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找了一个地势稍高的土坡，将全站仪加在坡顶，以便尽早被人发现，然后躲在北风面的凹处，能活多久就活多久。我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过去，做好最坏的打算，用冻得几乎失去知觉的手横握着笔杆，借着雪地映出的微光，在施工日志的中页写遗书。
我在这里投了多少钱，外面还有谁谁谁欠我钱，我又欠谁谁谁的钱，我的户口还在学校里没拿回来，如此而已。我本来想说对不起父母，早走一步，劝凌一尧不要悲伤，下辈子有缘再见，但我歪歪扭扭地写完那些账目，再也没精力写字了。
我蜷缩在那个角落里，脑子里开始胡思乱想，想着我要是即将失去意识，应该用什么样的姿势才显得体面安详一些，不至于狼狈潦倒。有时我觉得这身体已经完全不属于我自己，四肢像木头一样无知无觉，心脏是性命寄生的最后一块阵地。

也是在这个时候，我依稀听见上风口传来发动机的声音，还有人高声呼喊，以及雪地里沙沙的脚步声，随后有人从身后的土丘上冲下来，蹲在我旁边一边喊我名字一边拍我的脸。我感觉自己像被人摁在水里，所有的声音都含糊不清，灯光尤为刺眼，看不清他们到底谁是谁，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算是获救了，还是正在垂死。
他们把我抬起来往上一提，我整个人就像飘进太空的一块废料，所有的意识都跟着失重地飘着。他们把我抬进开着空调的车子里，盖上厚被子，让人揉捏我的四肢，不停地呼喊我，叫我保持清醒：“吕工，吕工，吕工……”
我恍恍惚惚地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吕钦扬，吕钦扬……”

我一下子坐了起来，拼命地推开那些工人，瞪大眼睛努力地四处观望，发现根本没有凌一尧的身影，又颓然地倒了下去。后来，那些工人和我喝酒时经常拿这事开玩笑，说他们当时被吓了一跳，以为我是回光返照，以为我是听到勾魂小鬼的点名。我一边喝酒一边嘲笑他们的迷信愚昧，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呵呵。

医院离这里太远，我被带回营地以后烤了一会儿的火也就缓过气来，他们便让我躺在床上休息，专门让烧饭的老头子来伺候我。我一觉睡到第二天下午才醒，掀开窗帘看见一轮咸鸭蛋黄般黯淡的红日，凌厉的冷风吹得活动板房的单层玻璃呜呜作响。我喝了热汤，让老头子给我手机充电，然后给凌一尧打电话。
电话一通，她便问我昨天在干嘛的，为什么只打了一声就挂了。
我说我昨天差点丢了命，连遗书都写好了。
凌一尧似乎不太相信我的话，她说：“你到底是去工作还是去打仗的，为什么会有生命危险，如果真的那么危险那就回来啊！”
面对这样的责问，我不知道如何应答才好，我已经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投入这场豪赌，怎么可能因一场意外而举手投降。我在这里扛住雨雪风霜，就是为了让她此生都活得安逸，我只希望她此生都不必感受生活的艰辛，哪怕一辈子都无法理解我此时的狂热。

随后她告诉我，她父母托人在我们那个城市给她找了一份新工作，待遇相当不错，催她回去工作。她知道，这样的安排无非是让她离罗XX更近一些，更好地掌握两人之间的动向，于是她努力地抗争着，一天一天地拖着。
她说：“今天我妈妈说了一句话，我哭了好一会儿。”
我问：“她骂你了？”
她说：“不是。她说‘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叫我不要等她哪天不在了，才后悔现在没有尽孝。”
我愣了好一会儿，突然意识到“疏不间亲”，无论我多爱她，我的地步都很难逾越她的父母。这就是我拼死拼活地卖命，恨不得拿把刀坐在市场中央割肉兜售的结局吗？我强忍左胸口的酸痛，问道：“你想回去了？”
凌一尧沉默片刻，而后低声说：“我会尽力扛。”
尽力扛，只是尽力扛。呵呵。
她能够与我一直走到现在，已经是仁至义尽，我没有权力要求她必须永远与我坚持到底，爱情不是靠绑架得来的。我把烧饭的老头子支了出去，然后向她保证我很快就能出头了，我们可以过得非常幸福，可以让所有人都惭愧他们现在的阻挠。

在戈壁滩的那段日子，我忙得不可开交，要么在施工现场东奔西跑着，要么趴在电灯泡底下看图纸，要么与工人们混在一起喝酒。偶尔闲暇下来，我傻傻地坐在房间里看着床头那个日历，一遍又一遍地推算工程完工验收的日期。
另一个工程队的项目部有一台电视机，外接信号锅的，偶尔我会去那里看一会儿电视，特别喜欢看江苏卫视。不是看非诚勿扰，也不是看电视剧，只是想看一下镜头里的街景。有一天，一个专题节目介绍我家乡的特产，我硬是死死地抓住遥控器，将那帮想看抗日连续剧的家伙晾了十几分钟。
最让我万分痛苦的是，凌一尧似乎对我越来越冷淡，以往她接电话时都是兴高采烈的，现在却是问：“什么事？”
“你至于这样故意伤我么？”我终于不满地问。
“我有吗？”
“你态度这样冷淡，是不是不愿意接我电话？”

她说：“我们总不可能一辈子都像初恋时那样火热吧，总有一天，你接到我的电话时会不耐烦，握我的手时也毫无感觉。”
我呵呵地笑：“可能你说得对吧，但那是第几个十年呢？”
凌一尧沉默许久才说：“我妈闹我闹得很凶，一闹就犯气管炎，她都要拿断绝母女关系说事儿了，我能怎么办？我以前一直觉得自己过得很好，家庭和睦，爱情美满，学业也很顺利。可是现在呢，家庭，爱情和工作都乱糟糟的，每天夜里都失眠，早上一睁眼又想着怎样把今天熬过去。我真的很累，太累了。”
我从未见过凌一尧这样暴露自己的脆弱，可我不知道如何安慰，因为我自己的心空得像一个深不见底，连回音都没有的峡谷。我很想将她牢牢抓住，可我又觉得自己像在与她的家人打一场拉锯战，每个人都打着爱她的旗号不肯撒手，却从未有人在乎她夹在其中被撕扯得多痛苦。

我说：“既然你这么为难，那就不要勉强了，回去吧。”
凌一尧愣了一下，问道：“这是你说的？”
我深呼吸一口气，努力将泪水咽了回去，说：“我说的。”
电话那头一片沉寂，而后挂断了。此后的很长时间，我们谁都倔强地不肯联系对方，直到有一天南京的房东打电话给我，问我另一把钥匙在哪里，我才知道她已经退掉房子，回家去了。

我离开戈壁滩的时候积雪正在消融，我把手里的数据都交给项目部，连同那本撕掉遗书的施工日志，而我带来的垫付资金暂时只能抽走不到一半。一个关系不错的朋友开着破旧的越野车把我送了出去，一路打滑，一路颠簸，一直把我送到火车站。
从南京到乌鲁木齐，背离朝阳，冲向黄昏，而从乌鲁木齐与之相反。那四十多小时里，我一直稀里糊涂地想着心事，日落时怀疑自己离太阳越来越远是不是一个不详之兆，日出东方时又在期待这是预示我可以拥有走出困境的幸运。我很无助，感觉自己的力量微弱得几乎渺小，只能寄希望于这些毫不相干的启示。
我辗转回到那座城市，没有回家，在车站旁边的宾馆住了下来。我洗澡剃须换了干净衣裳，试图逼着自己睡一会儿，好让自己与凌一尧见面时精神状态好一点。可是，我又困又累，却怎么也睡不着，一闭上眼睛就心慌气短，仿佛有人在我耳边敲着锣鼓大声聒噪:“她要离开你了！她要离开你了！”

凌一尧知道我回来了，我们约在安定广场见面，面对面站着，她看着我的眼睛，说:“怎么那么多血丝？多久没睡觉了？”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最近一次超过四小时的睡觉就是从戈壁雪地里捡回小命后近乎昏厥的长睡。
旁边有很多小孩子穿着旱冰鞋跑来跑去，我们生怕被撞到，于是坐到旁边的长椅上。我告诉她，我每天都很想她，已经把新疆的工程丢下了，不想再离开她了。
她皱起眉头，问:“你不是在那里垫资了吗？丢下那里，你以后怎么办？”
我有些不高兴:“你希望我回去？”
她想了想，低叹道:“我怕你人财两空，不值得。”
我顿时不知道怎么说了，不停地揣测她这句话到底什么意思，可我的脑子处于混沌状态，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思考。她随后又说:“前段时间，我和我妈吵了，把她气得犯病，我外婆都打电话过责备我，问我是不是打算闹得家人不相认，以后逢年过节都不想回家团聚，给祖宗磕头。”

她抬眼看我的时候，眼泪一下子流出来，委屈地说:“我外公去年去世，今年清明节应该扫墓的，可我躲在南京就是没回来，你难道还不理解我？我小时候是外公外婆带大的，他们都说我忘恩负义，白眼狼。”
我一边帮她擦眼泪，一边抚慰道:“我这个工程一结束就有钱了，我去买车，我们去给你外公磕头，挨家挨户拜访你家亲戚，我也可以很孝敬你的长辈。”
她推开我的手，自己擦掉眼泪，说:“你忘了吗？我和你已经是地下恋爱了，我和罗XX从年初开始就是名义上的交往，我现在已经回不去了啊！我回不去了！”
我们回不去了？我迷茫地看着凌一尧那张脸，那张曾经给我温柔也给我力量的面容现在满是悲伤与决绝，这也是十年来我第一次感受到近在咫尺却远在天涯的无奈。
我许久才缓过神来，问道:“你要我怎么办？”

凌一尧低头沉默一会儿，说:“我很累了，扛不住了，给我自由吧。”
我感觉自己像被人狠狠地砸了后脑，眼前一片黑，但还是努力站起来点头说:“好，听你的。”
“你会恨我的吧？”她也跟着站起来。
我咬住嘴唇尽量让自己不要说话，那么多小孩子在旁边，不要当众丢人，只是张开胳膊把她搂入怀里，狠狠地抱了一下，最后一次嗅了嗅她长发的香味，然后
扭头离开那个广场。
凌一尧啊凌一尧，我曾经发誓要为之遮蔽风雪，此生疼爱和保护的女孩啊，你才是世界上最强大的人，你拥有轻描淡写一句话就可以将我抽空灵魂放逐天际的神力啊！从今往后，我该往哪里走，该为谁而活，我该怎样面对那么漫长那么漆黑那么毫无意义的人生啊？

随后的一个礼拜，我过着这辈子最潦倒的日子。我暂时不想回新疆，也不想去找那些熟知凌一尧的好友，但我已经把家里所有的积蓄都砸在项目上了，所以不敢回家见父母。我一直在宾馆里睡着，拉着窗帘，没日没夜地睡，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干啃房间里本来就有的桶装方便面。
我以为自己呆在这个城市可以做些什么，但事实上我根本无从改变眼前的现实，凌一尧没有再给我发一条短信，打一个电话，我也没有再去联系她。于是，我决定出去走走。
　　这几年来，我一直在走，从江苏走到新疆，从荒凉的沿海滩涂走到更荒凉的戈壁滩。但我从未迷失方向，即便走在只知前后左右不知道东南西北的风雪里，我心里也依然竖着一座高高的灯塔，依然有人期待我的归去。可是现在，灯塔的光亮彻底消失，我再也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我独自回到南京，去找以前那间房子，房东尚未将它租出去，我恳求他让我呆一晚。凌一尧离开时将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一些被遗弃的生活用品被整整齐齐地摆在角落里，蓝色的毛巾牙刷杯子都是我的，红色的都是她的；床头靠背还贴着当初我从新袜子包装上面撕下来的标签，她总是因此而数落我“幼稚”；台灯罩上有她用唇彩画的卡通脸，咧着嘴，没心没肺地笑着。

回到戈壁滩，别人问我事情处理得怎样，我嘿嘿地笑着说一切妥当，一副无比幸福的模样。我不是可怜虫，我不需要博取所谓的怜悯，我已经丢了灵魂，但尖牙与利齿还在，我可以参与残酷的争夺。
我变成工地上脾气最古怪的人，工作时精力充沛，休息时嘻嘻哈哈，但监理都对我敬而远之，因为我一会儿像哈巴狗一样对他们点头哈腰叫爷爷，一会儿像疯狗一样对他们凶相毕露，甚至趁着酒劲追打吹毛求疵的小监理。合伙人经常数落我，却又纵容着我，因为他们不方便与别人翻脸，他们需要我这样的疯狗。
只是，一闲下来，我就开始发呆。同事开玩笑说，我是“墙角里的一根打狗棒”。
我们经常会请业主或者质监站之类的人吃饭，我每次都咋咋呼呼，哗众取宠地说着各种庸俗的荤段子，然后拿出同归于尽的架势来喝酒，一杯接一杯地死磕。所有人都夸我海量，年轻有为，前途不可估限，但我知道，酒场和官场都是谎言的集散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