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1893）的10月，在巴黎当商人的伯父慷慨地帮助了我，使我能够到巴黎的管风琴大师夏尔·马里耶·维多尔那里上管风琴课。由于我在米尔豪森的明希老师教得很好，维多尔在听了我的弹奏之后就收下了我这个学生。通常，他只教音乐学院管风琴班的学生，他的授课对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维多尔指导我提高技巧，注意完善演奏的表现力，同时，他还使我认识到音乐作品结构的重要性。

1893年10月底，我进了斯特拉斯堡大学。我住在圣托马斯教堂的神学研究所，所长是有学问的牧师阿尔弗雷德•埃里松。那时，他正在编校加尔文的著作集。

当时，斯特拉斯堡大学正处于它的全盛时期，没有传统的阻碍，老师和学生共同实现现近代高校的理想。几乎没有上了年纪的老师，整个大学洋溢着青春气息。

我同时在神学系和哲学系听课。由于在文理中学时我只学了一点点希伯莱语，所以第一学期的希伯莱语课把我搞得很苦。1894年2月17日，我好不容易通过了预试。只是通过以后的不断努力，克服了困难，我才比较扎实地掌握了希伯莱语。

从1894年4月1日起，我服一年兵役。克鲁尔上校善解人意，在通常的服役期间，他允许我尽可能在上午11点到大学去听文德尔班的哲学史课。

1894年秋季，部队移驻（下阿尔萨斯）的霍亨费尔德地区进行演习，我则把希腊文的《圣经》放进了背包里。这一年的冬季学期开始时，一般申请奖学金的神学院学生要通过三门考试，但服兵役者只需通过一门考试。我选择了《福音》比较学。

为了能够凭自己的真实成绩在尊敬的霍尔茨曼教授那里通过考试，我在演习期间带上了希腊文的《新约》。那时我是如此的健壮，以至于根本不知道什么疲劳，晚上和休息日都在研读。整个夏季，我都在消化霍尔茨曼的评论。现在，我要再次仔细地阅读古希腊文的三个福音书，并检验一下自己已从霍尔茨曼的评论和讲演中掌握到哪些东西。

从那时起，在经常妨碍学习其他课程的情况下，我独立地钻研福音书和耶稣生平问题，并日益确信：解答这个谜钥匙在于澄清耶稣派送使徒时的讲话、被抓住的施洗者的询问、使徒归来后耶稣的行为。

不同于其他国家的大学，德国大学不严厉地管束大学生的学习，也没有不停的考试使大学生透不过气来，从而为他们提供了独立地从事学术工作的可能性，对此我是多么地感激啊！

除了上神学课之外，我一直听哲学讲演课。我还去雅可布斯塔尔那里上音乐理论课，他是贝勒曼的学生。他片面的认为只有贝多芬以前的音乐才是艺术，但人们能在他那里扎实地学到纯正的对位法，我很感激他。

恩斯特 • 明希，我在米尔豪森的管风琴老师欧根 • 明希的兄弟，是斯特拉斯堡圣威廉教堂的管风琴师，同时也是由其建立的圣威廉教堂唱诗班巴赫音乐会的指挥，他让我在音乐会中担任大合唱和耶稣受难曲的管风琴伴奏，这对我的音乐学习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当然，开始时我只是代替欧根老师在排练中伴奏。在上演的那天，则由他本人来亲自演奏。但不久之后，如果明希老师来不了的话，那么即使在正式演出中也由我来伴奏了。这样，我这个年轻的大学生就熟悉了巴赫的作品，并有机会实际地探讨巴赫大合唱和耶稣受难曲的再现问题。

在19世纪末年出现的巴赫热中，斯特拉斯堡的圣威廉教堂就是其中的最重要中心之一。恩斯特明希是一位巴赫作品的杰出专家。当时，几乎到处都流行对巴赫的大合唱和耶稣受难曲作现代的解释。恩斯特明希是最早放弃这种做法的人之一，并领导他的由杰出的斯特拉斯堡乐队伴奏的小型唱诗班为表现真正的巴赫风格而努力。多少个晚上，我们坐在一起，对着大合唱和耶稣受难曲的总谱，共同探讨演出的正确方式……

在我心中，对里夏德 • 瓦格纳的尊崇与对巴赫的尊崇结合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