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辑 闽南民系文化研究
一、河洛文化与闽南文化

闽南文化概念的习惯性使用，在现实中遇到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困惑，即以厦、漳、泉三地为称呼的闽南文化，近年来在推动闽南文化的研究与发展过程中，遭到了异地同质民系人的较普遍地质疑。

问题在于以地域为概念所概括的文化内涵显得过于狭小，不足以在最大层面上完整地容纳全部异地同质民系文化的内涵。2007年4月，国家又以厦、漳、泉三地为范围设立了闽南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是国家首批设立的10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之一，意义重大。但问题在于，保护区的设立可能更使同质异地的闽南文化被边缘化，得不到保护而被其他文化同化或最终趋于消亡。

其实，在历史上作为该民系文化早有另一种被普遍认同的河洛文化概念，足以涵盖闽南文化概念的实际应用。故此，我们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应明确推动这一概念习惯性使用的转变，有效确立该领域文化研究的真正主导方向。诚如不以客家的生活地为称呼所普遍使用的文化概念一样，得以完整和恰当的转述和表达。

文化的生长必以一定的区域为载体和活动范围，离开一定的区域，文化的生长就难以实现。文化是人类聚居的产物，但文化的存在却不以固定的区域为范围，文化是人类活动极其活跃的内因子，可以无限广泛地渗透与传播，尤其是那些具有强大生命力的民系文化就很难会受制于某个文化区域的局限，而是能够广泛地与不同文化交融在一起。闽南文化的成长与实际发展过程，同世界诸如犹太人、拉丁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和同操英语的许多国家人们一样，都最终成为文化混同的局面，却非局限于某一地域概念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故大凡有更大发展的人种、民族和民系，多数都能超越地域局限使用和构造自己的文化概念，成为跨区域跨国界的具有世界意义的普遍文化内涵。我们提倡河洛文化兼容闽南文化的概念使用，其基本意义也正是如此。

闽南文化在本质上同属于河洛文化
河洛也是一个与区域有关的概念，从原意上讲是指中原地区的黄河与洛水流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摇篮。顾名思义，河洛文化即是指黄河与洛水流域的文化，概指中原文化或中州文化，即中华民族的原生文化。但从现在来讲，却又偏偏非指河洛故地的现有文化体系，而是特指始于晋代以来，不断从以河南固始为中心的中原地区所传入福建、广东、浙江等地的，特别是闽南区域所形成的文化体系，一般习惯地称呼闽南文化为河洛文化。若从本质上讲，始于宋代而同于中原地区所传入闽粤赣交界地的客家文化也属于河洛文化。但历史上却遵从了先来后到的原则，先来的河洛人尊称后到的河洛人为“客”，而后到的河洛人虽然明明也知道自己也源自河洛中州，却偏偏称呼先到的人为河洛人，而习惯地接受了自己为“客家人”的称呼，由此表明两种不同民系的文化区别。而历史上把河洛人叫得最响的不是别人，也恰恰是客家人和当地的原住民（“蛮獠”后传的畲族人）（参见郭启熹：《龙岩史海钩沉》，龙岩市文化与出版局，2004年版，第13页）。故河洛人就由此形成了新的一大民系。

“河洛人”也称“河老人”、“福佬人”、“华老人”、“阜老人”等，皆为一音之转的偕音字。中州人南下形成河洛民系，在学界中早有定论，多数学者都认为，北人南迁入闽主要经历了三次移民浪潮：第一次移民浪潮以“晋人南渡”为历史标志。西晋末年，中原爆发永嘉之乱，洛阳世家大族遭到屠戮，幸存者纷纷南逃，其中入闽贵族虽遍布建州、福州和泉州，但主要集中在泉州的晋江流域。南宋祝穆的《方舆胜览》记载：“晋江，在县南一里，以晋之南渡，衣冠士族避地者多沿江以居。”以后成为闽南的重要祖先之一。其中有林、黄、陈、郑、詹、邱、何、胡八大姓为入闽衣冠的主体。今泉州丰州附近发现有不少两晋南朝的墓葬及其器物，说明了当时的实际情况。但从总体上看，第一次南渡的河洛人在数量上依然有限，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闽地的人口结构。有记载，西晋闽中全境不过8600户，到南朝宋时更减至5885户，其中主要是居泉晋安郡的人口4300户。人口虽少，但重要的是晋人南迁，带来了大量先进的中原封建文化。中原成熟的语言、宗教、技术、观念、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等传至晋江流域，对于“傍海荒服的”的闽地原始族人来说无疑将产生巨大的推进作用，使闽地的传统文明有了新的发展，河洛人及其河洛文也因此奠定下来。

第二次移民浪潮以“开漳圣王”为历史标志。这一次移民浪潮从人口数字和时间来看，都存在问题。从唐总章二年（669）开始，陈政、陈元光父子先后两次率府兵入漳，人数多达7000多人，可考姓氏82个。但奇怪的是，根据史料记载和现在学者所得出的结论，当时连整个漳州的总人口都达不到这个军队的数字。如徐晓望认为：“盛唐的开元年间，漳州人口只有1690户，后来泉州的龙溪被拨入漳州，漳州人口才上升到5千多户。”所谓“后来”，最迟在天宝年间（741—755）以前，“漳州人口为5346户，17940口”（徐晓望：《北方移民与闽南人的形成》，泉南杂志，2005年11月，第28页。） ，但根据郭启熹引《新唐书》卷41《地理志》五，认为唐建中年间（780—783）漳州总人口仅6336人，汀州仅15995人（“闽南文化发展研究”课题组．闽南文化现状与发展初探，闽南文化研究，2005年8月，第10页）。二人所述人口数和时间数都有差别。假如龙溪人口并入漳州是在建中后，则二人说法可以相通。还有一地点问题，二人记述也出现相悖情况，很值得注意。徐晓望认为陈元光家族祖先曾定居于福建的仙游县，攻打漳州时，陈政父子并非从北方率兵南下，而是直接在泉州一带招募士兵南下作战，最终开创漳州（徐晓望：《北方移民与闽南人的形成》，泉南杂志，2005年11月，第28页）。这样史实的记述，实源于《福建通志》卷十五的记载：惠安县北有陈政故宅（漳州市委、政协：《开漳圣王》，福建：海风出版社，2005年版，第8页）。

第三次移民浪潮以王潮兄弟入闽为历史标志。唐末以来，黄淮流域战乱不已，又有大批中原人南迁。其中最典型的是光、寿二州移民入闽，使河洛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唐末光、寿二州刺史王绪举兵起义，率5000兵士南下，王潮兄弟加入军中，从“略浔（九江）赣走汀州”（杨修田：《光州志》卷5，《武功列传》，光绪版，1880年刊）进入闽南。王绪渡江陷漳州后被王潮所杀，王潮兄弟掌控全军。首先占领漳州、泉州等闽南地区，5年后王审之攻陷福州，于是占领全闽。当时，光寿移民将士加家属约计4万多人一起南下，占据全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左右，极大地提升了河洛文化在闽的地位，为以后的进一步传播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总之，溯源河洛文化之根脉的南传，一在于人本身的血统不变的自然迁转，这是根本之根本。从三次中州移民南下来看，每一次都十分集中地与河南固始人有直接的血亲关系，以致极其完整地形成了同一血缘的文化基础，所以文化的认同，首先是根脉的认同。徐晓望证实说：“闽人的族谱有80%以上籍贯河南固始，闽中历代名流，也有80%以上籍贯固始，这种说法即使其中只有一半是可信的，也足以说明古代河洛文化对闽文化影响极大。”（福建省炎黄文化研究会·闽台文化研究，徐晓望：《论河洛文化南传与闽文化的崛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34页）这种族源的认同，是最坚实的本根认同，是河洛文化南传的真正本质所在。所以，河洛文化所概括的本源意义较之闽南文化所概括的地域意义更为准确和恰当。二在于表明河洛文化与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传承关系上。实际上它不仅是传承，而是同一整体。河洛文化本来就是中原正统的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从中原地带迁移南下传播，并得以更大发展和保存而已。

所以，在民族传统儒、道、释等思想文化的主导下，南下河洛的宗教文化、语言文化、戏曲艺术文化、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人们的思想观念等，都完整地体现和继承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全部内涵。这从以泉州为代表的河洛闽南人屡屡能够扬名于科考仕途上就可见一斑。据《泉州教育志·科举》统计，自唐贞元至清末期间，泉州考中进士共有2543人，状元先后有10人，这样的仕进成就在全国其他许多地方是难以想象的。而科考仕途又恰恰是传统文化中得到最顽固捍卫的一块官家阵地。加上闽南地区还被广称为“海滨邹鲁”和“朱子过化”之地，也足以说明河洛文化的民族传统本质。当然，文化的内源基础所传承的传统本根性，还远不止于此。闽南方言、戏曲南音等能够完整地保留晋唐时期的中原品质，依然足以充分说明河洛文化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直接延续和传承。正如徐晓望先生所指出：“闽南人大多以固始为籍贯，说明他们将自己的‘根’定在了北方的中原区域，这是对中原文化的认同，在民族鉴定上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事实上，只要有了这一点，就奠定了他们是汉人的基础。再从文化继承性来看，闽南人文化的主流，是中原文化的延伸。闽南方言最接近于唐宋时期的中原语言，这已是世界语言学界的共识。闽南人的文化观念，也是以发源于中原的儒家思想为其根源，儒家忠、孝、仁、义、礼、智、信的观念成为他们基本的行为准则。可见，闽南人当然是汉民族的一部分，虽说闽南人也有自己的地域文化，但是地方性的文化差异，并没有影响到闽南人的文化共性。”（徐晓望：《北方移民与闽南人的形成》，泉南杂志，2005年11月，第37页）因此，河洛本根文化是闽南人的共性文化，也是所有南下河洛人所共有的文化，但绝非是仅限于闽南地区所共有的文化。故从文化本质溯源上看，河洛文化概念的普遍使用无疑更为超越和妥当。

彰显河洛文化的闽南特色
河洛文化源于中原，为民族文化正宗所传。因此，自晋代以来逐渐南传的河洛文化，在多领域多层面保留和传承了中原传统文化的原汁原味，最深层地表达了民族文化的内在精神。诸如理学的兴隆，易学的发达，道学的脉传，语言的原声保留，戏曲艺术的宫廷特色，科考仕进的价值判断，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的民族一体性和传承性等，都深深地烙下了民族传统文化的心灵印记。然而，河洛文化南传之后，在新的地域环境里和传播的广大范围，受到了许许多多不同新文化因素的广泛影响，必然发生新变化，故最终使河洛文化不可能完全等同于中原文化，而是具备了自身非常可贵的富有强大生命力和新生文化要素的特色。这种特色就是源自南下海滨之地所引起和形成的一系列新文化形象与内涵。其中，以地域性所彰显的闽南特色为典型。

虽然认为，河洛文化广为传播，但她的主要集中区域是在闽南。闽南必然是研究河洛文化的主阵地和主要的力量所在，离开闽南地区的河洛文化研究，无疑将失去根本和基础，所以突显闽南区域的文化范围与内涵，是河洛文化研究的最大特色。基于闽南区域范围的特色认识，河洛文化在历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显然大量地充实和注入了富有闽南地域特色的新内容。其中主要有河洛文化的海洋色彩、海上贸易的主体经济内涵、华侨华人的开拓精神及其贡献等。尤其是海洋色彩，就不仅体现在经济领域里，还广泛地体现在生活领域、思维领域、艺术领域和宗教领域等多方面的内容里。比如河洛文化的宗教特色，就突出地体现了其海洋性。妈祖海神以及各种宗教所突出的海洋性，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都明显地突出了海洋文化的重大特色。在泉州几乎所有的神灵都可以成为海神的一分子。

因此闽南与海洋结下了不解之缘，闽南的特色是大海的特色，而从河洛到闽南再到大海，成为不可分割的文化整体，即河洛文化居于闽南而体现了大海特色。所以河洛文化的闽南特色，实质上是河洛文化的海洋特色。大海是广阔的包容的，所以河洛文化在发展与变迁过程中，形成了无限的丰富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多元性等文化格局：即以民族原生态的河洛文化为本原，以闽南地域为文化存在的主要空间载体，以海洋活动为文化滋生和发展的重要依托，以及包容古闽越文化、海外文化和各民系文化，并不断地伸向海峡两岸、港澳和南洋异邦及世界各国，形成河洛文化的全过程和完整形态。因此，研究河洛文化基于闽南地域，不仅是显示文化的特色所在，更是表现文化的生命所在。结论是，闽南区域的海洋性是河洛文化的主要特色，研究河洛文化的根在中原，基础却在闽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