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城吧 关注：806,591贴子：18,091,859
地区方面则最为凄惨，许多干部无限伤感，他们最关心的不是财产分割或者版图得失，而是个人归属。面对何去何留，竟有些左右摇摆，难以抉择。到长治吧，那里已职数超编，你是去“插队”，人家并不欢迎，安排一个合适职位很难，局长去了也只能做个书记，副局长就更惨，经常会排在第八九位；而去晋城呢，虽然相对好安排，但人家腾出空缺来可以安插亲信，你爱来不来。从居留环境，大家最难以割舍的是长治这里有家，有老婆、孩子，有明显舒适的生活、工作环境，在这里，他们已经形成习惯，他们不愿离开经营了几十年的这座老城；再说家庭的另一半也坚决反对赴晋，有的甚至以离婚相威胁；从选择工作环境，他们更认同晋城，原因是晋城与晋东南地区在天然联系上更近——他们普遍有一种潜意识，看不起长治干部，觉得他们的素质低，作派小气，——有人说长治选拔处级干部从乡镇选，而地区就不一样，从16个县级选，这样，那素质就差多了。对于何其去何从，他们不论如何绞尽脑汁、兼顾权衡，有一点他们心里清楚，他们已经没有“父亲”了，地区正一去不复返了，新爹是一后爹，他们正成为一群弃儿！
而对于300万出头的农民和县属科级以下干部来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对于这场自上而下的突然改制，并不了解，也似乎不太感兴趣！用当时一位老农言：我管他狼吃羊，羊吃狼，与俺们有甚瓜葛？！我们只关心有粮吃、有钱花！许多下级官吏也有类似心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眼前利益！地区对于他们只是一个空洞之物，还不如多打点粮食来得实惠。从心里学角度分析，自私最符合人性。
逐渐的，情况还在变化。长治方面渐感不妙，一是发现新入伙的多数是穷县，——9县全部是补贴县。它现在成了小马拉大车，负担沉重，“一个讨吃的带着十三个要饭的”（赵瑜语）；二是地区约1000名干部分配过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3000人的庞大干部队伍，依照当时体制吸收能力，根本无法消化，那负担没得说！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治经济一直拮据，唯一的建设成果，据说是盖了一座8层市委综合楼（人称裤衩楼），我1988年分配回长治那两年，就听说，市里干部大量积压，年龄偏大，包括那个从苏南挂职一年回来的程前，回来仍然是副区长，六七年不变，长治县的乡镇书记王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为本省独有。1990年代初，一市委书记离开时，民间有个说法，他在位三年只提了两人，一个秘书，一个女婿。嗬嗬，是否有些夸张？不得而知！
逐渐的，情况还在变化。长治方面渐感不妙，一是发现新入伙的多数是穷县，——9县全部是补贴县。它现在成了小马拉大车，负担沉重，“一个讨吃的带着十三个要饭的”（赵瑜语）；二是地区约1000名干部分配过来，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拥有3000人的庞大干部队伍，依照当时体制吸收能力，根本无法消化，那负担没得说！在随后的几年里，长治经济一直拮据，唯一的建设成果，据说是盖了一座8层市委综合楼（人称裤衩楼），我1988年分配回长治那两年，就听说，市里干部大量积压，年龄偏大，包括那个从苏南挂职一年回来的程前，回来仍然是副区长，六七年不变，长治县的乡镇书记王伟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为本省独有。1990年代初，一市委书记离开时，民间有个说法，他在位三年只提了两人，一个秘书，一个女婿。嗬嗬，是否有些夸张？不得而知！
007 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
晋城方面是“未来光明，眼前难走”。他们本不愿把机关搬走，但在省里催促下，知道无法拖延，就硬着头皮去了晋城，选择在老干部家属区建立了建市指挥部。当年8月1日，晋城市的首脑机关正式在晋城市一个小院挂牌办公。60间办公室、200张床，一个数百人就餐的大食堂，晋城市的掌舵人就这样，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县城构架上着手“建市”。平地起家，万事开头难呵！
由地区舒适的城市生活重新跌落到“住帐篷”的艰苦中，下来的干部们其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为了鼓舞士气，市领导召开了动员大会，给属下们鼓劲说，要有“住寒窑”的思想，用老区精神来把晋城建设成太行山上的“特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的干部们一下子是无法适应小县城环境的。他们无心恋战，人心思归，想100公里长治的老婆孩子、亲朋好友，想那里熟悉的一切。他们经常是慢慢去晋城，等虚晃一下，就要急归长治，嘣——，那情势像回收的皮筋一样迅即，归心似箭呵。据李才旺先生（当时是副市长）多次告我：就是85年冬天那场动员大会，市委指定市直各部门大小负责人来工地，并为大家准备了上党人爱吃的炉面（又名焖面），结果，计划200人开会，结果到会不足一半，等会散后还走了一半；炉面留下那么多，让留守人员吃了好几天都未吃完！市政府秘书长平良德自嘲说：白天吃炉面，晚上当“团”长。关于“团”长的含义，我接着会讲。
分家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晋城干部奔波于太洛路上。长治距晋城，在盆地、山岭间逶迤着一条很次的三级公路，约120公里，汽车只能踽踽而行。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处级干部坐小车也需要三四个小时，而科级以下干部只能乘公共汽车，随车颠簸于长晋路上，穿村走镇，逢点就停。你很难想象，120公里的路竟然能走六七个小时，从上午走到天黑呵！其心里的苦衷、怨恨会有多少，但他们无法倾诉，又能向谁诉说呢？！从1985年后半年开始，上千辆汽车来回往返，油耗无数呐，对于这座新建的城市财政是项不小的开支。本来城建就严重缺钱，领导四处化缘，结果跑车又凭填损耗。于是民谣又起：“小钱买了油，大钱盖了楼，提起搬家发了愁。”
提及这段创业经历，他们无不说吃尽了苦头呵。私下里，他们只能用自嘲来安慰自己。他们称自己是伙倒霉的“军官”——上班当“旅”长，（周一从长治出发，周末才能回来。）睡觉当“团”长，（住房简陋，因没有好的保暖设备，晚上只能缩着身子睡）；工作当“营”长（因为新建大楼，就把办公基地扎在工地上，支起帐篷）；建设当“连”长（因为城建，需要丈量土地，就成了“量”长）；吃饭当“排”长（吃饭上大灶，需要排队）；搬家当“班”长（因为长治的办公设施需要往晋城搬运，于是就成搬长）。呵呵，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吃了二茬苦，也产生了山地人的幽默。
许多下属机构仍然留滞于长治市，原因是由于缺乏办公设施。晋城市级几大班子也是两地办公，仍占据着地委大楼，机构的布置仍然与地委时代一样，三楼为首脑办公区，五楼为会议室，对面新楼是市人大、市政协，新楼东侧三层楼为档案局，西侧为劳动局，地区**处改成晋城市**局，防空院地区报社改成太行日报社。那时，一问晋城市委在哪里？回答：在长治!由于晋城市委在晋城有办公室，在长治的地委楼里也有一套设施，于是，有人风趣说：“中国是一国两制，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在这点上，归属了长治市的干部没有多大损失，麻烦的是这些晋城干部啊。对于这种情况，晋城市委领导也是无奈啊，崔广祖书记曾给同僚总结自己的生活是：“上午晋城开会，下午长治开会，中午车上磕睡！”
就这样，一城两市的局面维持了5年左右。接下来就是两地对地区遗留房地产的争夺，并愈演愈烈，最后由省里出面仲裁，才瓜分了这块最后的蛋糕。回头我会用专章叙述。
晋城方面是“未来光明，眼前难走”。他们本不愿把机关搬走，但在省里催促下，知道无法拖延，就硬着头皮去了晋城，选择在老干部家属区建立了建市指挥部。当年8月1日，晋城市的首脑机关正式在晋城市一个小院挂牌办公。60间办公室、200张床，一个数百人就餐的大食堂，晋城市的掌舵人就这样，在基础设施薄弱的县城构架上着手“建市”。平地起家，万事开头难呵！
由地区舒适的城市生活重新跌落到“住帐篷”的艰苦中，下来的干部们其心中的苦闷可想而知。为了鼓舞士气，市领导召开了动员大会，给属下们鼓劲说，要有“住寒窑”的思想，用老区精神来把晋城建设成太行山上的“特区”。然而，真实的情况是，习惯了城市生活的的干部们一下子是无法适应小县城环境的。他们无心恋战，人心思归，想100公里长治的老婆孩子、亲朋好友，想那里熟悉的一切。他们经常是慢慢去晋城，等虚晃一下，就要急归长治，嘣——，那情势像回收的皮筋一样迅即，归心似箭呵。据李才旺先生（当时是副市长）多次告我：就是85年冬天那场动员大会，市委指定市直各部门大小负责人来工地，并为大家准备了上党人爱吃的炉面（又名焖面），结果，计划200人开会，结果到会不足一半，等会散后还走了一半；炉面留下那么多，让留守人员吃了好几天都未吃完！市政府秘书长平良德自嘲说：白天吃炉面，晚上当“团”长。关于“团”长的含义，我接着会讲。
分家之后的至少5年时间，晋城干部奔波于太洛路上。长治距晋城，在盆地、山岭间逶迤着一条很次的三级公路，约120公里，汽车只能踽踽而行。据当事人回忆，当时处级干部坐小车也需要三四个小时，而科级以下干部只能乘公共汽车，随车颠簸于长晋路上，穿村走镇，逢点就停。你很难想象，120公里的路竟然能走六七个小时，从上午走到天黑呵！其心里的苦衷、怨恨会有多少，但他们无法倾诉，又能向谁诉说呢？！从1985年后半年开始，上千辆汽车来回往返，油耗无数呐，对于这座新建的城市财政是项不小的开支。本来城建就严重缺钱，领导四处化缘，结果跑车又凭填损耗。于是民谣又起：“小钱买了油，大钱盖了楼，提起搬家发了愁。”
提及这段创业经历，他们无不说吃尽了苦头呵。私下里，他们只能用自嘲来安慰自己。他们称自己是伙倒霉的“军官”——上班当“旅”长，（周一从长治出发，周末才能回来。）睡觉当“团”长，（住房简陋，因没有好的保暖设备，晚上只能缩着身子睡）；工作当“营”长（因为新建大楼，就把办公基地扎在工地上，支起帐篷）；建设当“连”长（因为城建，需要丈量土地，就成了“量”长）；吃饭当“排”长（吃饭上大灶，需要排队）；搬家当“班”长（因为长治的办公设施需要往晋城搬运，于是就成搬长）。呵呵，艰苦的环境让他们吃了二茬苦，也产生了山地人的幽默。
许多下属机构仍然留滞于长治市，原因是由于缺乏办公设施。晋城市级几大班子也是两地办公，仍占据着地委大楼，机构的布置仍然与地委时代一样，三楼为首脑办公区，五楼为会议室，对面新楼是市人大、市政协，新楼东侧三层楼为档案局，西侧为劳动局，地区**处改成晋城市**局，防空院地区报社改成太行日报社。那时，一问晋城市委在哪里？回答：在长治!由于晋城市委在晋城有办公室，在长治的地委楼里也有一套设施，于是，有人风趣说：“中国是一国两制，晋城是一市两地，长治是一地两市。”在这点上，归属了长治市的干部没有多大损失，麻烦的是这些晋城干部啊。对于这种情况，晋城市委领导也是无奈啊，崔广祖书记曾给同僚总结自己的生活是：“上午晋城开会，下午长治开会，中午车上磕睡！”
就这样，一城两市的局面维持了5年左右。接下来就是两地对地区遗留房地产的争夺，并愈演愈烈，最后由省里出面仲裁，才瓜分了这块最后的蛋糕。回头我会用专章叙述。
009 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
而那个老地委呢？飘散得早已无影无踪，这些年，在网上连“晋东南”这个名词也找不见了。那么，寻找这个地委，去哪里寻呢？
地委构架，一分为三，但以晋城为主，经过这么23年的发展，这批老地委多数已经脱离社会、处在休闲状态，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已经分散到各地，以太原、长治为多；而长治市呢，原本就有一个框架，地委干部不占优势，对它仅仅是一个补充。翻阅长治志书，你从里面看不到多少地区的历史，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当然，长治方面也抱怨，说晋城家把地区的档案都弄走了。
我去哪儿寻找地委呢？何处是他们的灵魂归属？我还是从晋城寻到了处在长治城的地委大院里来，虽然“领土易主”，牌子上“晋东南”换成“长治市”，但这里仍然弥漫着一股老地委的气场，地委大楼、友谊小学、东家属院、部长楼……我把脚步停留在**处大楼附近，目视着周围，我知道其下面的基座曾经是教堂的根基，这大概是院内最古老的建筑！关于其历史、如何被毁，已经很少有人说的清楚。有一位目击了这些，这就是楼前那两棵老柏树，树龄已经有300年，它见证了潞安城的变迁，目睹了大院发生的惊心动魄……每天有许多老地委糜集于这里，活动于这里，譬如绕树三匝，譬如树下絮语，似乎这里就是他们的心灵所系和地委灵魂所在？！我只能从这里来寻找晋东南！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教堂走了，老柏树还在！这棵老树仍然活着，仍然枝枝杈杈，分出一个个后代；如同地委走了，孕育出晋城。正应了一句民语：20年后，俺又是一条好汉！
就这样，一切都在阵痛与艰难中发展，如同“破蛹成蝶”那样脱胎换骨？
而那个老地委呢？飘散得早已无影无踪，这些年，在网上连“晋东南”这个名词也找不见了。那么，寻找这个地委，去哪里寻呢？
地委构架，一分为三，但以晋城为主，经过这么23年的发展，这批老地委多数已经脱离社会、处在休闲状态，他们中的顶尖人物已经分散到各地，以太原、长治为多；而长治市呢，原本就有一个框架，地委干部不占优势，对它仅仅是一个补充。翻阅长治志书，你从里面看不到多少地区的历史，有也只是寥寥数语。当然，长治方面也抱怨，说晋城家把地区的档案都弄走了。
我去哪儿寻找地委呢？何处是他们的灵魂归属？我还是从晋城寻到了处在长治城的地委大院里来，虽然“领土易主”，牌子上“晋东南”换成“长治市”，但这里仍然弥漫着一股老地委的气场，地委大楼、友谊小学、东家属院、部长楼……我把脚步停留在**处大楼附近，目视着周围，我知道其下面的基座曾经是教堂的根基，这大概是院内最古老的建筑！关于其历史、如何被毁，已经很少有人说的清楚。有一位目击了这些，这就是楼前那两棵老柏树，树龄已经有300年，它见证了潞安城的变迁，目睹了大院发生的惊心动魄……每天有许多老地委糜集于这里，活动于这里，譬如绕树三匝，譬如树下絮语，似乎这里就是他们的心灵所系和地委灵魂所在？！我只能从这里来寻找晋东南！老地委走了，地委院还在；教堂走了，老柏树还在！这棵老树仍然活着，仍然枝枝杈杈，分出一个个后代；如同地委走了，孕育出晋城。正应了一句民语：20年后，俺又是一条好汉！
就这样，一切都在阵痛与艰难中发展，如同“破蛹成蝶”那样脱胎换骨？
010 总结与思考
如今，20余年过去，一切皆为历史。冷却之后，我们回望这桩事件，自然要理性一些。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_就近一片模糊，拉开来，模糊才逐渐清晰。市管县，大致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城市打破乡村围困、走向强大的尝试，用今天的思维解释，也是适应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只是需要提醒后人注意的是操作手段与时机问题。这些，赵瑜先生早在他的那部作品里点透，如行政硬伤、缺少民主运作、后遗症过多等等，在此我不作赘述。但这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黄河东流去。消亡就消亡吧，谁也挡不住；既使不是上级的巨手，它也会结束！因为历史、时间的力量无敌于天下，无人、无物可抗。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尘间的偶然存在就罢了。套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规律。
如果把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作为晋东南地区消亡的一曲挽歌，那么本文就算作对这个逝去体制的一个小总结。我们无法拴住过去，却能顺应时代，展望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地区虽然结束了，但它从文化上是不可分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经常是一伙的，都由春秋末年的上党郡开宗。虽然分分合合，但其内在联系从未打破。晋东南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郑重提出这个课题，提请国内外同仁关注，研究它，就是为了触摸我们这块山地上的历史和现在，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和有趣！
如今，20余年过去，一切皆为历史。冷却之后，我们回望这桩事件，自然要理性一些。这也是历史的诡异之处_就近一片模糊，拉开来，模糊才逐渐清晰。市管县，大致符合历史潮流，也是城市打破乡村围困、走向强大的尝试，用今天的思维解释，也是适应城市化运动的结果。它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只是需要提醒后人注意的是操作手段与时机问题。这些，赵瑜先生早在他的那部作品里点透，如行政硬伤、缺少民主运作、后遗症过多等等，在此我不作赘述。但这毕竟是青山遮不住，黄河东流去。消亡就消亡吧，谁也挡不住；既使不是上级的巨手，它也会结束！因为历史、时间的力量无敌于天下，无人、无物可抗。我们把它看成是一个尘间的偶然存在就罢了。套用《三国演义》的开篇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也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规律。
如果把赵瑜的《太行山断裂》作为晋东南地区消亡的一曲挽歌，那么本文就算作对这个逝去体制的一个小总结。我们无法拴住过去，却能顺应时代，展望未来！这也许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地区虽然结束了，但它从文化上是不可分的。它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从历史上看，经常是一伙的，都由春秋末年的上党郡开宗。虽然分分合合，但其内在联系从未打破。晋东南文化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现在，我郑重提出这个课题，提请国内外同仁关注，研究它，就是为了触摸我们这块山地上的历史和现在，使我们活得更加明白和有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