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贺★④④如意】蟋蟀

提到蟋蟀，首先让人想起的是斗蟋蟀的游戏。作为一项民俗活动，它已经有了一千多年的历史，而且现在仍然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对于斗蟋蟀的是是非非，自古来人们已经谈了许多，大多不外“玩物丧志”之类。但是我们要问，天下之游戏尽多，为什么独有斗蟋蟀千年不衰？天下之民族甚众，为什么只有我们才对这小小的虫豸情有独钟？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也许，它反映了我们的民族心理的一个侧面：崇尚自然，自得其乐，在对大自然的追寻中实现心灵的宁静和精神的愉悦。其实，以草木虫鱼为诗歌、绘画及其他艺术的题材，无不是为了这个目的；而这与我们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庄思想又是有密切联系的。

何以如此说呢？不妨以贾似道的《促织经》为例。这部一万余字的著作从形、色、胜、养、斗、病几部分入手，对蟋蟀的方方面面进行了详尽的论述。例如蟋蟀的体色，贾似道分为青、黄、红、紫、黑、白；而红又分为真红、水红，青又分为真青、深青、淡青、紫青、灰青、虾青、蟹青等，黄分真黄、红黄、紫黄、深黄、淡黄、狗蝇黄等，并且还发现了蟋蟀的体色与其斗性是有一定联系的，提出“白不如黑，黑不如赤，赤不如黄”的说法。再如虫具问题，古人认为畜养蟋蟀最好的虫具是陶盆，为什么呢？因为蟋蟀自古被称作“阴虫”，喜阴暗潮湿，过于干燥对其生长发育不利，只有用陶盆才符合其生活习性。至于斗蟋蟀时的指挥技巧，就更令人叹为观止了。《促织经》的出现，说明南宋斗蟋蟀游戏不但已经非常普及，而且养斗技巧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脱离了早期的质朴状态，开始由简单的“游戏”向“艺术”过渡；书中表现出来的理论特征，说明它正在形成一种特殊的文化形态。畜养玩斗蟋蟀的技巧至明清两代又有了很大的发展，有关蟋蟀的经谱也愈来愈多，内容也愈益丰富，使蟋蟀文化的积累具备了相当的规模。

值得一提的还有，随着斗蟋蟀活动的发展，蟋蟀罐等虫具的制作工艺也逐渐成熟，并使它由一种单纯的实用工具，变为极其精美高雅的艺术品。这些罐的制作除了为适应蟋蟀的生活习性而注意它的质地、大小、厚薄、深浅外，还极讲究在式样、图案方面的多样和美观。就质地来说，有陶、瓷、玉、石、雕漆、戗金、缸釉；工艺技术由宋至明，愈加精湛。其中明宣德年间所造谓之“宣德罐”，最为珍贵，至万历年间就已经很难得，被玩家视为珍宝了。宣德盆为苏州所造，李诩《戒庵老人漫笔》称其“镂雕人物，妆彩极工巧”。据传宣德皇帝御用的一具戗金盆，声名最著，价值连城。清初诗人吴伟业曾作诗以记之，中有“戗金髹漆隐双龙，果厂雕盆锦香褥”之句。现在还有少量明宣德罐存世，皆为澄泥精工制作，造形端庄，花纹图案龙腾凤舞，质地细腻滑润，古朴雅致，显示出极高的工艺价值。明清艺人为此付了幸勤的劳动，象明代的邹家、万礼张，及清代的赵子玉、杨彭年等，亦是名闻遐迩的制罐名家，他们为蟋蟀罐登上大雅之堂，最后成为一种独特的工艺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蟋蟀还曾经是无数骚人墨客吟咏的题材，令古往今来多少多情的读者愁肠寸断！蟋蟀入诗，比斗蟋蟀游戏的产生要早得多，在二千多年前的《诗经》里就已出现了对蟋蟀的描述。如《豳风•七月》：“五月斯螽动股，六月莎鸡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户，十月蟋蟀入我床下。”最后一句是说随着天气渐冷，蟋蟀开始由野地进入庭院。《国风》中还有一首诗题目就叫作《蟋蟀》，诗中说：“蟋蟀在堂，岁聿其莫”、“蟋蟀在堂，岁聿其逝”、“蟋蟀在堂，役车其休”。大意是说，蟋蟀已经来到我的家，日月过得是如此之快，还是让我们尽情享乐吧。蟋蟀在这两处都是标志时令，说明已经到了一年之末。

后来的咏虫诗中，有不少是吟咏蟋蟀的。如晋代卢谌的《蟋蟀赋》：“何兹虫之资生，亦灵智之攸援。享神气之分眇，体形容之微换。于时微凉既成，大火告去，玄乙辞宇，翔鸿南顾。风泠泠而动柯，露零零而陨树。日转景而西颓，汉回波而东注。厉清响于干霄，激秋声以迄曙。”不过作者在这里只以客观的笔法写出蟋蟀的生成与生活习性，尚缺乏深刻的寓意。在大部分咏蟋蟀诗里，蟋蟀的鸣声最受诗人注意。与蝉的高亢鸣声相比，蟋蟀之鸣声似乎更具悲凄幽怨的特色，故在古代诗人的笔下，蟋蟀的鸣声都是悲音，蟋蟀的意象是表示悲愁伤感。如唐代张随《蟋蟀鸣西堂赋》：“若夫八月在宇，三秋及门，清韵昼动，哀音夜繁。潘生感而增思，宋玉伤而断魂。”李子卿《听秋虫赋》：“轻扬飒而韵合，残溜泠而响聚。陇水咽而应然，峡猿啼而何取。由是知悲秋者自此生兴，感物者因兹为主。则有三年逐臣，千里远客，乡路何处，君门且隔。吟泽畔之风秋，卧江皋之烟夕。逆旅愁听，鸣蛩四壁；欲解寒衣，萧然泪滴。……”写人们一到秋深季节，听到蟋蟀的鸣叫，便会引起伤感之情。

为什么鸟语花香使人精神愉快，而蟋蟀的鸣声却那么令人伤感呢？李子卿在赋中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解释：“且虫声也无端，人之听也多绪。亦由心羁者多感激，志苦者易凄楚。”这个解释无疑是对的。蟋蟀并没有感情，不懂得喜怒哀乐，鸣叫是它的自然属性，并非因为有什么伤心事。每当夏去秋来，黄叶随着寒风落地，蟋蟀们的鸣声四起，总会引起多愁善感的人们的无限忧思。放逐之臣会想起昔日的荣华富贵而倍感沮丧，孤守空床的思妇会想起飘泊远方的丈夫而更觉孤苦，失恋的男女会想起热恋的时节而愈益悲伤。蟋蟀的这种感人力量其实并非来自其本身，而是因为与之紧密相联的季节秋天。古代诗歌中有一类悲秋的题材，专写秋天的景物给人带来的伤感之情。秋天万物凋零，象征着生命的终结，一草一木都会引起人们的伤感之情，而蟋蟀的鸣叫恰在此时。如果说早秋的蟋蟀的嘹亮叫声尚能给人以美感的话，那么晚秋蟋蟀时断时续，略带颤音的鸣叫，确显得有气无力，给人以如泣如诉的感觉，难免让人思绪万千。

让我们再看杜甫的《促织》诗：“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草根吟不稳，床下夜相亲。久客得无泪，故妻难再晨。悲丝与急管，感激异天真。”诗中写作者久客在外，思亲的泪水早已流干，但当听到床下成对的蟋蟀发出的鸣声，似乎又看到妻子夜不成寐的情景。王龙起的《寒蛩》诗写得尤为动人。诗中的思妇孤守空床，在灯火如豆的冬夜里听到蟋蟀的鸣声，勾起了对远游他乡的丈夫的思念，展转反侧，难以成眠，只好起身步入中庭，面对长空浩月，凭栏细听，但除了满耳的虫鸣和叮当的铁马声，她什么也没有听到，徒增了忧伤和凄凉！

大部分类似的咏蟋蟀诗尽管动人，诗中抒发的多为作者个人的情感，情调较为低沉，但也有少数诗篇着眼于封建社会劳动人民的悲愁，以蟋蟀之声表现劳动人民的感情，并寄托自己的同情之心。如唐张乔：“念尔无机自有情，迎寒辛苦弄梭声。椒兰金屋曾何织，偏向贫家壁下鸣。”（《促织》）蟋蟀鸣如机杼之声，故有“促织”之名。自古民间就有“促织鸣，懒妇惊”之说，谓蟋蟀鸣叫有催女功之作用。诗人对鸣叫的蟋蟀发出了质问：“你们为什么偏偏跑到穷人的壁间催促‘快织，快织’，富贵人家的女子为什么不织？”对贫穷的差别，剥削和被剥削现象表示不满。宋王令《闻促织》：“衰草风来响不知，破窗灯灭月藏辉。白头老妇无机织，卧听邻儿慢捣衣。”诗中的白发老妪处境更悲惨，她穷得甚至连一架织机也没有，只好在一个昏暗的夜晚，躲进破屋里早早睡下，任蟋蟀到处鸣叫，她只有卧听邻家洗衣声的权利啊！岳珂《蛩》：“春蚕缲茧白如霜，机妇停机待天凉。进蛩一夜秋已至，寸丝千结萦柔肠。催租吏嚣翁媪怒，裘葛未成心转苦。篝灯促织永夜忙，悔杀比邻日长语。”诗中写秋日的蟋蟀已经鸣叫起来，蚕农尚未将蚕丝织成绸帛，官府已派催租吏喧嚣着逼上门来，一对老夫妻还没有尝到丰收的喜悦，心中便已充满了悲苦。老妇一面点灯赶紧织布，一面还在心里埋怨白天和邻人闲话，耽误了宝贵的时光。这首诗与白居易的《卖炭翁》表达了相类的主题。

蟋蟀的意象当然不完全是悲切，也有趣味横生的咏蟋蟀诗。由于民间斗蟋蟀和畜养鸣虫活动十分活跃，理所当然地也引起诗人的注意。南宋词人姜白石有一首《齐天乐.赋蟋蟀》，序中已提到斗蟋蟀在当时是一件很普及的民俗活动。不过他的这首词的正文仍然从蟋蟀的鸣声着笔，并没有描写蟋蟀的争斗的场面。明代诗人高承埏有一篇《蟋蟀赋》，对蟋蟀的养斗描写得十分生动。如他写两虫相斗的场面：“招朋偕侣，消暇乘闲。依稀乎命帅出境，仿佛乎拜将登坛。赌以玉麈，注以金钱；东西对列，左右旁观。策之以草杆，鼓之以笑喧。其形昂若，其声喑然。见形而斗志遂起，闻声而雄心各前。张牙耀刃，竖须矗竿；挺翼直接，拔足争先。一进一退，载合载旋。形势既陈，步伐不愆。或佯输而乍走，或凝立而持坚。颉颃既久，雌雄乃殊。负者敛形却窜，捷者凌势长驱。余声不绝，胆气犹粗。逞雄骄于倾刻，变胜败于须臾。盖不离方寸之地，而若开八阵之壮图。莫不扬声赞采，抵掌谐呼。”作者怀着浓厚的兴趣描绘了蟋蟀相斗时的激烈场面以及围观者的热烈气氛。两只小虫虽为微物，似通人意，在方寸之地进退有据，攻守有致；忽昂首而向前，倾怆惶已逃窜，在众人的赞采谐呼中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战斗。王醇《促织》诗写小儿夜捉蟋蟀的稚态：“风露渐凄紧，家家促织声。墙根童夜伏，草际火低明。入手驯难得，当场怒不平。秋高见余勇，一忆度辽兵。”三四句尤其生动，小儿夜伏墙根草丛之中，不顾蚊虫叮咬，专心致志地捉蟋蟀，憨稚之态似在目前。同时代的诗人顿锐的《观斗蟋蟀》也写出了蟋蟀在战场上的雄姿：“见敌竖两股，怒须如卓棘。昂臧忿塞胸，彭亨气填臆。将搏必踞蹲，思奋肆凌逼。既却还直前，已困未甘踣。雄心期决胜，壮志冀必克。依稀触与蛮，蜗角并开国。人生亦类斯，隙驹争得失。”作者以拟人的笔法写出蟋蟀的剧烈争斗，并由虫及人，认为在短暂的人生旅程里，为蝇头小利争得患失，其实都无谓得很，表现了作者对人生的超然态度。可以看出，同为咏蟋蟀之作，有的是悲悲切切，充满伤感的情调；而在另外一些诗人手里，则又变得威武雄壮，奇趣横生。可见蟋蟀作为一种普通昆虫，本无忧喜勇怯可言，它的鸣叫也好，格斗也好，都只不过是它的自然之性，但到了文人的手里，却成了感情的寄托物，其实不过是文人“自作多情”罢了！

蟋蟀等草虫之入画也有悠久的历史，后来逐渐发展成为草虫画一派。据《吴录》：“曹不兴善画。孙权使画屏风，误笔落点素，因就以作画。权以为生蝇，举手弹之。”曹不兴是三国时的著名画家，他在落墨上稍加点染，即成一幅栩栩如生的蝇图，可见绘画技巧之高。不过事实上，草虫入画比这还要早得多，或许从绘画产生时就已经出现了草虫图。已经发现的古代崖画、陶器、钟鼎器的饰纹中，都可以发现昆虫的形象，如鼎器中蝉纹，蝉形的玉饰等；而在春秋战国及秦汉时期的服饰、壁画中，草虫的形象就更为常见了。现在所见最早的蟋蟀入画是在五代黄筌的《写生珍禽图》中，此画似为习作稿本，平列各种鸟雀草虫及龟类20余种，个个逼真，栩栩欲活。草虫除了蟋蟀，还有蜂、蝉、飞蝗、蚱蜢、天牛等，极精细准确，用色浓淡相宜，可谓创工笔草虫画之高峰。

清代末年还有一幅画值得我们再次注意，它就是刊在《点石斋画报》上的一幅描写清末上海斗蟋蟀的绘画作品。这幅以石版印刷的画生动地展示了清末上海斗蟋蟀的热闹场面。斗场安排在一个豪华的公馆里，或许就是个专门会斗蟋蟀的斗场。透过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到窗外亭子、假山及小桥流水，风景秀丽。墙上靠着的百宝格里排放着各种蟋蟀罐，另面墙壁上挂着的一面六角形西洋挂钟，说明这时正是海禁初开的清朝末年。窗下是一张条案和桌椅，上面都摆着式样各异的蟋蟀罐。条案后站着一位身穿长袍马褂的长者，手边放着纸笔，似在为来会斗的客人签到。有主仆二人正向主人施礼，似乎已经斗完，正要离去；仆人手里提着装蟋蟀罐的提盒。另有主仆二人正从门外进来，仆人手里提着用花布包着的东西，显然是蟋蟀罐。在厅堂的中间，一张八仙桌前正展开蟋蟀的激斗。十余人围在桌前，盯住斗栅观看。有的手执芡草，有的伸手指指点点，一派兴趣盎然的样子。桌子上的斗栅是方形的，，旁边放着一只过笼。整个画面上的人物众多，神态各异，但无不与斗蟋蟀相联系，真实生动地反映了清末上海的斗蟋蟀之风。

近世草虫画的大家，当推齐白石为首。齐白石一生作品无数，最多的就是花鸟草虫画。他尤喜画蟋蟀、蝈蝈、螳螂。他有一幅《豆角蟋蟀》，草草几笔画出豆角的花叶枝蔓，架下有十八只神态各不相同的蟋蟀，有的正在寻找战斗的对手，有的双须相接已作好战斗的准备，有的则已在激烈地嘶咬，败者慌忙逃窜，胜者在后猛追；还有两只远远地躲在豆叶下，正在眺望同伴们的游戏。整个画面生气盎然，洋溢着一股天真烂熳的气氛，极富自然情趣。表面上看，似乎是写实，实际上却是以浪漫主义的手法表达画家对自然的情怀。因为，自然界中的蟋蟀，如果没有人的挑逗，是不会自己格斗起来。

如果说齐白石的蟋蟀和草虫洋溢着天然机趣的话，那么以画人物为主的当代画家范曾笔下的《促织》则充满着激情与思想。范曾的人物画具有独特的风格，有人评价说是“画中无景，心中有景”，画面上并无任何背景，只以人物的神态动作表现深刻的思想。他多画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无论是专事捉鬼的钟馗，还是高歌“大江东去”的苏东坡，眉宇间都洋溢着一股不可遏制的豪气，显示着盖世英雄的本色。即使是面壁十年的达摩和悠然出关的老子，在静若潭水的神态背后，心中似亦有无限的烟波。范曾对蒲松龄的小说《促织》情有独钟，认为作品“情愫感人至深”，所以曾几次以《促织》为题作画。其中一幅即以小说故事为题材，表现成名父子在悲剧发生前的平静的生活。画面中的小童正手执芡草，引逗罐中的蟋蟀，父亲在旁观看，满脸安详之态，让人真切感受到父子二人的平和心境。如果我们再联想小说的悲剧结局，就会进一步想到，在这宁静的画面后面，实际上隐含着画家一颗愤怒的心，也就是对悲剧制造者封建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另一幅《促织》是写二童围坐罐前，以蟋蟀为戏，表现他们的赤子之心。但实际上，根据作者的题识，这幅画的主题是以童心反衬“窃画伪造者”的“鄙陋”之心，表达作者的痛恨心情。也就是说，在范曾的笔下，是以蟋蟀表现某种心境、精神和思想，而非蟋蟀本身，这与齐白石的蟋蟀草虫画是截然不同的。

历史悠久的斗蟋蟀习俗，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很奇特的现象，把它称作“蟋蟀文化”是不是过分了一点呢？一点也不过分。说它是一种文化，是因为它由最初的一种自然现象，逐渐演变为一种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积累起十分丰厚的内容，在多种领域（尤其是社会民俗和文学艺术）里造成了深刻的影响。因此，蟋蟀文化也引起了民俗研究者乃至昆虫家们的注意是不奇怪的。近一二十年来，适应市场的需要，出现了不少介绍蟋蟀养斗知识的“新谱”之类的著作，大多在抄缀古谱的基础上又加以个人心得而成，但毕竟受到蟋蟀爱好者的欢迎。作为文化水平不高的蟋蟀爱好者，他们希望看到通俗易懂的普及读物，提高自己的养斗技巧，这是各类“新谱”畅销的主要原因。但另一面，作为一种文化的研究，仅仅保持在这个水平上还不够，还需要往更深更广的层面扩展。比如说，对中国斗蟋蟀的悠久历史加以勾勒，探讨蟋蟀文化的成因，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看蟋蟀文化与其他学科的联系，等等。应该说，在这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