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卖的吗

前言
我27岁。我在德国最好的球队拜仁踢球。我是德国国家队的后卫，这支球队是由很多前景光明的年轻球员组成的，我期待与他们一起赢得在波兰和乌克兰举办的2012年欧洲杯。我的职业生涯已经到达了一个高点，但前方还有许多目标要实现。
如果我是一个年轻球员，我自己会很愿意读这本书。这是一本描述如今的最高端的足球如何运转的书。
因为一个现代的球员不仅知道如何踢球。他必须从细节上开始计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与不同的老板、教练和球员交流，去适应不同要求的战术体系，与挑剔的媒体打交道，过一种公众人物的生活，明白作为公众人物所需要担负的责任。
我为这本书选择了“细微的差别”做名字，因为通常都是细节决定了一个职业球员最终有一段伟大的职业生涯或者只是沦为平庸。具体是那哪些细节，将在这本16章的书中描写。
我在每一章中都提前写出了重点，这是我要特别处理的内容，也是每一个想更好的了解足球的运动员和读者要知道的核心问题。在一章的内容中，会有相对应的内容，我会讲述我职业生涯中的一些关键时刻中发生的事情 - 因此在每一章的前言中提示了人们从这些内容中可以获得什么收益。
这本书是在我眼里的现代球员的画面。这是一项充满挑战的职业，多姿多彩，远远超过了人们在电视机前看到的一场比赛的内容。
这是个美妙的职业，我梦想中的职业。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这个职业和足球这项运动的多姿多彩，能够更好的被理解。
菲利普·拉姆 慕尼黑 2011年6月14日

第一章 在正确的时刻说“好的” - 六个月从丙级联赛到国家队
关于把握机会-在关键时刻的柔性-小心谨慎的注意细节-学会自信-挑战不可能的事情
我的电话响了。
“喂，你好？”
“这里是马加特”尾音拖得好像手风琴一样。
马加特？那个马加特？这肯定是我第一次无言以对。
“菲利普？”
“马加特先生？”
“我想把你带到斯图加特来。”
一时间我的脑子都无法转动了，只能一下子屏住了呼吸。
“考虑一下”，马加特说完挂断了电话。
考虑？考虑什么？我19岁，刚刚随着拜仁预备队打完了最后一场丁级联赛，然后马加特给我打来了电话。在很长一段时间的低迷之后，他终于将斯图加特重新带回了冠军联赛，他正在在下个赛季组件球队，而他希望我能在其中。我必须理清思绪。我现在在拜仁预备队踢了两年的右边路，很显然现在应该有些变化了。这个赛季结束之后我就会成为职业球员，这白纸黑字的写在我的合同里，两年前我就已经签署了。但是从预备队到拜仁的职业队，这是巨大的一步，尽管一线队的训练场就在我们的旁边。我们每天都能听到他们在大喊，在大笑，在气喘吁吁。
拜仁的球星们。斯芬博格、埃尔伯、哈格里夫斯、卡恩。我不会想他们也只是踢足球，我非常非常的尊敬他们，有时候，我们中也会有人被叫到一线队去，因为他们在训练比赛中需要人，尽管有机会跟他们一起比赛，但是这又代表了什么呢？我们中的一个跑去参加，还没有来得及适应一线队的速度、力量和感觉，就又回到了预备队，根本没有机会去展示，他也有能力成为其中的一员。。。
“机会”是个问题。我知道在我与一线球员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差距。如果我能与最顶尖的球员一起训练，如果我能每天观察最好的球员的腿部动作，如果我能有机会每天都在训练中与他们较量，我可以证明我能达到球队的要求，我能在与最好的球员共同训练中变得更好，我有能力代表拜仁出场。
但我没有什么机会在一线队表现自己。2002年11月，我在对朗斯的冠军杯比赛中替补出场，距离比赛结束只有两分钟。拜仁早已经出局了，两分钟的时间里，穿着29号的我在上座率不佳的奥林匹克球场中也没有什么表现。
这也关系着很多的钱。如果我能在一线队获胜，我就能得到奖金，这要比我在预备队一个月的收入都搞。当我被替换上场的时候，一切看上去还很好。福伊尔纳刚刚为球队取得了3比2的领先，但是一分钟之后梦想就结束了。对手扳平比分，奖金没了。
现在看起来在还没有什么机会在拜仁一线队获得一席之地，而马加特要请我去一家与拜仁一样可以参加冠军联赛的俱乐部。
每天与一线队一起训练。
自己也成为一线球员。

我打给我的经纪人。罗曼建议我去。我们与拜仁见了一面，拜仁俱乐部同意我租借去斯图加特。我们开车去斯图加特，马加特非常聪明，十分的友好。他说，他要我是为了右边路，这个位置属于辛克尔，德国国脚。马加特说，你也可以踢右中场，或者辛克尔去踢中场，你踢后卫。我总是只听到“踢球”，其他的我都不想。能够稳定的在联赛中获得出场机会，如果有可能的话还可以成为主力，这就是向我这样的19岁球员的梦想。在与马加特谈话之后，我相信他是真的希望得到我。我有机会上场踢球，经常性的。然后我与罗曼又商量了一次，与我的父母谈话，最后我答应了。
在斯图加特的第一天训练，我必须向每一个人介绍我自己。没有人认识我，除了三个在国青队我就认识的队友。“你好，我是菲利普·拉姆。。。你好，我是菲利普拉姆”
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储物柜，我的左边是希尔德布兰特，他已经入选过国家队了，右边是迈斯纳。我可以自己选择一个号码，我选了21号
在更衣室里的气氛还有些僵硬，有人问我是不是搬完家了，我回答说：“是的”。更多的回想不起来了。
但是在训练场上，我心里的一块大石落了地。我知道我踢球的水准不错，我想知道，我是否能与那些经验丰富的球员站在一个水平线上。
训练很严格。一对对而对，我属于二队，我用了几点时间达到正常水准，但是我听到教练在喊“菲利普”。
马加特在教练中已经赢得了很高的声誉，他叫我站到整个队伍前面，“你应该多跑动“，他大吼着命令说：“积极的参与到比赛中。”
我垂着脑袋跑回了场地，脑子里充满了挫折感。有一个蒸汽机车压过我的脑袋了？不过训练之后队友告诉我：“别太认真，教练只是想帮你，所以才这么做的。”好的，我想，没问题。他这样批评我，是因为他将我当做其他的球员一样对待。我对他来说不是一个年轻球员，而是真正的球队的组成部分。他只是希望我能努力，Okay Okay。
我振作精神，才训练中全力以赴。教练不再对我说什么，也就是说我的表现合乎要求。很快队友们开始跟我开些小玩笑。玩笑是球员们沟通的方式。几天之后，训练场上的陌生感就消失了，可以想啥说啥，大部分是谈足球。队友们一个接一个的来找我，他们想知道在拜仁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2003/2004赛季在8月3日开始了，我们客场对罗斯托克，我进入了大名单，但是不在首发阵容。在我的位置上，辛克尔是不可动摇的主力右后卫。他表现的十分稳定，我坐在替补席上，带着复杂的感觉看着这些。当然，我希望球队能获胜，但我也希望在胜利中能有我的一份力量。
我能代表斯图加特第一次出场，是因为一对护腿板。下半场教练将一群球员叫去热身，我也在其中。上半场依靠萨比奇的进球，我们1比0领先。现在教练希望能确保优势，他换下了迈斯纳，但是他原本准备换上场的球员还没有绑好护腿板，教练慢慢的走到替补席。
马加特说：“不，你别去了”，然后示意让我上。
我准备好了。迈斯纳在比赛前就对我说，上场的机会随时可能会到来，我一坐在替补席上，最好就立刻绑好护腿板。谢谢你的提醒，西尔维奥。
球场的解说员说：“7好迈斯纳下，接替他的是21号拉姆。”
听起来真不错。我提左中场，这不是我的位置，但很快我在这边就有了一次表现的机会，我从对手脚下断球，迅速的向前穿，这是一次快速的进攻，萨比奇打进了他的第二球。现在我们不会再给对手机会了，比赛也结束了，所有人都很满意，只有因为护腿板而丧失了上场机会的队友的恼怒。
在接下来的几场比赛中，我总是获得短时间场上的机会。大部分时候都是在辛克尔的前面担任中场。在一场杯赛中文策尔受伤，教练问我：“菲利普，你是不是能踢左后卫？”
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立刻说：“没问题。”
这是非常冒险的，作为足球运动员，我从没有踢过这个位置。但是我应该说什么？我不干？我真的要轻易的放弃这次出场机会？我踢了半场的左后卫，并不出彩，但也没有出问题。
两轮比赛之后，我作为左后卫在对多特蒙德的比赛中首发：当时我还不知道的是，未来五年的时间里我都要踢这个位置了。
斯图加特有一只很强的队伍。马加特知道他要组建一支什么样的球队。一个完善的后防线，赫莱布在中场有很强的组织能力，还有很多像愿意为这支球队付出全部的年轻人，就像我这样。
与联赛同时开始的还有冠军联赛。我们在一个很强的小组中，对手有曼联，流浪者和帕纳辛纳科斯。首战输给格拉斯哥的比赛我没有出场，但是曼联来到了我们主场的时候，我已经有两场联赛首发的经验了。
但是联赛和冠军联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级别。曼联的全部球星都来了，斯科尔斯和吉格斯在中场，后防线上有费迪南德，锋线上是C.罗和范尼斯特鲁伊。我不确定教练是否相信，我能对抗欧洲最强的锋线。
但是在训练中情况很好。对1860的比赛我表现得很出色，甚至还助攻了一次。我也得到了很好的回馈，让我十分振奋一些在更衣室里的玩笑，这听起来是一种认可，对我来说比媒体上给我打的高分更有意义。我很快意识到，读那些体育页面花掉的精力，比你从中得到的还要多，因此我不太在意那个。我已经得到了最重要的。
队友们知道我能做到什么，教练看到我了能适应联赛层面上的竞争。我想我成为联赛主力的目标变得越来越近了。

好！

2 绕过栅栏成为职业球员
始终保持对足球的乐趣-相信自己的感觉-总是考虑到下一步-不要设定太高的目标-将弱点变成优点-成为球队一部分的乐趣-了解自己的机会-寻找真正的支持
在一开始，我们输掉了每一场比赛。有时候比分很大，有时候比分很小，我们甚至无法获得一场平局。
我开始混淆了。相比输球的苦恼，足球比赛是否能带给我更多的快乐？或者我对输球如此在意，未来我是否会失去对足球的兴趣？
我五岁的时候，幼儿园的小伙伴站在我在诺豪森的家门口问：“菲利普是不是能跟我们一起去训练？”。
我的母亲一如既往的笑着说：“只要他愿意。”
好的，我当然愿意。我第一次去参加FT Gern的训练，然后给这个俱乐部里数量庞大的拉姆家族成员又增加了一个。
我的爸爸在FT Gern踢球，我的叔叔在FT Gern，我的祖父也在这里踢过球。我的妈妈很快也会坐在FT Gern的办公室里帮忙，照料看看每一支青年队有什么需要。FT Gern的训练场地距离我们在诺豪森的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
大家也可以说，我去这家俱乐部的道路早就已经铺好了。
其实我只是想融入进去。我家对面有一个奥林匹克公园，总是有一些年轻人在比赛。一个由孩子组成的群体，一个足球，两座球门：还有比这更美妙的么？
FT Gern在地区联赛比赛，我的爸爸很有天分，1860队想要他，但是相比参加乙级联赛，爸爸更希望周末能留在家里。
足球是我们家的不可分割的部分，但没有什么雄心壮志。唯一在足球上有野心的看起来只有我。
在我加入新俱乐部的第一场输球之后，我变得比以前更投入。我一定要做到。在训练中我感觉到，我比其他人更轻松的明白要如何处理球。我射门很好，我几乎能停住每一下球。即使球不总是在我的脚下，我也总是能比其他人更多的得到传球。没用多长时间，我就成了球队的重要一员。
我喜欢这种感觉。但我更喜欢的是，我们不再是轻易输球的弱旅了。我们经常能拿到平局，日子好的时候还能获胜。
我的队友都是我的好朋友。如果我们不在一起踢球，也应该会在其他地方一起玩。但是我们没有时间去干别的，学校和足球占用了我们全部的时间。
在慕尼黑的足球场边，总是有来自大俱乐部的球探在转悠。他们观看所有青年队的比赛，试图寻找有天分的年轻人去他们的俱乐部，很多人的职业球员生涯都是这样开始的。
我刚十岁后的一天，一个很友善的男人在场边与我说话。他很欣赏我带动球队向前的能力。他问我是不是能在旁边的一块场地上再踢一会儿？
我的爸爸和两个朋友，我们一起在旁边的场地上又踢了一会儿。那个人认真的看我们如何处理球，如何停球和继续比赛，然后他提出了请求，我是否有兴趣去慕尼黑1860队踢球？至少参加一次试训。
“嗯”，我说：“不知道”。
但是我对慕尼黑1860如何训练很感兴趣。尽管我确定并不想离开FT Gern，但我还是去Giesing参加了试训。
我看到的第一个东西，是球门后的一个栅栏，上面有一个大洞。我说：“不，我不想在这里踢球。”
几周之后，我们在U12联赛中遇到了慕尼黑1860，正是我不想参加的那支球队。我们输了2比7，但我打进了我们队的两个球。
一年后，在一场比赛之后，又来了一个我不认识的人。
“你好，菲利普。也许你有兴趣，来拜仁的U11踢球？我是那里的主教练。”
现在回答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容易了。我对足球有了更多的想法。我已经不满意那些习以为常的失利，随着FT Gern一起是无法赢得更多。嗯。
带着迟疑的态度，我回答说：“我不知道。”
但是教练很执着。他与我的父母谈话，他们挺高兴的，但是他们在等着看我的想法，我会怎么说。
他们回答说：“我会给您打电话的。”
教练不那么轻易放弃，他对我抛出了一个无法拒绝的诱饵。“如果你来参加试训，那么你可以去奥林匹克球场当球童。”

随着U19国家队，我在挪威参加了欧洲锦标赛，我的父母第一次去斯堪的纳维亚。这里的物价之昂贵，把他们吓坏了。
我们赢得了小组赛，我在对英格兰的比赛中打进了一个头球，之后我们打进了决赛。决赛是唯一我没有能出场的比赛，我们遇到了西班牙，0比1输掉了。进球的是那个费尔南多·托雷斯。在我的职业生涯里，有个时刻让我重新响起了这场比赛。（是08年欧洲杯决赛？）
从一个俱乐部的青年队进入职业队总是很困难的。职业足球与青年队的比赛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青年队每一年都会吸收下一个年龄段里最好的年轻人，但职业队的教练们会在转会市场上寻找他们想要的球员。
在拜仁，要从青年队进入一线队更是特别的困难。拜仁的俱乐部哲学是，将德国最好的球员带到慕尼黑。自己青年队培养出来的年轻球员必须特别的出色，才有可能得到机会。
也不是立刻就非要进入拜仁。与我一起比赛的很多球员都在期待他们的机会，比如特罗霍夫斯基，米西莫维奇、福伊尔纳、黑勒，我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国家青年队的球员。他们都全力以赴为了一个目标，要变成更好的球员。偶尔地方报纸上会有关于青年队的文章，总是会说萨贝那大街正有黄金一代成长起来，这就是说我们。
拜仁的训练基地有很多块训练场，主楼前面的属于一线队，里更衣室更远的是预备队和青年队训练。
经常有一线队在比赛中需要人的情况，助理教练会穿过栅栏来找预备队的主教练格兰德，要找一个球员临时顶替。
格兰德知道，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好机会。谁能够与一线队一起比赛，可以得到双倍的收获。首先他可以看到埃芬博格，埃尔伯和其他人，其次他有机会让主教练认识样子。谁知道呢，也许未来有一天。。。。。。
有一天一线队只剩下7名球员和两个门将，其他人都去了国家队比赛，一名助理教练来到我们的栅栏边前说：
“我需要个球员，老虎。”为了能有两支球队打对抗，他们还需要个人。
被所有人昵称为“老虎”的赫尔曼指了一下我。
我们大概只踢了五分钟的五对五比赛，然后一个球员受伤回了更衣室。教练对我说了声谢谢，但是现在他不再需要我了。
回到预备队时，这里正在进行一场比赛，八对八。老虎看着我问：“你在这里做什么。”
我告诉他刚才发生了什么，然后问：“我能上场么？” 格兰德回答说：“不，我们现在不需要人。“在预备队和一线队之间的门槛是很难跨越的。
有一天，马库斯·胡斯特尔问我，是否已经有了一个经纪人。马库斯15岁就来到拜仁了，我们之间关系很好，现在也是好朋友。我说：“没有。为什么？”
马库斯反问说：“你懂合同么？你知道俱乐部给一名有预备队合同的球员支付多少工资么？
我不知道，我也不懂合同。
于是马库斯为我约了一个人，这个人不久之前成了他的经纪人。我们一起去吃披萨，我对他印象很好。这个人很能干也很友好。我想，第二次会面的时候，我们可以合作。
第二天训练的时候，我对我们的一个工作人员讲了与马库斯的经纪人会面的事情。
他回答说：“啊，但是你与罗曼谈过这件事情了么。”
罗曼，我们的教练，他也开始为年轻球员做经纪人了。“我给你个建议，在你做决定之前，跟罗曼谈谈。”
于是我去见了罗曼，我认识他很长时间了，我知道他对足球的理解，他期望的足球是什么样子的。我很相信他，我们很快达成了一致。我们握了手，他成为我的经纪人，我们之间不需要合同。直到今天我们之间也没有签订过合同。
第二天我给马库斯的经纪人打电话，拒绝了他。
不久之后，罗曼就为我争取到了一份更好的合同，之前那份还是我自己签的。合同从两年期变成了五年期，我每个月的工资比原来多出了1000马克。2002年到2004年我会代表预备队参加丙级联赛，然后有三年的职业合同选择权。
我以中等水平结束了学业。在我开始考虑其他职业之前，我打算试试在足球这条路上能走多远。当时我最重要的老师还向我的父母强烈建议，让我去学点可靠的手艺。
在随着U19获得冠军之后，我进入了拜仁预备队，参加丙级南区的比赛。教练让我担任右边后卫。与我一起的是米西莫维奇、霍夫曼、弗吕格勒、胡斯特尔、福伊尔纳、维塞尔斯。经常有一线队的球员加入我们，有时候他们是需要寻找状态，或者是伤愈之后需要积累经验。我踢了一个不错的赛季，然后是又一个。
当我在斯图加特成为职业球员之后，我的老师又一次联系了我家。他祝贺了我的父母，而且几乎以接近道歉的语气说，他没有正确的看待我踢足球的天赋。

第三章，太好了，你在这里--在国家队的第一个赛季
新老国家对-年轻球员的地位-球队如何划分责任-为什么德国队踢不好热身赛-被媒体嘲弄意味着什么-从一届糟糕的杯赛中能学到什么-赢球或者输球，哪个意味着更多？-从谁那里能得到真正的肯定-树立公开目标的技巧
我第一次去国家队报到是在2004年2月，坐火车从斯图加特去法兰克福。我与库兰伊和辛克尔坐在一个车厢里。斯图加特的年轻风暴正在吹进国家队。
在酒店里，我们与国家队的大部队会合。沃恩斯到了，还有诺沃特尼、哈曼、巴拉克，当然还有卡恩。
“太棒了”，我想：“是Titan。”不知怎么我对他非常的尊敬，甚至有些害怕。其实我在拜仁被从预备队叫到一线队去参加训练的时候，就已经认识他了。但那时候除了礼貌上说你好或者再见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交流了。我努力别做那些会让Titan把我吃掉的事情。现在我与他一起进入了德国国家队，而七个月之前我还在丙级联赛踢球。
我转了一圈，向每个人问好。非常的有礼貌。国家队主教练沃勒尔说：“太好了，你来了。”
我也这么想。谢谢你，教练。
当我觉得有人会因为我是新人而特别照顾我的时候，我失望了。老的国家队球员们已经经历了很多次这样的碰面：启程、进酒店、两三堂训练课、去比赛地、国家队比赛、回程、再启程回去俱乐部，一切按部就班，他们尽量让这个过程变得舒适。我们有很多欢笑，但我没有说什么笑话。我们这样的年轻球员-包括辛克尔、希尔德布兰特、弗里德里希、库兰伊和我-低调的凑在一起，就呆在那儿，不说太多，只做别人让我们做的事情。
在国家队的训练令人震惊的轻松。我已经习惯了马加特的训练方式，他在每堂课上都强调，足球是一项困难的、不停歇的工作，但我从没有想过在国家队的日子是如此的轻松。我们绕着场地跑一两圈作为热身，做一些伸展运动，围成一圈开始练习传中和射门，之后进行一场小型的比赛。我感觉就好像是一群朋友放假出来踢球玩。在训练之后没有人说话，老球员们不会管年轻球员的，也没有什么训练用具，看上去教练觉得一切正常。
我们在客场对克罗地亚。这场比赛在斯普利特举行。除了那些在德甲中就认识的球员之外，我们对对手了解的不多。也没有人想去了解对手。赛前没有什么战术讨论会议，我能记得的唯一会议就是沃勒尔宣布首发阵容，我被列入了首发左后卫。
惊讶!第一场比赛就进入了首发阵容。
我们2比1获胜，我表现的很不错，在比赛之后教练走过来，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说：“不错，菲利普。”
我说了在这些天里一直说的话：“谢谢，教练。”
主场3比0击败比利时的比赛，我也是首发，客场对罗马尼亚我打进了第一个国家队进球，但是在一种非常糟糕的情况下：罗马尼亚此时已经5比0领先，我的进球就是通常所说的“尊严进球”。但是这个我在终场前三分钟打进的球，丝毫遮盖不了我们遭遇的耻辱。
我们在这场比赛中毫无作为，罗马尼亚发挥的淋漓尽致。我们中卫位置上的伤病是一个原因。但这次惨败最重要的原因是心理上的，每一个足球大国在友谊赛上都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每个球员潜意识里都会觉得，这场比赛无关紧要。这样的情况下，即使他们想全力以赴，也总是会在每一次拼抢、每一次断球，总是有所保留，这些积累起来就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如果我们的球队没有做好百分之百努力的准备，只发挥90%-95%的能力，是无法应付那些可能实力上稍逊，却充满斗志的球队的。我们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这个级别，我们也从没有达到过。
90%也许能击败圣马力诺这样的最好的球员只在丙级联赛踢球的球队，但是面对那些在优秀的联赛踢球，并且愿意为了自己的国家全力以赴的球员组成的球队时，我们就不能缺少那10%的能力。否则就会遭遇到像在布加勒斯特一样的惨败。半场休息的时候已经是4比0，卡恩在半场休息的时候就要求把自己换下。
《图片报》嘲笑我们是”布加勒斯特的香肠“，第三场国家队比赛就已经是整个国家的笑柄了。在这样的羞辱之后，再回到到斯图加特看到人们的目光时，心中很不好受。我不知道在他们的眼中，我又是一个职业球员了，还是看上去像《图片报》说的香肠？我的上升速度是非常迅猛的，但我现在第一次领教到了另一面。布加勒斯特的终场哨想起，但比赛没有结束，加时赛还在继续，你是主角。
在击败了马尔塔和瑞士之后，我们在主场0比2输给了匈牙利。匈牙利的教练是老熟人马特乌斯，这场比赛也是他教练生涯中的最大成功。对我们来说，这是葡萄牙欧洲杯之前的最后一次真正的热身，我进入国家队才四个月，但看上去20岁的我将迎来第一次大赛考验，作为左后卫，我入选的机会很大：联赛中没有其他人表现的很出色。这也许对德甲不是什么好事情，但对我来说是很幸运的，这让我开始了国家队生涯，这是我都没有梦想过的。
在国家队的日子一直是我最轻松的时光。对克罗地亚的第一场比赛之前，还是很放松。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训练，除了练习从边路传中到中路，等着某个人在中路能拿到球。很有趣，但也没有什么系统。只有门将总是很紧张，球不断的从左路或者右路传到面前。
每天大概训练一小时，然后所有人都回了房间。我想当时肯定有很多PS游戏机在疯狂运转着。没有战术会议，没有对下一个对手的录像分析。也没有对本队球员的录像可以去分析和改进球队的比赛方式。唯一我们需要谈的，就是教练指出我们在场上犯的错误，我们达成一致，未来绝不再犯这样的错误。

沃勒尔的继任者是克林斯曼。与阿森纳的教练温格，丹麦教练奥尔森，或者希丁克，还有希斯菲尔德、带领希腊在葡萄牙登顶的雷哈格尔等候选人接触之后，克林斯曼接过了国家队的教鞭。
我了知道作为球员的克林斯曼，但我只在做球童的时候面对面的见过他一次。在他非常成功的前锋生涯之后，他去了美国，在那里进行体育管理工作。这不妨碍他组建一支自己的球队。
克林斯曼请了比尔霍夫担任领队，勒夫担任助理教练。他宣称，要从根本上改变德国国家队，同时也要对德国足协进行改革。他也提出了几个关键词，听起来很棒。未来我们要踢的是“强力足球”，比赛风格要比以前更具备攻击性，要快速向前。速度与激情。
我有一点怀疑，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当新的东西来到的时候，人们总是会有点怀疑的。一个新教练总是先阐述他们的想法。
新的教练，新的喜好，新的压力。每个教练都要先了解你的能力，考虑你的位置。你必须在需要的时候有出色的表现，否则你就要出局了，这一切的速度非常快。如果你第一场比赛表现很好，第二场表现不好，那第三场比赛就会处于压力之下。你不能轻易受伤，不能在错误的时间生病，在你成为主力球员之前，这一切都会成为影响你的因素。
我想我的机会很大，即使新的主教练来了。我在联赛和国家队的表现都不错。但是克林斯曼是不是说过他要全面的革新球队、改革足协？也许他的阵型里没有边后卫，谁知道呢。
但是当克林斯曼在2004年八月公布了对奥地利的阵容时，我与很多其他年轻球员一起入选了。施魏因施泰格入选了，还有波多尔斯基、辛克尔、库兰伊。当新教练介绍他的教练组的时候，刮起了一股与以前完全不同的风。克林斯曼从美国带来了体能教练，他解雇了那些多年来服务国家队的人。他任命了巴拉克取代卡恩的队长位置，克林斯曼解释说，他不想让门将担任队长。
当训练开始的时候，一切突然变得可靠起来。整个教练组有明确的计划。我们跟着制定好的计划热身，然后是冲刺力量的练习。我们背着橡皮带训练肌肉的照片，出现在所有媒体上，并且成为克林斯曼开启新时代的标志。
每年克林斯曼的团队都要进行一次体能测试，每个球员的耐力、速度、灵活性和力量都要被检查-难忘的是，有的人可能需要做很多努力，也有的只需要做个引体向上就行了。
克林斯曼和他的队伍搜集很多的数据，他们通过从每一次训练中获得的数据和研究，建立起了球队自己的分析部门。沟通也是非常重要的内容，克林斯曼不断的与全部的球员谈话，每次谈话的内容都是关于士气的。士气是克林斯曼最重要的话题，他自己充满了激情，他也试着将这种激情传递给我们。快速的比赛，漂亮的比赛，进攻的比赛，获胜的比赛，这是新德国国家队的主题。
勒夫在第一堂训练课上就证明了自己是出色的战术专家。我们一起看比赛片段的录像，特别是自己的动作和犯下的错误，这让我感觉到受益匪浅。
我们防守球员主要跟着勒夫训练。克林斯曼自己是前锋，主要带着攻击球员。在训练项目上还有传球路线，通过这些可以从开球门球开始，尽快的将球送到对方的门前。
团队感也被增强了。比如说我们有的比赛是11对零。我们的对手只是一些真人大小，不同颜色的摆在场上的道具。球员们必须用传球穿越对手的阵型，穿过中场，送到边路，传中之后再射门。
防守上也用了这个方法。所有人都必须关注着整个球队，每个人的位置都与其他人息息相关。球队站在一个位置上，教练喊：“球在黄色的人那边。”整个球队必须按照相应的方向移动，必须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封锁住黄色的人的传球路线，直到下一个命令。
每次训练结束前的比赛都会有额外的任务-最多两次触球，两脚传球之后就必须向前传，或者类似的要求。突然之间国家队的训练充满了挑战，要求很多也很有娱乐性。
比尔霍夫，他获得了企业经济管理硕士的学位，自己曾经是意甲的最佳射手。他用自己作为职业球员的感觉，为国家队创造了一个安乐园。突然之间，所有的国脚在训练之后都有其他事情做，而不是立刻消失在房间里去打电脑游戏。
除此之外，教练组在第一次与球员们见面的时候就树立了一个很有野心的目标。克林斯曼用他带了点美国色彩的施瓦本方言说：“我们想要在本土世界杯上拿到冠军。”
在这个时刻，也许不是所有的国脚都相信这一点。但是每个人都听出了克林斯曼的愿望，他想给世界一个信号：这里的改变可不是小事情。
作为世界杯东道主，我们自动享有参赛权，不需要参加预选赛。取而代之的是我们要参加很多很多的热身赛，克林斯曼想测试所有的有可能进入国家队的球员，他要在国家队围绕着巴拉克、卡恩、莱曼、弗林斯和施耐德在未来两年建立一个新的体系。
我们击败了奥地利，平了巴西，赢了伊朗，在冬歇期前进行了亚洲行。我还能记得在韩国，我们在几乎零度的天气下1比3输了比赛，第二场比赛在泰国，就在两天之后，35度的天气下我们5比1获胜。
当我们从曼谷回到法兰克福，准备回家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想，我不需要任何的圣诞礼物，2004年对我来说已经是个独一无二的礼物了。我还不知道，在2005年我一场代表国家队的机会都没有。

第四章 至少休息五个月 - 伤病和其他的打击
注意身体发出的信号-克服打击-接受受伤-用正确的速度恢复健康-更有耐心-明白打击是不可避免的
在2004/2005赛季的冬歇期，我与几个朋友和父亲一起去踢室内五人制足球，五对五。秋季赛季过去了。我与斯图加特在最后一场比赛中与拜仁2比2战平，联赛过半排名第三。半程冠军是拜仁，他们的积分与沙尔克04相同，但我们只落后三分。
夏天的时候，萨默尔成了斯图加特的新教练，马加特转会去了拜仁。马加特是名副其实的魔鬼教练，而萨默尔则很轻松，他明确的说：在我的训练中，球员脉搏不会超过140。这在马加特时只是识一个起点。
我还是被安排在边后卫上，表现得不错。球队年轻而有激情，尽管我知道在斯图加特的日子已经数得出来，但我仍然全力以赴。我早就知道，拜仁想在两年的租借期结束之后，把我要回慕尼黑。当我看积分榜的时候，总是能看到两个内容：一个是我现在与斯图加特所在的位置，另一个是我在半年之后要回去的俱乐部的位置。
冬歇期的时候，每个球员都会用自己的方式保持体能。我回到了慕尼黑的家中，在森林里跑步，有时候我也需要找点乐趣。我与慕尼黑的一些朋友一起去踢室内足球，有的时候我爸爸也来参加。
在室内踢球很有意思，嘴上功夫与脚上的技术一样重要。比赛完全没有身体接触，没有人与我拼抢，所有人都知道，我必须避免任何受伤的可能。
突然，在比赛结束的时候，我感觉到右脚有些不对劲。没有剧烈的疼痛，而是一种淡淡的，但是让人警惕的感觉，有些事情不正常。跑动起来感觉不舒服，刚才感到的乐趣也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担心。
在淋浴的时候，一切似乎恢复了正常。但是当我坐进了汽车，我终于明白，肯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当我踩刹车的时候，脚上奇怪的感觉就越来越强烈。我没有丝毫的犹豫，直接去了医院。一个小时之后，放射科医生看着我的感觉不好的脚的X光片，说：“看得很清楚，拉姆先生。你的脚中指骨折了。”
哦，不！
我第一时刻想到的不是不可避免的手术、休息等等。我想到的是，我可能很长时间不能做我最擅长，也是我最高兴做的事情了。正常情况下，一次脚趾骨折需要休息六周时间，正常情况下还要再有同样的时间的恢复，才能够回到球场上。大概估算一下都要三个月的时间。
在当天晚上我给在斯图加特的萨默尔打电话。
“靠！”萨默尔说。
第二天我回了斯图加特。俱乐部的队医想自己看看我的伤势。疼痛没有变得严重，我感到了希望。也许慕尼黑的诊所做出了误诊。也许只是一次拉伤，休息个几天的时间。
但是医生让我放弃了这些不切实际的希望。
“第五块脚趾骨，最外侧的，骨折了。疲劳性骨折，拉姆先生。”
我坐在诊所里一张不舒服的椅子上，感觉到我的身体在崩溃。
“真倒霉”，我想，在我并不愿意的情况下，过去一年半的画面浮现在我的面前。第一次联赛登场，对曼联的冠军杯大战，入选国家队。如何在火热的第一个职业球员赛季过渡到第二个，如何逐渐适应了最高水平的比赛。现在是第五块脚趾骨的骨折，在此之前我甚至都不知道有这块骨头。
无论在一线队还是青年队，我都没有长时间的受伤过，我只进行过一次手术，但几周之后我就回到了球场上。
这次骨折对我的职业生涯意味着什么？骨折是非常棘手的伤病。你永远也不会知道，所有的伤势是否能像你希望的一样完全治愈。足球比赛的强度很高，一只脆弱的脚可能导致对比赛的感觉完全不同，最糟糕的情况下会让你一无所获。
在确诊的晚上，我与那些负面的想法斗争。如果脚再也好不了要怎么办?如果丢掉国家队的位置该怎么办？我的职业生涯是不是会迅速成为过去，就像我开始的一样快？
我无法安睡。在确诊之后，我的脚就好像不是身体的一部分了。
在第二天早晨，整天都在处理问题，这些帮助我回到了正常生活中。
首要的问题是，我要在哪里进行手术。我当时的俱乐部是斯图加特，高层希望我能在斯图加特手术。同时我也知道，夏天我就要回到慕尼黑了，这件事情肯定也应该告诉拜仁。我给经纪人罗曼打电话，罗曼告诉了拜仁。同时他得知了一名在萨尔茨堡工作的骨科专家，罗曼说：“在做决定之前，我们先去那里看看。”突然之间问题看上去有些不同了，可以解决了。有人愿意与我一起面对问题，我会重新变得健康的，我是这么想的。
我们去了萨尔茨堡，罗曼开车，我坐在副驾驶上。我相信很快能听到关于我伤势的新的看法。之前我了解了关于中指疲劳性骨折的事情。有些医生建议立刻进行手术，有些认为应该休息静养，等待骨头自己痊愈。

职业球员的原则是，他必须在任何时刻都能发挥作用。当球队需要的时候，他就要上场，并且有好的表现，无论他当时的感觉如何。他正在想什么是完全无所谓的事儿。
伤病是对这项要求是破坏性的。每个教练都希望自己的球员是健康的，球员们知道，如果他们受伤缺阵，那么就可能会失去主力位置。也许教练会改变战术体系，成绩比现在还要好。也许替补球员的表现更出色，最终成为主力，取代原来的球员。一支球队是一个复杂、不断变化的集体，这里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我自己也得益于这样一个并不令人愉快的例子，因为队友的受伤，我才在斯图加特的首发阵容中获得了一席之地。
很多球员拒绝承认他们受伤了。如果感到不舒适，他们就会让理疗师为他们消除比赛的疲劳。侧面伤害就是，可能出现长期的的，反复难以治愈的受伤。
我不这么想。如果我受伤了，那么我就是受伤了。我的目标不只是下一场比赛。这个时候我要关注的不再是整个球队，而是我自己。我要全力以赴，尽快的恢复健康。其实这也是信号，身体到了一个需要休养的时间了。
萨尔茨堡的骨科专家亚瑟·特罗斯特医生看了我的脚和我带去的X光片。对我的脚他只说了三句话，之后就下了结论：”我会建议做手术。”
我们回到了慕尼黑。罗曼与霍内斯通了电话，霍内斯希望让穆勒-沃尔法特医生看看我的伤病。这位拜仁多年来的队医把我送到了路德维希·席保尔医生那里。
现在我终于清楚要干什么了。接下来就是就是要取得斯图加特方面的同意，让我在慕尼黑接受席保尔医生的手术。我认为这样的决定应该是球员的权力，毕竟这是我自己的骨头，我自己的未来。
每个球员都有权决定，接受自己信任的医生的治疗-至少在理论上。在实际上选择医生和医院通常是名誉问题。俱乐部想参与其中，球员也想做决定。如果是像我这样，甚至有两个俱乐部想参与，这件事情就变得复杂了。斯图加特方面也许担心，拜仁会推迟我复出的时间，因为对拜仁来说，下赛季能健康更重要。拜仁方面担心，如果斯图加特的医生给我做手术，那么他会尽快的让我回到球场上。
我不理会这些东西，只考虑自己的问题，我决定未来要更注重自己身体的细节。
同时所有医生的相同意见也让我平静下来，我明白我的伤病不是因为平时活动中的不小心而造成的。如果我的骨头不是在室内足球场上骨折，那么也可能会发生在慢跑，或者最晚是在体能训练开始的时候。
现在我的右脚要打六周的石膏。我要拄着拐杖，不能再开车了。突然之间我完全不能自理了，没有人帮忙就什么也做不了。每一次去购物，每一次进行治疗都需要人帮忙。但我认为最糟糕的情况是，我要在吃自助餐的时候，装满自己的餐盘都需要人帮忙。拐杖让我的手无法自由的把盘子端到自己的桌子上。
当我的脚休息的时候，身体的其余部分还要训练，在力量房里训练哑铃。这些训练让我感到安慰，对一个运动员来说，没什么比什么也不做更糟糕的了。
当我的石膏被去掉之后，我又找到了继续前进的信心。我要重新适应脚步。一次微小的错误就可能导致比脚内侧更严重的外侧受伤。这就是疲劳性骨折的原因。这不是很容易的事情。
专家为我做了一个专用的衬垫，放在球鞋里。这个衬垫可以让我的脚均衡的受力。当我开始慢慢的试着重新习惯过去动作的时候，我感觉到有一些不同。我的感觉更清晰了。专家只需要对衬垫做一些微小的调整，我的脚就能感觉到。专家说：“我只调整了半毫米。”我相信即使是四分之一毫米，我也能感觉得到。
我的理疗师叮咛我说，我必须注意身体的状况，每一次负荷，每一次疲劳的细微差别，每一次细小的疼痛：我必须吧这些细节联系起来，考虑我是能参加训练，还是应该在继续休息。我自己也感到惊讶，在经历了受伤和休息之后，我对身体的了解极大的增加了。
脚的恢复按部就班，没有变的更糟糕，但也没出现什么奇迹。我回到了球队的训练中，三月末的时候就完全健康了。4月9日我在对沙尔克的比赛中替补上场20分钟。在球场上的感觉，没有我之前想象的那么激动，一切都很正常，我的脚也很正常，我不再担心。我们通过库兰伊的帽子戏法3比0取胜。
一周之后，我又一次对罗斯托克的比赛中替补上场，之后我在对沃尔夫斯堡的比赛中首发，这是我受伤之后的第一次。
太棒了，我想，还有四轮比赛，我们状态不错，还有机会进入欧洲冠军联赛。在我们前面只有拜仁和沙尔克。拜仁肯定会夺冠，如果我们幸运一点，还能追的上沙尔克。我们的后面是柏林赫塔和不来梅，与我们的差距很小。
我们在后三轮一直处于第三位，但最后一轮要对拜仁。拜仁已经是冠军了，但如果我们获胜，我们就能进入冠军联赛。
在训练中，我去追一个在空中的球。我伸长了右腿，迈出了一大步，我转过身来，上身向后倒，右膝盖转了过来，很快我重新找到了平衡，将其踢了出去。没有疼痛，没有什么感觉不对，不过身体的运转还有些不太对劲。
我知道，在一次受伤之后，身体特别容易有另一次受伤。身体的运转还没有真正达到最佳，运动上身体的各部分还需要磨合。为了安全起见，我决定暂停。两个队友把我架了起来，我搭在他们的肩膀上，只用一条腿走。他们把我带回了更衣室。
我坐在一张凳子上，理疗师检查我的内外韧带说：“没什么。”我想：“你这个胆小鬼，你应该继续训练的。”
理疗师说：“最有可能的是你的十字韧带有点问题。最好去医院看看。”队友们一个个的从我身边走过。“没事儿的，菲利普。”
但是在我拿球的时候就站在我旁边的队友有点看法。“我们听到了点声音，菲利普。希望不是十字韧带。”
我带着紧张感去诊所做了核磁共振。这需要很强的磁力线穿过膝盖，当诊断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到结构负复杂的膝盖韧带是否受损了。
医生带着严肃的表情进了房间，在他的眼睛里我看到，结果可能不太妙。
“是十字韧带？”我问他，这不需要医生先开口。
医生说：“撕裂了。”
“我要休息多长时间，医生？”
“至少五个月。”
这让我痛苦，这让我非常痛苦。
我在诊所里坐了几十分钟的时间，当医生向我解释受伤的细节的时候，我在强忍着眼泪。至少五个月的休息，我才刚刚休息了三个月的时间。我就要回到拜仁去了。对于一个即将回归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什么？

我的脑海中想起了很多人，他们在经历了韧带的撕裂之后，再也没有能真正的回到最佳状态中。我又要慢慢的去竞争了，只是这一次不是在斯图加特，而是在拜仁，这支球队里即使你是健康的，想要找到一个位置都是一次巨大的挑战。我很快发现，如果我不注意，我就会陷入一种悲观情绪中。于是我从口袋里拿出手机，开始打电话。
我打给女朋友和我的父母。
“啊，不，菲利普。”
罗曼在他的公司里接了电话。
我问：“你坐着么？”
“没有，但我能坐下。是什么事情？”
“十字韧带撕裂。”
停了几分钟，我们就开始讨论要如何处理这场灾难。罗曼会给拜仁说这件事情，我们要讨论在哪里做手术，如何进行恢复训练，还有谁要通知，下一步要怎么办。谈话很长时间，之后我感觉好了不少。
我回到了现实中，我的新的、在医院和诊断之后的现实生活。但是我已经无法去想，如果能参加最后一场对拜仁的比赛，如果我可以向斯图加特告别，告诉球迷们这两个赛季是多么的伟大，我是多么充满了感激，那会是多么的美妙啊。
取而代之的是要尽快的做一些决定。首先就是：在哪里手术。
这一次不需要斯图加特拜仁两家进行讨论了。现在只能是在慕尼黑进行治疗，找最好的医生。穆勒·沃尔法特医生没有考虑多久，就给出了他的建议：“我们与理查德·斯泰德曼医生约个时间”，他说。那是在科罗拉多，2500米的高度上，很多顶尖的运动员接受过手术，橄榄球运动员、NBA球星，液有很多欧洲的足球明星去那里。
两天之后，我坐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就像进行脚部手术一样，这一次罗曼也坐在我的旁边。他在法兰克福推着我的轮椅。他帮助我拎着行李。手术没什么值得高兴的，但是我很有信心。未来的几个月里，我的面前好像有一座大山，现在是需要爬过第一个障碍。
当我抵达Vail的时候，一切都给人留下了非常专业的印象。诊所是第一流的，非常好的房价，专业的人。这正是我现在需要的。
在笔记本上，我们通过在线的直播来跟踪最后一轮的比赛。斯图加特主场输给了拜仁，毫无抵抗能力的1比3，从第三位跌落到了第五位。
罗曼有一个翻译机。我希望能利用这台机器，明白医生和他的团队所制定的计划中的所有复杂细节。
我住在一个单间里，为了手术做准备。令我感到惊讶的是，我的膝盖并不是静止不动的，一位理疗师不断的为我做活动，伸展、完全、伸展、弯曲、
医生解释了他为什么要采取这种方式。按照我的理解，骨头就像其他的器官一样有一种记忆方式。它们能够记住，刚刚是在活动还是静止，是否还有疼痛。不断的运动让关节感觉到它们像以前一样在运被应用，身体可以从想担忧或者谨慎这样的压力因素下获得放松。医生说，就是这个原理，他在说的时候，我的腿还在进行拉伸和弯曲。这样可以释放掉达到的消极信号，接受强大的潜意识的力量。
手术的准备工作用了三天，我的膝盖被不断的拉伸和完全。
当我从手术的麻醉中醒来的时候，我的腿又在活动了。斯泰德曼医生的工作人员，在我睡着的时候把我放在了床上，将腿架在一个机器上，可以让膝盖不断的活动。
罗曼站在我旁边笑着说：“医生说一切都很顺利。”
的确是只有十字韧带受伤。半月板和这个复杂的关节中的其他所有部分都很正常。
罗曼望着窗户外距离很近的落基山脉的山峰。也许他很想在那里来个滑雪，或者开车出去，而不是总留在我的病床旁。但是我非常的高兴他能在这里。他守护在这里，避免了我陷入消极的思想中去。罗曼是能在困境中帮助我的人，我们一起制订了恢复的计划。
这场情况下，我应该至少在Vail休息十天，但是在几天之后我就开始想家了。斯泰德曼医生很理解，于是我们搭乘下一班去法兰克福的飞机，但是他给我设定了一个条件。我在十个小时的飞行中不能睡觉，膝盖必须始终被冰敷。除此之外我还必须把腿抬高，在整个飞行时间里进行活动，避免过多的血液流入膝盖，导致受伤处肿大。
罗曼买了一等舱的票，这样我就有足够的空间来进行活动。在手提行李中我们有一大盒的冰块，我们将这个盒子留给空姐，她们按照时间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我相信，还没有谁在飞行的时候带这么多的冰块，即使是滚石乐队开演的时候也不会。
正常情况下，一等舱是非常舒适的，可以再起飞15分钟之后就开始闭目休息，然后到法兰克福再醒来。但当其他客人可以舒适的躺在他们的座位上的时候，我和罗曼要相互保持清醒。当罗曼又一次快要睡着的时候，他感觉到了我用胳膊肘在顶他：“嘿，你得帮我保持清醒才行。”
我们这样做了一整晚。在飞机的轰鸣声中，我们遵照着医生的嘱咐。在降落前一个小时，罗曼还是在我的干扰下昏昏睡去。半个小时之后，飞机降落在了法兰克福机场。
罗曼与霍内斯一起制订了我未来几周的恢复计划。霍内斯希望，治疗可以在拜仁的训练基地进行。
霍内斯打了几个电话。三个理疗师中，每个人都要从假期中抽出一周的时间来照顾我。这真是一个理想的交朋友的状态。
当我从Vail回来的时候，俱乐部萨贝那大街训练基地空空荡荡。我对自己回归这个俱乐部的情况本有完全不同的期望，应该气氛更热烈一些。毕竟两年前我离开的时候是一个乙级联赛球员，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德国国家队的后卫了。
但是国家队在没有我的情况下刚刚参加了2005年联合会杯，世界杯举办前一年的传统热身赛。球队表现的很不错，进入了半决赛，得到了球迷们的认可。对一年后的世界杯肯定已经有了一些预期。施魏因施泰格和波多尔斯基踢了一届出色的比赛，报纸上全都是Schweini和Poldi的报道，这支年轻的世界杯球队突然有了一个新的面貌，但我只能从电视中看到这个面貌。
训练中也很无趣。我受到了仔细的照料，我的膝盖还在伸展，进行体能训练，控制体重，让我自己不要忘记那种流汗的感觉。
有的时候，其他的伤员也来训练，有些人去了业余预备队在后面的场地上训练。而我一直在弯曲、伸展，我尽了一切努力让我的膝盖能尽快恢复正常。
我增强了的对身体的了解又一次帮助了我，我更好的知道身体需要什么，不需要什么。我甚至学会了控制自己的欲望，控制那种急于恢复运动的感觉，我不能太早的像以前一样活动，直到我确实可以重新踢球。

直播

第二天早晨，我飞回了慕尼黑。米勒-沃尔法特医生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上午我就被送到了位于伯根豪森的席保尔医生的诊所里做手术，就像一年前我做脚趾的手术一样。但是当我从手术后的麻醉中醒来的时候，当我看清楚房间的墙壁的时候，胳膊上的疼痛又一次袭来，我感觉到天塌了。
“又一次”，我想，突然之间，前两次受伤时有过的恐慌又一次袭来，我长达一年未能代表国家队比赛，错过了联合会杯比赛的失落感又一次到来，再一次错过自己家门口举办的世界杯这么重要事情的担忧又出现了。当我从麻醉药的半睡半醒的状态中清醒过来的时候，我的眼泪止不住的流淌，罗曼坐在我的床边，尽管他最想的是带给我信心，可是他的脸上仍然充满担忧，我看到他的时候，忍不住嚎啕大哭起来。
“为什么总是我，罗曼？”
“别放弃，菲利普。”罗曼用他平静的，巴伐利亚式的声音说：“如果有什么人能克服这困难，那就是你。”
我知道他想说什么。勇气和信心一直引领着我前进，但在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勇气和信心从哪里来。这是我一年半时间里的第三次重伤，我的脑子不受控制的想，我正在失去希望。
我看着这个房间，看到了这种沮丧，医院白色的墙壁在这一年里我已经看够了。我看着自己的胳膊，看到石膏。在石膏的下面还有阵阵的疼痛。
问题是：这一次能行么？在三周里我的胳膊还有可能恢复正常么？我能立刻踢球么？能踢得好么？
大概一刻钟之后，我强迫自己要重新建立起信心。于是我与罗曼开始总结现在要做的事情。我们一直是这么做的，这一次我们也要这么做。
主要问题是：我参加世界杯的机会有多大，我要怎么做才能抓住这样的机会？
很快就就明白了：我必须尽可能多的与球队在一起，不能错过战术训练。与球队同呼吸。我的胳膊情况稳定下来，我就要立刻飞到了撒丁岛。我特殊的训练内容不妨碍我继续成为球队的一部分，不能让别人认为我已经无法为国家队效力了，也不能让我自己这么想。
不久之后，我的父母和姐姐也来到了伯根豪森看望我，他们非常惊讶：丝毫看不到之前他们想象的那个沮丧的菲利普。我自己也很惊讶，在我父母非常担心我的时候，我还能不断的安慰他们。这个时候我清楚的知道，只有一场天灾，才能阻止有健康的双腿的我去参加世界杯。接下来的三周将是一场战斗，但我已经接受了挑战。
在诊所里守候着众多的媒体，每个人都想知道我怎么样了。我说：我将要参加世界杯。
克林斯曼从撒丁岛打来了电话，他说，直到世界杯开始前十分钟，他都会为我保留住位置。听到这些的感觉真好，我说：我会来的，教练。
我在家里呆了两天。在慕尼黑，我与一名手臂夹板的专家会面，为左臂订做了一个灵活的护臂。这块护臂是四个联接部分组成的，他们可以保护我的胳膊免受撞击，也可以避免胳膊太激烈的弯曲或者伸展，这样刚刚痊愈的肌肉就不会再次受伤了。
之后我飞到了撒丁岛。在手术后的第三天，我带着石膏加入了球队。当球队开始正常训练的时候，我自己要在场边做着无聊的体能项目来保持健康。
石膏非常的不舒服，僵硬而且沉重。特别是他改变了我的跑步方式。在我努力的保持状态的时候，我不断的在想，我还能做什么才能在比赛中保护我的胳膊。如果我又一次摔到胳膊，会发生什么事情？我要如何保证胳膊不再发生什么意外？
这种想法非常的强烈，一年之后我还能察觉到，我在比赛的拼抢中，总是下意识的把左臂放在受保护的位置上。
我开始了摔倒训练。带着石膏，我让自己受到轻微的撞击，然后让滚动的压力作用在肩膀上，这样我的手臂就不会出什么事情。
尽管我不喜欢这样的训练，但如果我在训练中都不能在场地上滚动，那么要参加比赛就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了。
我让队医为我拿掉了石膏，装配上了手臂夹板。感觉已经好多了，有点陌生，但比带着石膏强多了。
我小心翼翼的开始了训练。训练的第一堂课，我仔细的装好护臂，给自己更多的保护。我的感觉一天天的变好，但我还不能完全的投入到训练中。一旦一个球很大力的打在我的胳膊上，或者在拼抢上的一次撞击，都会把我重新送进医院。哦不，谢谢。
时间过得很快。球队的训练很不错，士气很高。了不起的教练组创造了很好的氛围，球队都冲着一个共同的独一无二的目标。一次本土世界杯，在一个职业球员的生涯里只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我一天天变得更自信。距离揭幕战还有九天，我参加了完整的训练，情况很顺利。
但是一个新的问题开始困扰我，我们询问了国际足联，我是否可以带着护臂参加训练。但是国际足联将决定权赋予每一场比赛的裁判。每一次裁判要判断我的护臂是否会影响到其他的球员的安全，再决定我能否参赛。即使一个裁判认为没有问题，也不代表每一个裁判都认为没有问题。
6月2日，世界杯开幕还有一周，最后一场热身赛到了。我们在门兴格拉德巴赫对哥伦比亚。我作为左边后卫首发，教练已经没有时间进行试验了，他必须让计划中的主力球员积累比赛经验。如果裁判今天不让我上场，那估计揭幕战的前景也很悲观。
我很紧张。上场前一个小时，我才能向挪威籍主裁判展示我的护臂。我们把它牢牢缠住、垫好，我的胳膊看上去就好像米其林轮胎广告里的小人。豪格先生观察了我们理疗师的这份杰作，他抬起头认真的看着我的眼睛，停顿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说：“没问题，拉姆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