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探讨沈从文散文中湘西风情画的审美成因的意义，在我看来并非仅仅为考察出作家的艺术心理和创作动因，更主要的是解开一个民族或时代悲剧之所以形成的历史动因和教训。正是在这个层次上我们才执著于作家生命的艺术结晶的。和他笔下的湘西风情画一样，是这种“流动性”的“水”给童年沈从文以生命的滋润和想象，培养了他自然纯真的秉性，使得他尽情的领略和沐浴着自然的光辉，从而将自己的生命同乡土的自然界与人生世界同化。以自然美的品格陶冶主体生命的性格，这就形成了沈从文主体生命的主要特征，即情感与心态特征是与水的品性极其相似的。
写《湘行散记》时是1936年，沈从文34岁，记录他重归故里的所见所闻所感。《湘行散记》与沈从文另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有着一脉相承之势，都属湘西风土人情题材。沈从文在《湘西》题记中说道：“负气与自弃使湘西地方被称为苗蛮匪区，湘西人被称为苗蛮土匪，这是湘西人全体的羞辱。每个人都有涤除这羞辱的义务。天时地利待湘西人并不薄，湘西人所宜努力的，是肯虚心认识人事上的弱点，并有勇气和决心改善这些弱点。第一是自尊心的培养，特别值得注意。因为即以游侠者精神而论，若缺少自尊心，便不会成为一个站得住的大脚色。何况年青人将来对地方对历史的责任远比个人得失荣辱为重要。”这番话当可看做《湘西》系列散文最主要的初衷。文章在《大公报》发表时所用的题目为《沅水流域识小录》，沈从文说书名本也当用此，虽然自称“只在减少旅行者不必有的忧虑，补充他一些不可免的好奇心，以及给他一点来到湘西为安全和快乐应当需要的常识。”但其重塑湘西形象，提高当地人自信，并且让外界重新认识湘西，并最终使它能够得到治理和强大的意图更是明显。
湘西被外界称为“苗蛮匪区”，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当地的半原人生态，人神错综的宗教情绪，和长期以来的军人政治环境。沈从文接下来从社会心理层面，深入分析放蛊的几种形态，他以主要的篇幅细致描写了这种奇异的民俗风情，努力向人们展示其诗意的一面，提出这种似乎与世隔绝的原始风俗，自有其源远流长的社会与心理原因，并非像某些知识分子简单认为的那样，仅仅是一种落后并且腐朽的东西。“用通常的眼光看来，殊不可解，用现代心理学来分析，它的产生同它在社会上的意义，都有它必然的原因。一知半解的读书人，想破除迷信，要打倒它，否认这种‘先知’，正说明另一种人的‘无知’。”[11]写到蛊婆落洞女子等，生动鲜活，情态宛然，“死时女子必觉得洞神已派人前来迎接她，或觉得洞神亲自换了新衣骑了白马来接她，耳中有箫鼓竞奏，眼睛发光，脸色发红，间或在肉体上放散一种奇异香味，含笑死去。”[12]种种描写，虽然多有主观想象附会，但却让人们对苗乡的异俗奇风，在敬畏鄙视之外有一个全新的认识。
“沈从文在一条长达千里的沅水上生活了一辈子。20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20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 (汪曾琪语)。尽管生活在大都市大半生，但他的创作就整体而言，与现代化都市化无关，他的目光面向原始和封闭的多山多水的土地，他的文学思考总在部落形态的人类精神范畴游走，充满一种南方少数民族的神秘和幽闭的生存形式。沈从文的创作以人类童年记忆的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发出了许多叩问和诘问，从中寻求一种精神的异种释放。
读沈从文的作品既有山风扑面、爽心润肺之感，又觉有水性柔美、滴水穿石的钢强之情。春季山风是他的风度，水的品格与性情是他的处世之道；看得出温柔中的倔强与倔强中的温柔紧密地结合。当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深受残蚀的时候，他用一种自然美去点化它，以唤起千百万民众为美好生活而奋斗。他同样用这一手法，呼唤一个愚昧民族心灵上的觉醒。在他那一串串的字符中，看不到刀光剑影，更嗅不到战火消烟，然而在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着浊流，在盛开的玫瑰花中带有尖尖的刺角。读者可感热情洋溢之中的忧虑，幽默后面的隐痛，微笑之间的悲凉。正如金介甫说：“沈从文的乡愁就像辰河一样静静地流在中国的大地，流动在他和他的民族记忆中的是一条染红的河流，是一腔斩不断的乡愁，是一种古老情绪的振颤，”是民族使命感与责任感的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