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7日，南国书香节钱文忠讲座。 南都记者 林宏贤 摄

钱文忠北大就读时和季羡林先生的合影。

本科还没毕业，钱文忠即赴德留学。图为留学时照片。

钱文忠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1984年，考入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和金克木先生。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央视《百家讲坛》主讲嘉宾。著有：《末那皈依》、《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玄奘西游记》等。学术研究传承着一个社会的精神文化价值，为我们重新展开逝去的那些生活世界，展开那些已经凝固的伟大思想。但以学术为业的学人们是一群寂寞的前行者，没有太多的鲜花和掌声，板凳坐得十年冷，方能小有成就。尤其在当下，学术显然并不是求取名利的优选途径，选择学术，其实就是选择了一种清苦的生活方式，因此，以学术为志业就需要很深的定力。2013年，“大家访谈”新开辟的“问学录”专题着眼于学术名家的求学、治学往事，追溯他们的治学之路，并试图从他们身上寻找真正的学术之途。我们希望展现的是，在一个越来越急功近利的社会，有这么一群人，埋首学术，默默守护着我们的精神世界。

8月17日，钱文忠先生来广州参加南国书香节，他提前一天坐火车从上海出发，没想到因暴雨引发洪灾，火车在韶关附近耽误了五六个小时，以致他无法赶上事先安排好的讲座。在讲座开始前四个小时，他就在微博上告知读者，并给读者致歉。还好，延迟一个半小时之后，讲座如约开始。讲座质量并没有因为火车误点而受到影响。讲座中，钱文忠风趣而又幽默，侃侃“漫谈人生”，这也是他新书的主题。这位曾钻研梵文、巴利文这样冷僻专业的学者，现在致力于备受大众青睐的学术普及工作。2007年，因为在《百家讲坛》讲“玄奘西游记”，钱文忠开始火起来了。之后，他开始讲《弟子规》、《百家姓》这些传统文化典籍。用他的话说，“用出世的心态做入世的事，用入世的心情追求出世的事”。他承认自己现在离复杂的梵文、巴利文专业已经有点远了，而现在做的学术普及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事。“你要有一桶水，才能给人家半桶水。”他努力在通俗的事情上做得更深入。

高中时给季羡林先生写信南都：你的家庭对你后来从事的学术工作有影响吗？钱文忠：我父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后来从事对外经贸工作。我很感激我的父亲，他当时在国外工作，一直都默默无言地汇款满足我近似疯狂的买书欲。特别是在我留德期间，德国专业学术书籍非常昂贵，动辄每本上百马克，这在当时中国大陆人的眼里，几乎可以说是天文数字了。可我买书全然没有犹豫过，这全拜我父亲所赐。就连回国时高昂的书籍运费，也是父亲从美国汇了一笔不小数目的美金才得以支付。20多年过去了，我对父亲的感恩之情绝无稍减，与日俱增。南都：1984年你考入北大，外界知道最多的是你上高中时曾给季羡林先生写信，信中写什么？钱文忠：对，那封信很有意思。上高中时，我受历史老师郝陵生先生的影响很深。即便是在最紧张的高考前夕，郝老师在课前十分钟依然是不谈课本的，谈的是学术界的情况。所以，我在高中就知道很多学者，也翻阅过他们的主要著作，比如冯友兰、朱光潜、王力、游国恩、张岱年、季羡林等等。有一天，郝老师讲到印度学和梵文，还有季羡林先生，最后说了一句话：“老人家已经年逾古稀了，但是好像没有年轻学生，梵文只有在1960年招过一届本科。”郝老师说今天的年轻人大概不愿意学这样的冷门。我却觉得很好玩，还有点神往。放学回家请教我父亲，父亲是英语系毕业的，对梵文还有点了解，但是对巴利文就不知其详了。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季羡林先生，请教季先生巴利文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季先生就给我回了一封信，回答了我的问题，并且对我这个提问题的后生小子颇有鼓励赞许之意。这之后我就跟季先生保持通信。我说希望考梵文巴利文这个专业，这个专业原来是不招的，但是1984年就恢复招收本科生了。当然，这不能说是因为我的原因，外界传说有夸大的成分。然而，我的信及表现出来的越来越浓烈的兴趣，大概是一个因素。

南都：考试情况怎么样？钱文忠：高考前，季先生专门派了北大的两位主任到华东师大附中找我谈过。我高考时，分数不低，考了564分，是上海市外语类的第二名。季先生在“文革”中教过他的孙子以及他秘书李铮老师的孩子学梵文，可见即便是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老人家还是一直想把它传下去的，但这两个孩子因为兴趣的问题没学下去。我们考过去，季先生当然很高兴。我们班共8个同学，当时的小语种很多都是服从分配，调配来的。南都：季先生最初给你的指导是什么？钱文忠：他给我们班每个人一套《罗摩衍那》，我这套书现在还在，季先生所有签名的书我都留着。他对这个班是充满期待的，他想将一生所学传下去，学语言是需要年轻时就开始学的，尤其是学极其复杂的语言。从这个角度看，能招到一批十八九岁的学生，季羡林先生当然很高兴。南都：对于很多没接触对这门语言的高中生来说，上大学学梵文，最开始入门的一关要怎么做？学习的具体过程有何困难？钱文忠：梵文是古印度语，跟英语等现代语言差别太大了，它的难度是很难想象的。梵文是世界上公认语法最难的语言，梵文有43个字母，变位特别多，法语都不能跟它比。但最难的还不是语言本身。它跟学英语、法语不一样，它不是用于现实沟通，而是用于解决学术问题的，因此，学这门语言对知识贮备的要求特别高。我们进入专业不久，除了学语言，还得花很多时间去学习古印度、西域等等的文化。不懂这些知识，你根本无法掌握这门语言。我那时每天除了吃饭睡觉，几乎都在学习，有时候假期都不回去，在宿舍里学习、查资料。

本科生留学德国南都：后来你去德国汉堡大学留学，和季先生有关吗？钱文忠：我去的是当时的西德。就算是在今天，本科生留学也是很难的，这当然是季先生安排的。可是，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如何安排的，这是一个谜。就当时情况而言，学梵文又不可能直接服务于“四化”建设。更何况，那个时候，国家是多么缺外汇啊！我最近可能会了解到，因为季先生的日记正在整理中，一共有90多本。我希望能从中看到答案，就是季先生当时是怎么安排的留学，出于一个什么样的考虑。这些，后来我都没有问过老人家。南都：汉堡大学的魏茨勒和施密特豪森两位老师给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钱文忠：我是在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当时去是准备读完博士学位回来的。魏茨勒教印度学，施密特豪森教佛教学。这是两位天才型的学者，对季先生都非常尊敬。因为季先生在德国学界的辈分很高，他在那边待了21年，教过书。上个世纪80年代，学术主流已经在美国了，但是德国还保留着强大的东方学传统，特别是对印度、梵文研究的传统非常强大，到现在也很强大。

南都：德国的学习跟国内应有所不同吧？钱文忠：在德国，跟国内大学不一样，完全靠你自己。前一段时间，我从书堆深处找到了我当时从德国带回来的一些文件。当时的同学们发起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用我学过的每一种语言，各写一段话给我，比如古代伊朗语、梵语等等，好几页纸，我都发表在微博上了。我在德国主要是想学国内没有的，有些语言在国内完全没有人学过，比如尼瓦利语、古代孟加拉语等等。德国教授权力太大了！当时我回国探亲，回国前魏茨勒教授就写了一封信给我，希望我快点回去，开始博士论文的写作，可那时候我本科还没有毕业呢。德国就可以这样，教授认为经过一年的学习以后对你有把握，就行。这个信还在，最近也找出来了。回过头去看恍若隔世啊，近30年了。找出这些很珍贵的文件时，我真的说不上高兴，而是心酸得很，难过得很。不怕人笑话，我觉得我自己是流泪了。南都：从德国回来，你跟季羡林先生有交流吗？钱文忠：回来后发生了很多事情，没有再回德国，我就跟他继续读书，在季先生带过的学生当中，这个情况是绝无仅有的。我的本科论文、硕士论文是都是他亲自指导的，都是满分。答辩都有记录的，我是同一篇论文拿的两个学位，本科论文就是在硕士论文《试论马鸣》中取的一小部分。当时有答辩委员，比如已故的赵国华先生，还认为这篇文章超过了所授学位的要求。我硕士读了两年提前毕业，硕士论文由季先生推荐，发在1990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上，前面是季先生的文章，紧接着后面是我的文章。这是很不容易的。当时的学术体制不像现在这么死板。

南都：硕士毕业后你离开北大，跟外界关系联系不多了？钱文忠：我当时是退回原籍上海，一直到1996年，除了去北京看看几位老先生，我跟学术界是没有接触的。初期的时候，我还在《读书》发一些文章，王永兴、汤一介、乐黛云、王元化等等先生，在这期间都对我很关心。当时我跟几个朋友，在上海开了第一家私营书店，就是上海市顺昌路560号的凤鸣书店。我是待业青年，具有当个体户的资格，而那些朋友都有工作，都是大报记者。按说我每个月可以领200元的待业费，但是我从来没有领过，一分钱都没领过，也是赌着这口气，我做了很多都是为了谋生的事情。而且我依然是大量的买书和收藏，没有办法。此前，我的文章都发在《北京大学学报》、《中国社会科学》、《外国文学研究》上，都是所谓的权威期刊；《读书》就算是普及的了。后来为什么会在报纸上写文章？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选择发表园地的问题，而是一个重要的选择。我不愿意按部就班地发学术文章，我不需要评职称，而更希望自己的声音有更多的人听到。南都：这段经历对你后来的研究有什么影响？钱文忠：我觉得应该有更多的现实关切。这页人生经历使我逐渐地偏离了很冷僻的学术，发生了转向。当然这个转向有几个原因，一个是不具备研究条件了，研究梵文巴利文和印度学的藏书主要在北京，包括季先生私人藏书；更不必说当时的我是绝对看不到出土的古代梵语、中亚古语写本和文献了，这还怎么做？第二个方面，即便有这个资源，我也可能转向，因为我想更多地关注当下所需要的，跟现实比较有关联的东西。但这跟过去的学术训练又有一定的影响，它又提醒我面对现实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南都：1996年你到复旦任职，王元化、周一良教授对你的帮助是最大的吧？钱文忠：还有朱维铮先生，在纪念朱维铮先生的文集《别样的学人优雅》中，我把内情都公布了。最早是葛兆光先生把我的情况告诉朱维铮。当时葛兆光先生离开北大到复旦，自己也并没有在复旦待下来，却还挂念着我的事。那一代学人的感情深厚，真的不像现在。后来汤一介、乐黛云、庞朴先生都在为我争取。周一良教授和王元化先生之前并不认识我，第一次见面，周一良先生就说了我的事，很奇怪。这都是后来王元化先生告诉我的，我在文章中写出来了。

南都：最初到复旦是个什么状况？钱文忠：我到复旦就是到朱维铮先生创建的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这是隶属于复旦历史系的一个教研室。朱先生在我即将进入复旦前的最后一次见面，依然是在历史系中国思想文化史教研室，朱先生略显疲惫地，微笑着对我说：“文忠，你的问题总算解决了。我考虑了一下你进来以后的职称问题，今天和你谈谈。”谁能想象我听到这话时候的心情呢？能够重回高校，对于我来说已经是天外之喜了；我再愚钝、再不问，也知道朱先生为我做了多么巨大的努力，我哪里还会考虑“职称”之类的奢侈问题呢？朱先生接着说道：“你的情况定助教低了，如果定不了讲师，我看能否先定个教员。”我之所以至今清楚地记得这段话，并非对职称之类有特别的兴趣，而是由于它彰显了朱先生“为人谋”，即便是为晚辈谋之忠，以及心思之缜密。南都：朱维铮先生对你有要求吗？钱文忠：进了复旦以后，我想跟朱先生学经学史，读他的博士，他对学生很严，但慢慢也看出我大概对时下的一些东西没多大兴趣。我特别感念朱先生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感念他对我的理解。南都：回归大学之后，除了授课还做哪些？钱文忠：我主要开过佛教史、梵文、巴利文、中外文化交流史这几门课，90年代后半期，我还编了《陈寅恪印象》一书，当时陈寅恪很热，港台材料还不容易进来，复旦中文系的郜元宝教授在做这个事，我就汇集了很多港台的文章编了这本书。当时编了很多书，比如庞朴先生的《蓟门散思》，他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编这些书的时候，我就有这样的意识：要把学者的东西传播开去，而不仅仅是在学术界内部流传。还有翻译层面，我还曾翻译杜维明先生的《道、学、政—论儒家知识分子》，这本书今年再版了。这项翻译是在王元化先生的建议下做的。应该说，离开北大前我很用功。大言不惭地说，很多人说我聪明，但是我的用功别人不知道。季先生说一个人要做学问，要“聪明人下笨功夫”，我就是照这句话去做的。若是笨人下聪明功夫，那就完蛋了，当时有些书为了读得仔细，整本整本手抄。一些底子应该就是那个时候打下的。

南都：你在《末那皈依》中的后记中提到，2004到2005年的心境有了变化，具体怎么讲？钱文忠：这个变化其实是从1986我大二的彷徨到1996年我进入复旦，这就十年了；而在2005年左右，又一个十年过去了，情况完全是不一样了。很多想法更加进一步了，之前只是在报纸杂志上写文章，后来慢慢我更进一步了，更多地去做普及的工作，更多地关注社会。南都：有没有什么具体的例子？钱文忠：2004年以后，我已经逐渐在电视上出现了，之前没露过面。我的轨迹比较清楚，最早在《北大学报》等学术刊物发文章，后来是《读书》，到1996年开始在《文汇读书周报》等报纸上发文章，到2004年就走向电视，慢慢的上了《百家讲坛》。《百家讲坛》的因缘南都：心迹的变化，也暗含着从印度学转到中国古代历史的研究？钱文忠：是的。这个我是有考虑的。在《百家讲坛》最初讲玄奘就是讲一种精神和信仰。用迷信去看待信仰没有意义。信仰当然是唯心主义的，但只有信仰才能产生最大的力量。2006年10月的一天，我接到《百家讲坛》执行主编王咏琴女士的电话，邀我去《百家讲坛》讲一次，题目是否可以和《西游记》有关。11月间，就正式开始了和《百家讲坛》的因缘。当时环境是，《百家讲坛》中，刘心武先生讲了《红楼梦》，易中天先生讲了《三国》，节目组准备把四大名著全部讲完，准备从文学角度讲《西游记》，但我把它讲成了一个真实的历史。这个真实的历史，恰恰由一位有坚定信仰的僧人完成的。鲁迅也曾肯定过玄奘。我后来又有一个考虑，就是要从传统文化当中汲取一些有益的资源。而这种传统文化的再普及应该是一个全民的启蒙，不一定仅仅针对孩子。所以后来讲了《三字经》、《弟子规》，现在讲《百家姓》。所以说，发展到后来在《百家讲坛》做传统文化的再普及，背后是有一个清晰的脉络的，我也是有考量的。南都：你讲玄奘的时候是不是还要回去梳理史料？钱文忠：应该说当年的专业训练对付这个还是有把握的，相关的史料都很熟。基本就很顺了，这个是佛教史，原来自己专业领域内的，当年受过训练，也下过功夫。南都：你以前说梵文这门学科应该是以其为用，但是季先生是以其为体了，怎么来看它的发展历史？钱文忠：陈寅恪先生当年学梵文是用它来解决他所关心的中国史的问题，但季先生是直接用它解决印度本土的问题，这个不一样。一门学科的发展一定是这样的，当初是把它当工具，到后来就会对这个工具的本身产生兴趣，就会进入到工具本身里面。

中国的梵文巴利文研究现在发展得非常好，尤其是北大东方语系梵巴语教研室的段晴、王邦维两位先生，他们都是季先生的学生，在北大做得非常好。现在有很多年轻学生，都非常优秀，他们的大作我基本都拜读，但是，我跟他们的交流很少了。南都：他们算是已经接过季先生的衣钵了吗？钱文忠：当然，当然，绝对比我强10 0倍。这是真话。如果我的学习过程没有被打断，那我自以为是不会输给他们的。但是就现在来讲，就梵文研究领域，他们强我100倍都不止，这是实话。季先生的学术传统在北大流传下来了的。我完全谈不上，因为我偏离了。南都：但是你的基本功还在这儿，有点遗憾？钱文忠：会有点基本功，包括家庭的教养、后来师从季先生所学。但是现在做的学术普及工作，本身也很难。我现在越来越觉得难，比我学梵文的时候还要难。学术普及工作需要另外一种功力：面对听众的时候，怎么让他们听进去，这个很难。梵文研究领域则不需要，文章往那儿一放，懂的就懂，不懂的就不懂。我现在岁数还不大，我会集中精力做一段普及的工作。这是一种责任或者一种担当。我自己很清楚的知道，再过一段时间我还会回去做非常冷僻的、专门的题目，我也一直在做准备。比如，我想把中国思想史和中国佛教史用一种通俗易懂的方式写下来。我都写了两稿了，很难。很多学者看我在《百家讲坛》做学术普及工作，觉得可惜、浪费，有的人觉得活该、或是说我要追逐一些世俗的名声。他们说我是可惜了，这是对我的厚爱；说浪费了，这是把我看得太高了；说我是追逐世俗的名声，我也完全理解，因为我确实得到了世俗的名声，这是事实，不能否认。这我都理解。但是这些批评都忽略了：学术普及工作更是一种挑战。我是做了这个工作，我知道甘苦。

同题问答1、对你影响最大的书有哪几本？我最怕回答类似开书单之类的问题，我是相信“开卷有益”的。书，只要读过，总会对自己有影响。非要问“影响最大的”，那么，除了公认的古典以外，中国现代学者王国维、陈寅恪、钱穆、汤用彤等等先生的著作，我不仅精读过，而且还反复精读过，现在也随时会拿起来读。可以说，我是下过一些笨功夫、死功夫的。国外学者的重要著作，我也读过一些，有的也下过些功夫。你认为，要做好学问，最重要的是什么？真正的、由衷的兴趣和喜爱，要有寻幽探险、从容含玩的心境。此外，尽量不要将学问仅仅看做是达到某个目的的工具或者敲门砖，做学问本身就是自己选择的生命方式，就是目的。你个人最满意的著作是哪一本？没有。岂只是不满意，而且是极其不满意。我想，我不会对自己的文字感到满意的。研究工作要经常到深夜吗？工作习惯是怎样的？我习惯晚睡早起，特别安安静静、自由自在的随意随性阅读，一个人发发呆。学术研究之外，有什么业余爱好？除了和书有关的，我还真说不上有什么其他的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