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9年的夏季學期，我在柏林主要研究哲學，我想閱讀古代和近代的主要哲學著作。此外，我還去聽哈納克、普夫萊德雷爾、卡夫坦、保爾森和西美爾的課。開始，我只是偶爾去聽西美爾的課，后來就變得按時去聽課了……

我經常去卡爾·施通普夫那里，他正在進行有關樂音感受的生理學實驗，這使我很感興趣。我按時參加由他及其組織的實驗，就像在瑪麗·雅埃爾那里一樣，我又成了一個實驗動物……

海因里希·賴曼教授是威廉皇帝紀念教堂的管風琴師，通過維多爾的介紹，我認識了他。他允許我按時彈奏他的管風琴，并確定在他度假時，由我接替他的工作。通過他，我還結識了許多柏林的音樂家、畫家和雕塑家。

與巴黎的精神生活相比，我更強烈地受到柏林精神生活的感染。在巴黎這個世界城市中，它的精神生活是分裂的。為了把握現有的價值，人們自己必須徹底地投入進去。與此相反，柏林的精神生活則有一個中心，這就是其被卓越的組織起來的、已成為一個有活力整體的大學。此外，柏林當時還不是一個世界城市，而一個各方面都在幸運地追求著的較大的省城。柏林的整個風格體現為一種健康的自我意識，一種對其命運的領袖的充滿信心的信賴。而當時被德雷弗斯審判分裂的巴黎則沒有這種命運。這樣，我結識了處於其最美好時代的柏林，并喜歡上了這個城市。柏林社會質樸的生活方式，以及人們容易進入柏林人的家庭，也給我留下了特別深刻的印象。

1899年7月下旬，我回到斯特拉斯堡進行博士論文答辯。對我的論文深為滿意的齊格勒教授和文德爾班教授，對我的口頭答辯則有些失望。這是由於我熱心于施通普夫的實驗而沒有時間準備考試，同時也由於我專注于讀原著而忽略了對教科書的專研。

當年，我的博士論文還以《從純粹理性批判到純粹理性界限內的宗教的康德宗教哲學》的書名公開出版了。特奧巴爾德·齊格勒建議我在哲學系申請編外講師的教學資格，但我決定選擇神學系。因為齊格勒告訴我，人們不願意看到我在做哲學系編外講師的同時又是一個佈道者。然而，佈道是我的內在需要。我覺得，能夠在禮拜天向聚在一起的人們探討關於生存的終極問題，真是十分美好的。

從那時起，我就留在斯特拉斯堡。儘管我已不再是學生了，但被允許作為付租金的房客，與其他學生一起住在我十分喜愛的托馬斯教堂的神學研究所中。我仍住在度過幸福的大學時代的房間里，這個房間正對著長著大樹的寧靜院子，是我未來工作的最合適場所。在我的哲學博士論文的印刷校對工作還沒有結束時，我就著手準備我的神學博士論文……

1899年12月1日，我獲得了在斯特拉斯堡的圣尼古拉教堂佈道的聖職。開始，我是所謂的“實習助理牧師”；在通過第二次神學考試之后，我就成了正式的助理牧師，我是在1900年7月15日通過第二次神學考試的。這次考試主要由資深的牧師主持，我的成績勉強合格。因為，當時我把主要精力用於寫作神學博士論文，忽略了為應對考試而重溫一下各個神學專業的知識。我認為，自己能通過這次考試多虧了維多爾老牧師的有力干預，他很欣賞我有關教義史的知識。當時，我不太熟悉教會歌曲作者及其生平，就已經使人感到不快。還要倒楣的是，由於想不起一首教會歌曲作者的名字（他是施皮塔，《詩篇和豎琴》的著名作者），為了擺脫困境，我這個施皮塔的景仰者，就說記住他是誰并不是很重要的。我這個託詞使所有在場的人都吃了一驚，因為這位作者的兒子——施皮塔教授——就是考試委員會中神學系的代表。

圣尼古拉教堂有兩位年邁但還硬朗的牧師：克尼特爾先生，他是我父親在京斯巴赫的前任之一；格羅爾德先生，他是我母親早逝的，曾任圣尼古拉教堂牧師的哥哥的一位親密朋友。作為他們的助手，我主要承擔了下午禮拜、每個禮拜天的兒童禮拜和宗教課的工作。分配給我的這些活動成了我快樂的不竭源泉。在只有少數信徒參加的下午禮拜中，我以從父親那里繼承來的親密方式，能夠比在上午禮拜中好地多的佈道。直到現在，我在較多聽眾面前還會有點緊張。隨著歲月的推移，兩位老先生必須更多的休息，上午的佈道工作自然也經常由我來承擔。我一般先書面起草佈道提綱，在定稿前往往要修改兩三次。在講演中，我并不完全受已經詳細擬定的提綱的束縛，而是經常在佈道過程中有充分的發揮。

对于下午的布道，我觉得它与其说是布道，毋宁说只是简短的礼拜。因此，我的下午布道很短，以至于教区里有人到同时担任宗教督察的克尼特尔牧师那里告发我。为此，克尼特尔牧师让我到他那里去谈话，我们俩都感到有些尴尬。对于他应该如何应对抱怨的教区成员的问题，我答道：我只是一个可怜的助理牧师，在布道中感到没有更多话可说时就停了下来。克尼特尔牧师温和地批评了我，并提醒我布道的时间不要少于20分钟……

在学童放学后的11点至12点，我每周得给他们上3次坚信礼课。我尽量减少他们的作业，以使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在课中得到纯净的休憩。为此，在课程的最后10分钟里，我让学生通过朗读和复诵背熟《圣经》中的箴言和诗节。这是他们应该从为了生活的课程中学到的东西。我的教学目标是努力让他们接近福音的真理，并使他们具有这样的宗教虔诚：能够反对后来所面对的丧失宗教性的诱惑。

令人欣慰的是，我当时播下的种子，已经结出了一些果实。有人为此感谢我，因为在课程中，我使他们接近了能与思想统一的耶稣宗教的真理，并使他们能够坚定地防备后来放弃宗教的危险。正是在这一宗教课中，我意识到自己血管中流淌着作为教师的祖先的血液。

我在圣尼古拉教堂的月收入为100马克。由于我在托马斯教堂的食宿费用很便宜，因此它能够满足我的日常支出。我的岗位有一个很大的优点，这就是它给我留下了从事学术研究和艺术活动的充分时间。两位老牧师善意地允许我，在坚信礼课轮空的春、秋假期中，如果能够找到一个布道代替者（当然不是他们两位），我就能休假。这样，每年我有3个月的自由时间，复活节后1个月，秋季2个月。我通常在巴黎度过春季，住在伯父家里，以便继续跟维多尔学习管风琴。秋季，我主要居住在京斯巴赫的父母家中。

世纪之初，我在巴黎的“语言协会”用德语作了关于德国文学和哲学的系列报告，记得其中包括论尼采、叔本华、格哈德·奥普特曼、苏德曼和歌德的《浮士德》等等。1900年8月，当我正在起草关于尼采的报告时，传过来了他去世的消息，这使他最终摆脱了痛苦。对于我的创作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岁月，我就以这种最单纯的方式度过的，我不间断地、高度集中精力地工作着，但不匆忙。

我在外面跑得不多，因为对此我既没有时间，也没有钱。1900年，我陪同大伯母到阿默高去。那里的高山风光成了露天舞台的天然布景，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远超过了耶稣受难剧的演出。在这出受难剧中，繁多的旧约图像、十分戏剧化的排场、俗套的台词、平庸的音乐限制了真正的受难行为，这使我反感，使我感动的只是演员对其角色的虔诚投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