躲在图书馆,读王尧《纸上的知识分子》,惊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异化之可怖。他们感慨自己之落后,努力地跟上时代,屈服于趋同与平庸,放逐独立的自我。在被时代狂风海浪般的批判中投降,转而真诚地自我批判。在当权者给予其巨大伤害与否定后,略施一点点恩惠的肯定,便使其万分感激于上层对他的信任,而真心诚意地跟随之。如同驯羊,初羊野也难驯,遂饿之,而后施之食,羊便恩服。潘光旦在临终前自我总结的生存哲学:Submit,Sustain,Survive,Succumb(顺从、承受、幸存、屈服)。冯友兰则反思那个时期绝大部分工作“就是否定自己,批判自己”,“每批判一次,总以为是前进一次”。尼·别尔嘉耶夫说,在心理暴政中,“人不被当作自由的、有精神的生物——需要帮助他走向自治,而被当作必须驯服与加工的生物。具有国家形式的社会必须通过一系列心理暴力去驯服人格,将其定型成适于自己的目的。……从而导致否定人权,否定良知自由、思想自由,否定精神独立。坐牢和判死刑的人可以依然是内心自由和独立的人,他遭受的是物质暴力。……但那种认同用心理暴力驯服并定型自己人格的人,必将沦为奴才。……当暴政枪毙我的时候,我可以丝毫不放弃我的精神自由。……现代极权主义的实质就在于此,他要控制人的灵魂,驯服灵魂”。大批在风暴中自我否定,被抽离经过的知识分子,是可怜的,在脱离那个特定环境之下再去批判他们已被特定环境扭曲的人格也是苛刻且残酷的。这也提醒我们:(一)远离风暴而不是追逐风暴,才能毫发无损地站立。思想总是一个人疏离主体之后,冷眼看它时而产生的。(二)永远有怀疑精神。(三)要有强大到能与全世界对抗的自信心——“我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