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经历这种命运的盲目性，还由于对我们的历史意识的信赖而强化了。其实，这种信赖无非就是把我们的现实意识向过去延伸。我们认为自己是这样的批判世代，由于对过去的深入认识能够理解应该把当代的事实带向未来的潮流。我们从历史中获取的理想导致了离开现实的理想。

产生于19世纪的批判的历史科学的成就是令人赞叹的。但问题在于，是否由于在我们当中有了一种历史科学，我们就一定会具有正确的历史意识。

从而，受这种历史学家影响的当代人的历史意识，不太可能对事实进行客观的把握。进一步说，与先前世代的人们理解他们的过去相比，当代人根本不可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过去，而只会过分强烈地从当代出发理解过去的意义。可以说，我们正在用现在替代过去。过去的结果出现于现在，这并不能够使我们感到满足。我们要始终拥有当代化的过去，并且想通过这一点来肯定自己。

对于我们来说，这种对历史的滥用是必然的。支配我们的理念和信念，不能够得到理性的论证。从而，除了“从历史上”为它们提供基础之外，我们别无选择。

这种行为就是我们对历史的迷信。来自过去事实的诱惑被提升为宗教。由于被那些我们认为存在过的或宣布过的东西所迷惑，我们看不到应该形成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过去了，被了结了。我们始终人为地让过去在当代复活。我们创造了一种过去了的事实的持续性，它使我们各个民族的任何正常发展都不可能。就像由于我们的现实意识，我们沉没于当代的事实之中一样；通过我们的历史意识，我们也沉没于过去的事实之中。

从我们的现实意识和历史意识中产生了民族主义。我们的文化在其中衰落的外部灾难就归结于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是什么？它是一种下贱的和变得没有意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与高贵的和健康的爱国主义的关系，就像顽固的妄想与正常的信念的关系一样。

但是，随着文化的衰落，民族理念的本质也发生了变化。民族理念至今仍然受到的监护，由于包括道德在内的各种理性理想本身出了问题，现在也没有了。民族理念开始靠着自己的力量活着。也许，它还没有忘记要为文化服务。但实际上，民族理念已经仅仅是罩着文化光环的现实理念而已。只是现实本能，而不是伦理的理想在引导着民族的理念。

为了认识民族主义的病态本质，关于哪个民族对于这一灾难性的发展负有最大责任的讨论，在所有相关讨论中具有最重要的意义。因为，民族主义并不始终最强烈地存在于它的口号喊得最响的地方；相反，往往在其潜伏的地方，民族主义却最难以遏止地发展起来。

为了扩大自己的权力，每个文化国家都在其找到盟友的地方吸收盟友。这样，半文化民族和非文化民族就由文化民族招募起来反对文化民族。但是，这些助手绝不会安分于分配给它们的服务角色，而是日益获得了对事变进程的更大影响，直至能够决定，为了他们的需要，什么时候欧洲的文化民族应该对阵。由此产生了这样的恶果，我们放弃了自己的尊严，并且把我们还共同具有的财富出卖给了非文化。

民族主义现实政策病态本质的典型表现是，无论采用何种方法，它都试图给自己披上理想的华丽外衣。为了权力的斗争变成了为了权利和文化的斗争。各民族之间相互争斗的利益共同体，却以友谊和心灵亲和的面貌出现。如果历史也知道更多地报道世代的敌对，而不是内在的亲和的话，那么这种民族主义的现实政策早就被记载在过去的时代中了。

最后，民族主义也不仅仅限于：在其政策中把任何实现文化人类的目的挤到一边。由于它鼓吹民族的文化，民族主义实际上摧毁了文化观念本身。

在所有领域，为了使被断定的特性从中产生的民族的感受、观点和思想的产物尽可能明显地表现出来，民族主义都在不停地加强其努力。这种被有意识地发现和关照的特性表明，天然的特性已经丧失了、过去了。民族中的个性也不再作为一些无意识和半意识的东西以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普遍的精神生活，而是变成了癖好、做作、时髦和夸张。一种思想上的同种繁殖现象出现了，它的危险后果在所有领域逐年日趋严重。与先前相比，杰出的文化民族的精神生活表现出一种可怕的单调特征。

这种发展的不自然性不仅表现在它的产物中，而且也体现在它允许幻觉、自负和自欺所起的作用中。个人和成就中的所有价值都被归结为民族的特性，别人的土地不能够产生类似和同样的东西。在大多数国家中，这种虚荣性已经弥漫到这种程度，以至于再也没有比它更愚蠢的行为了。

显而易见的是，在民族的文化中，精神退化了。对于民族的文化而言，精神最多也只是它的装饰而已。实际上，民族的文化具有强烈的物质特性，它是相关民族的所有外在成就的总和，并且与其经济和政治要求结合在一起。对于那些所谓在民族特性中有根据的东西，不同于人们也许可以正常期待的那样，民族的文化仍然把它限制在相关民族的范围之内；而是相反，民族的文化感到自己受到召唤，要把它强加于其他民族，并且给他们带去幸福。就像为自己的经济产品寻找市场一样，现代民族也在为自己的文化寻找输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