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希伯来人的信仰
信仰的前提是信任，信任一种个体与另一个个体之间的关系，信任的前提是相信某种东西，如相信一个教义，教规，希伯来人的这种信任包含着一个人的愤怒和沮丧，他的肉体既他整个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且不允许灵魂与肉体的分离，理性与非理性的分离。因此，信仰在它成为相信之前就已经是信任了，而信仰自身则是作为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敞开的信任，并不涉及有关信仰及其理性地位一类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只是到了后来才提出来，那时信仰才变成命题，以声明，教义，制度表达出来。也就是说，信仰先是人的存在的具体样式，而后才成为对于一个命题的理智同意，恰如真理先是人的存在的具体样式而后才成为命题。
所以，希伯来文化的中心并非《旧约圣经》，它的中心是《旧约圣经》的基础和依据，既一种隐藏在道德律令基础里面的某种更加原始更加基本的东西。这种东西就是人与上帝的强烈对抗，一种“我”和“你”的关系。这种关系要求每一个人以他全身心去对抗另一个人，一种处于存在的而非理性层次上的对抗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对抗是完全没有理性的怀疑的对抗，而是一种信仰关系的对抗，是对上帝发难责问的对抗。这种对抗是如此真实和强烈，以至于约伯在最后直接面对上帝并要求正义时，会有一种普罗米修斯式的激动。约伯满怀激情的非理性的和不可知的压倒一切的上帝对抗，但是，他在责问反叛恼怒上帝时，他与上帝的关系自始至终都是一种信仰关系（约伯说，虽然他杀害我，但是我还是要信任他。。。但是我将在他的面前坚持我自己的路），他最后的解决方式只是改变和转变自己整个人，而非如希腊人遇到此境时靠理性解决问题，希腊人会在此时涌现出对诸神及其行为方式的批判和哲学反思，来考察已成为传统和仪式的宗教。
约伯时期的信仰是最接近原始人阶段的信任，原始人可能打破，谩骂和蔑视不再讨人喜欢的神像（这种情况在现在中国也是可以看到的，大卫曾经谴责耶和华，说他给人民带来了许多苦难）。却是又超越了他们一大步，希伯来人让信任上升为信仰，并因此把原始人对于神的恼怒内化了。当信仰完满时，它就敢于表达它的恼怒，因为信仰是整个人对他的上帝的敞开，并且因此必定能够包容人的所有存在样式。因此，约伯可以责问上帝而非遗弃上帝，可以在面对上帝时明知自己的渺小，仍然可以坚持他自己的身份：我将在他的面前坚持我自己的路。那个时候的希伯来人的有血有肉和非理性在《旧约圣经》里都有体现，他们不是用高雅的内省语言，而是肉体最强有力的呐喊：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但你是叫我出母腹的：我在母胎里，你就使我有依靠的心。
我自出母胎就被交在你手里，从我母亲生我你就是我的上帝。。。。
我如水被倒出来，我的骨头都脱了节。我心在我里面如蜡融化。
我的精力枯干，如同瓦片。我的舌头帖在我牙床上。你将我安置在死地的尘土中。
《新旧约全书。诗篇》

哇，这个还没有写完呢。乎，有心情再写了

再说希伯来文化与希腊文化的比较：
1，理想的人：希伯来人认为是有信仰的人，希腊人认为是有理性的人；
2，信仰的人：希伯来认为是具体的实践者，希腊人认为是普遍抽象理念的思想者；
3，实践的人：希伯来认为是为上帝献身的人，希腊人认为是超然于现实的智慧审美者；
4，时间的人：希伯来人认为只有上帝才是永恒的，希腊人认为理性是可以不断接近永恒的；
5，美善的人：希伯来人认为人的原罪使得善和美不能等同，善是丑的假面，希腊人认为善既是美。
可见，希伯来文化的主要内容是它趋向于道德的活力和意志。这并不意味着希伯来文化没有自己的知识，他们的知识是无需凭借理性的知识，而是凭借肉体和血液，凭借信任，愤怒，慌乱，爱心和恐惧，凭借他对于他的理性永远也认知不了的存在的热情执着的信仰。这种知识，一个人只有在生活中才能获得，而不能凭靠推理，即便最后他甚至还是说不清楚它是个什么。但是，它毕竟还是知识，这种知识和它的希伯来文化源头上的知识是一样的。


差点把这个帖子忘了，最近在看木心作品，被他常常提到的古希腊提醒，才想起这个未完成的帖子来。今天有空就补上，也好再次审视一下古希腊献给人类的理性。
古希腊文化的理性：
古希腊的文化最主要的是理性文化（只是他的后裔们似乎不够理性了），说其理性足够观其文化之精髓了。摘一段怀海特说过的话：“2500年的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一系列脚注而已。”的确，柏拉图以后，西方哲学的一切论题，问题，乃至许多术语，在很大程度上都萌发于他的作品里。即使反柏拉图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即便存在主义哲学努力同柏拉图划清界限，矛盾的是，柏拉图思想里竟然也有存在主义的一面。柏拉图是因为改宗而开始去哲学生涯的，貌似这是确乎是一种存在主义发端。
他原本的诗人理想在遇到苏格拉底后放弃，而舍身追求哲学，而且之后的有生之年他一直同诗人论战。并发表《一个诗人的死去》（这景象有些像我们现在经常看到的关于哲学死亡的思潮），他如此谩骂诗人，但这诗人却从未在他心里彻底死去（这景象又有些像骂上帝的尼采，其实最爱的是上帝）。而且，最后他还是写出了一个巨大的创世神话《蒂迈欧篇》，虽然说这个神话是用科学和形而上的寓言方式说出来的，但是神话还是神话。可见，柏拉图一生的事业是理性战胜诗歌和神话的斗争，而且这事情居然发生在柏拉图这个极富诗人才华的人身上。这意味着，理性意识本身已经分化了出来，成为一种独立的精神功能，而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或许苏格拉底比他早，但是我们所能够知道的一切关于苏格拉底的事情都是柏拉图告诉我们的。
这种把他的感觉和直观直接分离出来的柏拉图式的理性，在人类文化历史中具有重大意义，对比几乎同时期具有高度文明的印度和中国，就能够衡量出他的重要性了。印度和古中国在与希腊前苏格拉底时代，都有过一个圣哲群星璀璨的局面，但是，无论印度还是中国，理性都不曾完全同人的精神存在的其它部分，同他的感觉和直观分离出来，区别开来，既不曾分化出来。像佛陀和老子这样的大圣贤，虽然从神话虚构中拔地而起，但他们还是没有变成理性的使徒（中国人到现在也没有）。可以说，理性完全从无意识的原始水准超拔出来，乃是希腊人的成就。正是由于这种分化，西方文化随后就具备了有别于东方文化的特征。科学本身事实上属于西方产品，只有通过理性的分化和高扬，才有可能成为至高无上的人的能力。

今天的我们，已经非常习惯于把我们的理性意识视为当然，在日常生活方面我们也潜心于它的作用，以致我们很难一下子想象出它的发生在历史事件中的意义有多么重大，因为现在的我们即便已经有了进化观念，还是不习惯把意识本身也看成是一种已经进化了许多世纪的东西，而且意识直到今天仍然在演化的进程中。
现在回头来看发生在柏拉图作品中的这种理性崛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它跨越柏拉图本人一生。我们可以测度出这种时间跨距，找到了比柏拉图更早的二个思想家作为它的源头，既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他们的全盛期在公元前480年左右，它的终点是公元前322年的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后者把柏拉图的理性思想推到了级至，从源头到终点不过一个半世纪多一点的时间里，人作为理性的动物进入了历史。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无非是被保守的雅典人认为犯了理性罪，既一种破坏部落神的理性行为。而只是到了本世纪，我们借助现代心理学才懂得了一种抑制性意识可能会对于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危险，我们也更加敏锐意识到，为了详解阐明意识和拓展意识使它越出习惯需要作出何等创造性跃进。
回到古希腊以前，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都是幻想家和预言家。巴门尼德以诗体创作，而他的诗一开始就是直白报道女神担保的景象：女神让这位诗人坐在她的马车上，越过日夜分开的大门。赫拉克利特的言论玄奥神秘，如神谕一般，而它们也意在要人家当成神谕，既对于实在有如神见般的泄漏。在希腊，“我知道”的意思是“看”的完成时，既一个认知的人就是一个看到过的人，一个见过一种景象的人。对于古人来说，贤哲，聪明人，是神谕及梦幻和“内部结构：的解说者，是算命先生，巫师。而且他还是诗人，在表述本族”大梦幻“时，也就讲述了它的隐秘的，最深邃最广袤的智慧。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生活于其中的一个半世纪的终了，这种理想的贤哲已经转化成了纯粹理性的人，其最高化身就在理性哲学家和理论科学家的书中。可以说，前苏格拉底思想家对于自然有种深广的直观看法，到了亚里士多德，就已经被科学的严谨取代了。

希腊人的发现代表人类向前迈出了巨大和必要的一步，但同时又是一种损失，因为人的存在的原始整体性因此也就被分割了，或者至少被推进背景里面去了。在《婓德罗篇》神话中，非理性部分以动物形体出现。理性，作为人的神圣部分，是脱离他身上动物性的，实际上属于人的另外一种本性了。柏拉图的神话中，首次出现了理性与非理性之间的分裂，而这同古时人类留给我们的明暗寻找符号相去甚远，如中国的太极图，明暗分置于同一个圆圈内的两极，黑暗部分为一个光的斑点所穿透，而光明部分也为一个黑点所穿透，象征着每一方都必须有所借于另一方，光明需求黑暗，黑暗需求光明，以便使得二者都成为完满的。
而柏拉图以来的理性和非理性这种长期分裂，一直是压在西方人身上的沉重负担，直到二元论在现代文化中以最强烈的形式为人民感受到，本世纪初，我们借助心理学才懂得了一种抑制性意识（潜意识）可能会对于生活产生多么大的危险。
柏拉图对于理性的超人性或非人性的颂扬，在其另一个神话《理想国》中的洞穴隐喻中一览无余。这神话从一开始就对于人类的实际状况作了非常恐怖的描述：人坐在洞穴的暗处，上着镣铐，他们背向着光，只看得到投射到他们面前墙壁上物体的阴影。有人囚犯获得了自由，转身看到了他先前只能看到的其阴影物体及造成阴影的光本身，他甚至可以继续前进直到洞口，看到外面的太阳。
这个神话寓意人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无知到有知，从遭受遗弃到获得拯救的进步。按说关于光明与黑暗的神话，是人类各个民族普遍采取的关于获得拯救和遭遗弃的象征，我们可以在各种文化中找到，如印度教，佛教，道教及基督教的思想中找到它们，在哪里的圣人或贤人，总是开明人士，总是在光明中漫步的人。柏拉图的这个神话，如果只是当成一个故事，可以用在任何一个宗教里。
但是，柏拉图对于它的运用完全是他自己的，完全不同于任何宗教对于这些象征的运用。因为当他讲完这个故事后，柏拉图继续把他解释为一个比喻：在这个神话里，从洞穴进步到光明的过程相应于国家护卫者接受建议实际遵从的阶段，而这一教育的首要内容，或者说唯一内容是：数学和辩证法。主要针对其中从20-35岁之间的人。这和佛陀及老子追求的无须通过严格的理性和逻辑训练的个体拯救的教化是不同的（即便与孔子也有些不同，孔子从来不重视数学思维训练）。
从柏拉图对于数学的异常强调，我们看到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遗迹，数学在它那里享有一个神圣的，宗教式的地位，这隐藏这柏拉图的理念论，既宇宙里真正实在的事物，乃是共相或者理念。所谓实在只是就它们分有永恒的共相而言的，因为个别事物是办实在半不实在的，共相因为是永恒的，所以完全是实在的，那转瞬万变的个别事物只是一种影像一类的实在性，因为它会消逝，所以就仿佛不曾有过似的。人这个共相比任何一个个个体都更加实在，这其实才是柏拉图主义中最关键的一点，也正是这一点传给了所有后世哲学，当代存在主义哲学反抗的也正是这一点。19世纪的基尔凯戈尔和尼采最早起来颠覆柏拉图这种价值尺度，并且正是以个体，单个的人为普遍规范的一个例外为理由来证明他之优先于共相的。
如果追问柏拉图何以如此强调数学，可以追到他年轻时受赫拉克利特的万物皆流，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死亡和变化观点的折磨，矢志不惜任何代价在永恒中寻找一个避难所，以逃避时间的不安全和蹂躏，这样毕达哥拉斯的永恒数学对他产生了巨大吸引力，既然数学能够开启永恒真理的王国，人，在这里，至少在纯粹的思想中，找到了逃避时间的方法。因此，永恒的形式或者理念的理论对于柏拉图而言，具有巨大情感力量，因为这些理念是一个人有可能接近的永恒领域。这里，我们必须看到，柏拉图的理性主义不是一种冷静的科学筹划，一如后来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可能自我标榜的那样冷静科学，而是一种热情的宗教学说。是一种理论，一种使人有可能从他一开始就最惧怕的事情-死亡和时间中获得解救。可以肯定的是，柏拉图对于理性这种异乎寻常的强调本身就是一种宗教冲动。而我们现在对于科学的态度本身也的确如同宗教。

柏拉图认定真正的存在，真正的实在同理念是一回事，他的其它一切观点都是因此而推演出来的。如艺术处理的既是感觉对象，既个别事物，则它所处理的也就只是阴影部分，因此艺术本身也就是一种非真理形式。哲学和理论科学价值之所以高，就是因为真理只在它们身上而不能在艺术里显现出来。如果说旧时的真理还包含诗人们的说法，在柏拉图这里诗人已经被驱逐出了真理的殿堂，真理本身变成了一个纯粹理性概念---既一种超感觉实在。
从心理学上讲，柏拉图理念论的意义就在于把强调的重点从感觉实在转向了超感觉实在。也许，可以说在那个时代只有如此在顺应了历史：为了使人作为理性动物进入历史，就必须使人相信他的推理对象既理念，比他自己个人或者构成他的世界的个别事物更实在些。呵呵，诡异的是，人类向理性主义迈进的这伟大一步，竟然也需要它自己的神话！理念之真理的本质就是神话。这或许就是人类进化的含糊性所在？宗教是赤裸裸的唯我独大的人心神话，科学是战战兢兢地唯我独行的人眼神话，哲学是吵吵嚷嚷的唯我独真的人脑神话，而被柏拉图驱逐出真理殿堂的艺术呢？是不是神话？仍然是啊，是唯我独狂的人体神话。原来人类一直活在自己创造的各式各样的神话中，原来人类自欺欺人是人性所是。
扯远了，现在继续柏拉图，如我们看到的，柏拉图的思想重视永恒甚于暂时，重视共相甚于个别，重视理性甚于非理性，并认为找到了“真正的实在”。这些都是深刻地反存在主义的，因为它是一种关于本质而非关于存在的哲学，不过就其哲学思维活动基本上是个人拯救手段的概念而论，它又是存在主义的。因为柏拉图完全无意于把形而上学本身看做哲学的一个纯粹理论分支，专门研究作为存在的存在，那个是他后来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弄的事情。自始至终，柏拉图都是典型的雅典人，这意味着他对于政治生活兴趣最大，雅典人的所有兴趣都从属于它。所以，雅典人并没有产生出形而上学家，这些形而上学家来自希腊世界的其它部分，如伊奥尼亚，米利都，西西里，南意大利等地。形而上学作为一门严格的独立学科，它的奠基人亚里士多德是来自马其顿的人。
对于柏拉图这个雅典人来说，所有形而上学思辨都只是人类热情寻求理想国家和理想生活方式的工具，是寻求人的救赎手段的工具。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存在形象，支配着柏拉图所有早期的《对话》，对于年轻的柏拉图而言，苏格拉底这人就是哲学的化身，就是一种具体的生活方式，一种个人召唤和寻求。

苏格拉底这位身体力行自己思想而非学院教授的思想家，自亚里士多德之后渐渐地身影全无，直到2000多年以后，基尔凯戈尔复活了苏格拉底，作为他自己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因为随着柏拉图理性主义的发展和系统化苏格拉底本人的形象便经历了一些彻底的变化。在早期所谓“苏格拉底的”对话里，苏格拉底的个性是以一种鲜明生动的笔触描绘出来的。然后，渐渐地，他只成了一个名字，一个柏拉图日渐系统化观点的代言人。而且。对话也趋于独白，趋于成为正式论文了。
比如，在《婓德罗篇》里，苏格拉底还是诗人们的朋友：他告诉我们，人类一切最伟大的天资都出自一种神启的疯狂，而为谬斯附身的诗人在人的价值等级中也被列得靠近哲学家。然而，在《智者篇》后期的对话中，诗人完全声名狼藉，勉强容忍与智者既诡辩家为伍，被贱视为非存在或者非真理的交易商。苏格拉底本人的形象已经从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卷缩成了一个抽象朦胧的推理者。在后期的对话中，他甚至靠边站了：在《智者篇》里，主要人物是埃利亚的陌生人；在《法律篇》里，主要人物是雅典的陌生人；在《巴门尼德篇》里，竟然是巴门尼德对苏格拉底大讲起错综玄奥的辩证法来了。所有这一切，都使得柏拉图作品内容更加丰富而含混。
分析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可能部分是记忆趋于模糊使然，并非的柏拉图自己的无意识补偿。具体来说，就是因为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之死深深的刺激了年轻的柏拉图，以致在此后的30-40年，他一直生活在苏格拉底思想的阴影里，并实际的支配着柏拉图的生活。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即使这个栩栩如生的形象也变得模糊不清了，而作为无意识补偿，柏拉图最后只得维护自己的理性主张，哪些不为人知的陌生人，其实就是柏拉图自己的影子，他人格的这部分已经不能借苏格拉底之口说出来了，最后不得不让它们自己出来说话。由于他与苏格拉底第一次会面后就不当诗人了，而他走上理性这条路的终点，在他的《法律篇》里，他居然建议把那些在思想上反对国家正统宗教的人处以死刑，而这正是几十年前雅典正统派处死苏格拉底的罪名，柏拉图本人当时也是为了反抗此举才决然做一名哲学家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但是，到了最后，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向曾经支配过他一生的人物形象既苏格拉底报了仇。

现在我们看看柏拉图的弟子亚里士多德是如何最后用理性之刃把有血有肉存在着的苏格拉底杀死的。应该说，自前苏格拉底开始到亚里士多德而告结的这一大历史周期，哲学已经完成了成为一门纯粹理论的和客观的学科使命。哲学的各个主要分支已经准备好出场了。智慧已经同形而上学或者第一哲学，一种超然和理论的学科划等号了。存在主义的苏格拉底的幽灵最后也寿终正寝了。这个过程，亚里士多德作用比较大。
亚里士多德师从柏拉图时非常年轻，他把哲学设想成为对从生死轮回中获救的个人热情追求，他生活的时代背景，现在西方人了解的各门科学基础已经奠定；而这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理性已经从古希腊神话的，宗教的，诗歌的冲动中分离出来了，此前它本来一直同它们混在一起，还没有它自己清晰可辨的身份。
要真正了解古希腊人的理性主义，就不能仅仅把理性看成一种招摇过市的应景理论主张，不是如今天的演说家们在学院听众面前随随便便扯上几句就可以打发掉的。希腊人，就他们思想而言，是彻底严格且大胆的，认真的。他们居然把理性置于人的等级序列的最顶端，即便今天的我们，也还在为一些问题争论不休或者回答时踌躇不决，甚至还可能胆怯的把它们看成无意义的问题而拒绝回答。比如以下这些问题：
“艺术家伟大还是思想家伟大？”
“莫扎特的伟大不如解释了声音本性的赫姆霍兹物理学家伟大吗？”
“莎士比亚的生活更高级还是牛顿生活高级？”
但是，古希腊人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希腊青年觉得他自己既有诗又有理论的禀赋，想选择其中一个作为职业时，那他就会想知道哪一个是较好或高尚的生活，而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会毫不犹豫告诉他，理论生活高于艺术家或政治实践家的生活，就此而论，甚至还高于他们当时还不知道的圣徒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