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不管你愿意不愿意,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自己的 Narrative 中. 我们甚至不能够选择我们要生活哪一个 Narrative. 我们脑中的 Narrative 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中一遍一遍的回放着, 不断被强化. 我们通过这 Narrative 去理解世界, 决定如何行为.
@简里里 曾经跟我说过一个心理治疗上的观点: 儿童在5岁的时候, 很多观念就已经固定了. 这在幼儿园里能够观察到. 孩子们在来到幼儿园之前, 他们生活在各自的家庭. 他们的家庭, 就是他们世界的全部. 当他们来到幼儿园, 他们自然的认为幼儿园里的世界, 和他们各自家庭的世界是一样的. 一个家里管教严厉的孩子, 在幼儿园里也是胆小谨慎. 一个家里给以安全感和鼓励的孩子, 在幼儿园里也是大胆敢于冒险. 虽然是同样的幼儿园的环境, 这些孩子们以各自的 narrative 解读着.
比及我们成长为成年人, 我们脑中的 narrative 是如此的根深蒂固, 我们无法察觉它的存在, 和对我们的巨大影响. 对我们来说, "世界就是这样". 我们就像生活在水中的鱼, 浑然不觉.
成年人如何能够意识到自己脑子里的 narrative, 考察之, 甚至去改变自己的 narrative? 我的经验是, 只能让别人帮助自己判断. 去求助于那些能够坦诚相告, 又熟悉你的好朋友, 或者有专业训练的心理咨询师.
我最推荐的方法, 是从自己亲密关系 (男朋友或者女朋友) 的人那里得到反馈. TA是你朝夕相处的人, 同时又了解你的人生经历, 往往能够有更深刻的洞察.
我有一次特别鲜明的经历, 印证这点. 当时我在给女朋友讲述大学时候发生在我身上的一个故事. 当我激动的讲闭, 女朋友说, 这个故事让她突然理解了我的所作所为, 包括创业去做点名时间, 对教育的态度, 对生活的热情.
我听了恍然大悟. 这个故事, 虽然我并未察觉, 但多年来就是我脑中的 narrative. 以下就是当年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

7.
我在美国上大学的时候, 突然对西方古典音乐产生了兴趣. 而且不仅仅是欣赏, 我想学弹钢琴!
于是我跑去学校的音乐系. 找到系里的 department secretary, 问有没有可能跟某位教授学习演奏课. Department secretary 是位和蔼的大妈, 向我解释: 系里课是给已经有相当演奏功底的同学开设的, 如我这样, 以前完全没有碰过钢琴, 不识五线谱的初学者, 实在没有合适的课程.
虽然失望, 但是这结果也并不很意外. 我大约也料到大学里专业的院系恐怕不会接收我这样从零开始的初学者. 我谢了她, 离开了.
过了几天, 她来了个电话, 说系里的教授虽然教不了, 但是系里的学生很多已经有很高的演奏水平. 她帮我问了问, 有位大四的主修钢琴表演的同学愿意给我上课. 但是这不是通过学校系里, 而是同学间私下的事情, 要按课时收费.
当我听到这些课程的价格, 刚刚燃起的希望就又破灭了. 每节一小时的课程需要几十美金. 一个学期大约要近千美金. 对于靠奖学金和勤工俭学, 每个学期之初都要仔细的打点一学期的收入支出, 一不小心就会青黄不接的我来说, 这是一笔无法负担的费用.
没想到过了几天, 她又打来电话到我宿舍. 我接起电话, 她就高兴的说, 我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
原来是是我大学所在的小镇 Swarthmore, 有一群退休的老头老太太, 热爱古典音乐. 他们组织成一个小社团, 每逢学校的乐队演出, 他们就结伴来听, 也由此与学校的音乐系很熟悉.
Department secretary 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说起了我的事情. 这帮素不相识的美国退休老头老太们, 听说了我的事情, 讨论了一下, 觉得一位来自中国的青年学生对学习音乐的热爱, 要支持. 于是他们在自己的小社团里介绍了这个情况, 大家力所能及, 20, 30美金的捐助一些钱, 共凑集了800美金, 资助我一个学期的钢琴课程.
“你接受吗?” Department secretary 在电话上给我讲述了这笔钱的由来, 然后问到.
我感动的热烈盈眶, 简直无法相信这件事情. 当我想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就有一群素昧平生的人, 毫无所求的来帮助我.
我接受了这笔钱, 开始了我的音乐课. 后来, 那个音乐社团的负责人, 一位老爷爷, 找到我, 希望能够邀请我做个采访, 刊登在社团的小刊物上. 我当然欣然同意. 我还记得从学校走出来, 按照他所给的地址, 在他家做的采访. 我和老爷爷对坐, 聊了大半个下午, 讲述我怎么从中国来到美国求学, 为什么喜欢音乐, 以后想要做什么. 我记得他后来把文章发给我, 其中说到 “何峰一边说一边挥动双手. 他的手和他的话, 一起讲述他的故事.”
这件事情过去十年多了. 十年后我第一次讲起这件事是在北京的一个晚上, 跟我的女友聊天的时候. 讲着讲着, 我激动的起来踱步, 就像那天接到 department secretary 电话一样热泪盈眶.
当故事讲完, 女朋友对我说, “现在我懂了你为什么做你做的这些事情.” 我知道她是对的. 当年一个学期的钢琴课并没有让我成为音乐家. 但是, 我收获了一个珍贵的得多的礼物. 十年以来, 这个故事成为我脑中的 narrative, 不曾一刻远离我的每一个人生决定, 就像它将一直影响我未来的选择.

给看到这里的人

我为什么是个悲观主义者

一、
入职以来我常常被问到自己究竟在工作上从事什么任务。被问的次数多了，我已经形成了一套固定的答案，每次都会讲出下面这段话来：

你平时访问纽约时报之类的网站，有没有注意过他们网站上所显示的广告？那些广告并不是在网页上固定好的。事实上，当你打开网站的那一瞬间，那里其实是一片空白。网站得知你正在浏览这个网页，就把你这个浏览者的信息，包括你上网的地址，使用的浏览器，你以前是不是看过或点击过相同的广告，你正在浏览的页面的内容，还有许多其他类似的数据都整理出来——所有这些信息事实上已经可以用来对你这个人的特征做出一个相当准确的刻画了——发送到我们的服务器上，我们根据这个信息推断出你可能会对哪些广告感兴趣，然后联系这些广告的代理商们，告诉他们有这么一个人此刻正在看的网页上有一个广告栏位，问他们愿意付多少钱来张贴自己的广告，等他们一一报价之后，我们把报价最高的那则广告贴到网页上的那个空白栏位上。这一切都发生在不到几百个毫秒的一瞬间，等你作为用户看到那个广告的时候，不会意识到所有这一切，只会以为那个广告一开始就在那里。而事实上它是为你定制的。
这就是我的工作。

一般来说听者都会对这个答案很满意，话题也就可以结束了。但是有的时候我会忍不住多问一句对方：你有没有觉得这件事很可怕？
我所指的并不是关于隐私权之类的陈词滥调，而是 Cass Sunstein 在 Republic.com 这本书里谈论过的那个话题：让每个人只看到为他的偏好所定制的世界，会不会导致社会的分崩离析？他的论点是：社会的整体自由依赖于一个公共的讨论平台的存在。对每个人来说，他们都需要在这个公共的环境里接受别人的讯息，这些声音也许刺耳，也许粗糙，但是这个彼此磨砺的过程是维系社会的必要条件。在传统社会里，尽管每个人的观念不同，但大家看到的世界至少还是同一个模样，这逼着大家学会忍耐这个世界里和自己的观念不符的部分。而一旦每个人可以定制自己的视野，他就会放弃倾听、宽容和讨论的责任，只是躲在自己的天地里任性地选择自己喜欢的声音。长此以往，每个人都会沿着自己的方向走向极端，他把这个过程称之为社会的极化（group polarization）。
他写这本书是在 2001 年，那时的互联网世界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还只是一片荒芜。那时还没有订制广告的商业模式，也还没有订制的网络电台和订制的搜索结果页面，没有占据社会中心地位的社交网络平台，「拉黑」这个词还不不存在。
而今天所有这些都有了。

二、
去年年底美国最大的新闻之一是康州的校园枪杀案。那段时间所有的电视台都被这一事件所覆盖，话题不外乎是枪支管制与宪法规定的持枪权的争论。每家电视台差不多都有自己的立场，但是出于平衡报道的义务，他们至少也都也会邀请不同立场的嘉宾来发言，虽然最后往往演变成主持人和嘉宾的口角。
我自己是坚定的禁枪派，但是在这些节目里，我也听到了不少拥枪派的声音。最大的感受有两点：

第一、无论在我看来对拥枪派怎样有力的责难，对方都能从逻辑上抵挡得住。这其实并不奇怪，两派声音已经争执了几代人，要是有任何一方有明显无法自圆其说的漏洞，这争论早就该结束了。一种意识形态的辩论持续了这么久的结果是今天电视上所有的论证、辩难、攻击、防守，事实上都早已经被前人演练过无数次了。

第二、尽管我努力说服自己倾听不同意见是公民的义务，我发现我还是很难心平气和地听进去拥枪派的声音。我会抗拒，会排斥，会换台，而且尽管我听了很多诸如 NRA（美国步枪协会）这样的极端拥枪组织的声音，却并没改变对他们的观念，或者确切的说，对他们的厌恶。

我想这是人之常情。无论道理怎么说，毕竟没有人会喜欢听和自己格格不入的声音。我会尽量关注各种不同类型的友邻，但是终究不会去关注那些在我看来是成天胡扯八道的人。我很喜欢看乌有之乡，但那只是因为觉得好玩儿，并且他们不正常的程度保证了他们事实上不会对我的信仰构成任何挑战。换成环球时报，我就绝不会津津有味地看下去。
宽容之所以是一种美德，就是因为它实际上极难做到。「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同情之理解，理解之同情。」这些都是很好的观念，但总是需要一点克己复礼的勇气才能实践。何况，如果社会大趋势真的是分崩离析，那作为社会里的一个原子，所能做的事似乎也相当有限。

于是我是人妻了

前几天小A回家说：“我们去买个戒指吧。”
我问为什么。
原来是他的老板告诉他：“反正你也结婚了，把婚戒戴着，别让客户以为我们公司让单身主义的小愤青负责案子。”
我们没有婚戒，因为我们没有结婚。
爱他就要帮助他，因为小A在一个如此世俗、保守主义、以貌取人的行业里工作，我们就要表现出和那些人一样的世俗、保守主义。
去买戒指的时候，才知道没有人只买婚戒，女方要有一个钻石的订婚戒指，和一个在婚礼上套上的指环。
卖戒指的人说，既然一步到位，可以把钻戒和婚戒焊在一起，直接一起戴。
小A扭捏地问，要不要他先买个钻戒求婚。
我说：“难道你连智商底线也放弃吗？”
于是我们买了两个环。
回家一起戴上，两个猫看着。

初次见面，是我大三时当二房东，小A来租房子。
长发、一脸胡子，洗掉了图案的T恤，牛仔裤，一个破书包。
当时我跟女友这么形容他：“一个长得像马克思的哲学系小左。”
虽然偶尔买花偷偷摆在我的房间，但是那张马克思脸实在让人没情绪。
夏天到了，小A热得不行，把留了大半年的胡子刮掉。
那下面竟隐藏了一个清秀的小受脸，于是推倒之。
这就是一见钟情吧，世界很大，两个人却像在独木桥上相逢。不可避免、没有选择。
不过那时候，我们都没想到会走到这么肥皂剧的地步。我们只是一起养了两只猫。
然后我们协商了一个开放的恋爱关系。开放的意思是，只要不骗别人，只要别人接受，尽管自由地爱别人吧。
当时他在看《存在与虚无》，我在看《第二性》。两书的作者——保罗•萨特和西蒙•波娃就是开放的恋爱关系。萨特和波娃决定先在一起两年，觉得好再续约，这期间两人恋爱自由，但是要把彼此当做最重要的人。然后，这段关系持续了两人一生。
每个人都会谈自由，每个人都希望别人给自己更多自由。可是你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别人最大的自由了吗？
人生已如牢笼，何必再画地为牢。如果小A不再是我喜欢的那个人，我也不再想和他生活在一起。反之亦然。
如果你哭，我瞧不起你。如果我哭，打一巴掌让我醒醒。
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