用心于利”以及“用心于义则如何，用心于利则如何”的问题，而不是像周易“元亨利贞”、“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那样谈在“无心而成化”者那里“利本身如何，义本身如何”的问题。而义利之辨，首先也不是说面前摆著两个东西，一个叫做义，一个叫做利，然后自己来摆弄取舍，而是说要在虽然面向事物并且能够洞见事物是否彰显了其根据、但终究并非一物的人心这里来剖判一个“义心”、“利心”。义利是本末一贯的，而义心、利心则是冰炭不容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发现，儒家所言义利之辨，原来是用心之辨，原来是义心、利心之辨。朱子曰：“毫厘之差，千里之谬”，“千里之缪”在物，而“毫厘之差”原来是在说心的差失。而反观太史公，“好利之弊”一言固得之，然“利诚乱之始”一言，未必能尽合孟子之意。
由此我们可以想到，梁惠王听了孟子的剖判之后，如果从此不再做自己作为国君所当做的庶民、富民、教民的事情，那他显然是无得于孟子之言的；而如果他为了追求“人不我遗”、“人不我后”而“曰义”不“曰利”，那他仍然无得于孟子之言的；而唯有他克除自己的逐末之心而务本，齐国才能真正走上通向“庶几”的大道。
其实，我们早该想到的，毕竟，对於人事，圣贤未尝离人心而为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