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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俞平伯的晚年(作者韦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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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6年1月20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为祖父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了庆祝会。庆祝会在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小礼堂举行,院长胡绳、当时的所长刘再复以及他的同事、学生、家属200余人参加了那次活动。 

  “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的举行,对外祖父的一生来说是十分重要的。1954年对他不公正的批判,至此有了结论。胡绳在致词中,称1954年对他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它伤害了俞平伯,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影响。
 
  一场“公案”,用了32年的时间方才了结。32年!一半的人生就这样无谓地消耗、流逝!难怪外祖父在发言结束时感叹道:“往事如尘,回头一看,真有点儿像‘旧时月色’了。” 

  庆祝会后,我们在家中备茶点以示祝贺,而他仍像往常一样,淡淡的,并不显得兴奋。他在想什么,没人知道,日记中也没有记载。往事既已如尘,喜也罢,悲也罢,《好了歌》里说得明白:“好便是了,了便是好”一切一切毕竟全都过去了。 

  尽管对1954年的事有了正确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我的外祖母先此去世,没能赶上那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时刻。外祖母在1982年2月病故,此后外祖父的独居生活相当沉闷。他虽口称“要过一种新生活”,但奇迹并未出现。除看书、写字,偶尔让外曾孙租个小三轮车出去吃顿饭之外,极少社交活动,过着近乎与世隔绝的生活。他把苦痛压在心底,在言谈话语中,却从不流露。我们只有从他1982年2月21日所写五言诗中,对他那时的心境有所了解。那是他的内心的独白,也是他生活的写实: 
 
 独语犹对话,耳聋不待闻。 

  是处皆怅触,堕泪人未悉。 

  谁言此境恶,我道殊非劣。 

  既无食旅扰,更较病坊活。 

  出门将安之,何如守故室。 

  守之亦何为,惺惺又寂寞。 

  良朋友嘉言,“料之无戚戚”。 

  (末句为圣陶和诗也) 

 


1楼2007-04-24 16:37回复
      
     我们家人都力图使他沉闷的生活有所改变,但所做的一切,徒劳无效。他不愿做的事,绝勉强不得,所以也只有尽力照顾好他的生活,一切由他去。 


      已巳年腊月初八(1990年1月4日),是外祖父的九十诞辰,我们家人和亲友对这难得的大庆格外重视,却也因此引出不少“麻烦”。 

      他往年的生日过得很简单:十几位近亲到家中拜寿,中午一顿较平日丰盛的家宴,已成惯例。然而,九十大寿毕竟不同寻常,照例应是大办一下的。但对一向不喜排场、不愿为自己的事给别人添麻烦的老人来说,大办寿筵显然不会同意。因为,如果大办,邀请范围将扩大到海外、港澳,以及上海、杭州、德清等地,如此兴师动众,他绝不会赞成。可是,若沿惯例,将缺少寿庆的所氛不说,还会把众多亲友拒之门外,这也不好。于是选择了一个折衷方案,把邀请范围局限在40人左右的至亲好友之中,生日午宴就订在距寓所步行仅需10分钟的贵阳饭庄。尽管方案有了,他也同意了,但我们并没有安下心来,因为在夜深人静时,常可听见他莫明其妙地大喊:“我要死了,不过生日!”我们都担心到生日那天,他会突然犯蹩扭不肯露面。于是商定,一旦出现这种局面,便由我出面作说服工作,因为在家庭众多成员中,我似乎是他最信得过的人。 

      是日,老人强打精神,整整一个上午,在客厅接待络绎不绝的客人。无论辈分大小,在给他拜寿时,他都坚持要站起来还礼,这也是他从不倚老卖老的一贯作风。更为有趣的是,从寓所去饭庄,他乘坐的是租赁来的、专供老年人使用的小型三轮车,由他的外曾孙韦宁蹬着,缓缓行去。路人恐不会想到,坐在那辆“嘎吱嘎吱”乱响的破旧小三轮车上,穿着一件旧中式大棉袄的老头儿,会是一位世界闻名、跨越了近一个世纪的作家,文学家和红学家!自有这小三轮车可以租刚以来,他多次近程外出都靠它。有一年的八月半去玉渊潭公园赏月,也是用这辆破车,虽不够“派”,却也潇洒自如,另有一番情趣。由他的第四代人驾车,这之中的天伦之乐,更不是人人可享受到的呢! 

      下午,家中备茶点待客。生日蛋糕定做得很漂亮。在过去,这是他很喜欢的食物,但那天,只象征性地吃了一小块,也未在客厅久坐,略与客人们寒暄了几句,便回卧室去了。 

      九十寿辰的纪念活动,在家人和亲友们通力协作下,隆重而又圆满地度过了。然而,看得出,他的心气儿并不高。早在生日之前,他便常说,“过了九十岁就死了。”那时我们自然以为那只是呓语,谁料想此话成真! 

      九十寿辰后3个月,1990年4月16日,他因脑血栓再度中风,左侧瘫痪,距第一次发病整整15年。病发突然,来势很凶,也没有任何预兆。他一动也不能动地躺在床上,面色青灰,人同槁木。经诊断,大夫要他入院治疗,虽神志不清,仍连连摇头,像过去一样,坚决不肯住进医院,只拿了些药回来给他吃。当时的情况,我们都以为他会不久于人世,日夜轮流守护。人虽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他仍足“旧习不改”,对必要的治疗,一点儿也不配合,不肯按时打针、吃药、急坏了一家人。说来也怪,他在死亡线上挣扎了几日后,居然又一次奇迹般地挺了过来。这时,我再次动员他去住院,却又遭到拒绝。 

      病中的老人真是可怜,他想动,动不得,想说,说不出。一向要强的他,坚持要用勉强能动弹的右手自己吃饭、吸烟、小便也不肯让人帮忙。看他那股子倔犟的劲头,艰难的举动,令人心酸。为不使他因久卧病榻而引发褥疮,每天坚持把他抱起来几次,坐到书桌前去吃饭,饭后他歪着半瘫的身子,叼着一支香烟,呆呆地坐着,两眼直勾勾地望着窗外,不时抬起右手,习惯地抚摸着光秃的头顶,在想些什么呢?也许什么也没有想,他真该没有什么牵挂了。却不然! 

      他牵挂着“写文章的人”。一天下午,他突然把我叫到床头,抬起右手指了指他存放零用钱的壁柜,用含糊不清、断断续续的碎语对我说:“拿出……拿二百元钱出来。”我不解其意,迅速把钱拿出来,送到他眼前。“送……送给写文……文章的人……”“写文章的人很多,你要送给谁?”我附在他耳边大声喊着,他却反应不过来,只不断地重复着同样的话。于是我把能想到的,和他相熟的写文章的人一一数念给他听,当提到潘耀明的名字时,他点了点头:“就……就……给……潘……”我终于弄明白了,紧捏着手中的二百元钱,激动得热泪盈眶。二百元,这数目太小了,然而那份情,那份在半昏迷状态中仍流露出的感情,该有怎样的价值啊! 

      待潘耀明回信向他致谢时,他已不记得,只是呆望着对他讲话的我。就由他忘记了吧!我们却永远不会忘怀,不会忘记那二百元钱中所寄予的希望、关怀和深切的爱。 

      了却了一桩心事,另一件心事又涌上他的心头。这桩心事,在病后第三个月,不可遏制地迸发出来。 

      在连续服用“大活络丹”两个月之后,他的病情略见好转:那不健全的大脑,又有了些断断续续、不连贯的思维。他经常在清晨醒来,然后要陪夜的男佣抱他到书桌前坐下,边吸烟,边与男佣“闲谈”。有一次甚至拿笔为男佣写了几个人名,他们是:叶圣陶、顾颉刚、冰心。为什么要写,不得而知,或许是说与他们相识?还是想起了与他们交往几十年的友谊?


    2楼2007-04-24 16: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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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平伯夫妇1980年在永安南里


      4楼2007-04-24 16: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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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0年90岁生日与曾孙在一


        5楼2007-04-24 1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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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书封面


          6楼2007-04-24 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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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到俞平伯的坎坷际遇,令人叹惋!

            大家要珍惜现在的好环境,努力得到好的红学成绩


            11楼2007-04-24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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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先生就是高山上的晶莹雪


              15楼2007-04-25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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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纤尘不染


                16楼2007-04-25 23: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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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俞先生曲高和寡,知己在何方?


                  19楼2007-04-26 13: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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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学习他,怀念他


                    22楼2007-04-26 2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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