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学派、论战、理论
[内容提要] 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则占据了主要舞台。本文从学派、论战和理论三个方面概括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还评价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软权力、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新论等。[关键词] 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 论战 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历史产物,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产物的话,那么,目前仍在继续的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既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也折射出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正处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阶段,这使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1]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新现实主义的兴起英国学者马洛特·赖特在80年代初指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近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恢复。70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在支配国际关系理论学科20年之后,开始败下阵来。它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者和邀进派。然后,到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显示,它正恢复昔日的支配地位。现实主义的‘复兴时期’开始了。”[2]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评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时,也曾生动地叙述过:“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3]这一新的理论思潮始于1979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作者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蜚声西方学术界。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新的“结构分析模式”及其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就国际政治而言,亦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位之间实力的分配。华尔兹教授的结构分析理论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际政治体系及其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立论的核心是,“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4]戴维·鲍德温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是一个突破,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就如汉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权力与利益理论为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石一样。[5]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兹格拉夫也指出:“结—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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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从而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6]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代表了过去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华尔兹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区别:1.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即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这是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2.在国际关系的因果关系上,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由互动国家组成,“原因”是趋于一个方向,即从互动的国家到由它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产生的“结果”。这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新现实主义强调,“原因”并不只在一个方向上发生,而是在两个方向上,即国际政治的单位层次和结构层次上,结构影响单位,只有通过区分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因果要素才能充分地研究和了解互动国家。3.关于对权力的解释,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根植于人性,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的,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华尔兹指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还认为,权力首先意指军事实力,而新现实主义则“将权力的概念视为结构的根本特点”,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4.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认为,不同国家行动方式不同,因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但是,现实主义强调互动单位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互动单位的影响;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但否认这是一种特征性的结构,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自治”是在结构层次上无政府状态的对应物。现实主义者强调了国家的异质性,他们相信国家行为和结果的差异直接产生于单位构成的差异,新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假设不可取,他们提出一种理论以解释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和结果的。
[内容提要] 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冷战结束以后,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之争则占据了主要舞台。本文从学派、论战和理论三个方面概括了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最新发展。还评价了几种有代表性的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如软权力、地缘经济学、两枝世界政治理论、文明冲突论、世界秩序新论等。[关键词] 西方 国际关系理论 学派 论战 如果说国际关系理论的第一次论战(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是两次世界大战和冷战前期的历史产物,第二次论战(传统主义与科学行为主义)是冷战后期的历史产物的话,那么,目前仍在继续的第三次论战(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既反映了一种“历史的终结”——冷战的结束,也折射出另一种“历史的开端”——冷战后时代的到来。在世界从冷战结束到冷战后的历史性转变过程中,国际关系理论领域充满着反思、修正、探索和争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国际关系理论目前正处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阶段,这使它面临着更多的挑战。”[1]研究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新发展,对于我们准确理解和掌握当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新现实主义的兴起英国学者马洛特·赖特在80年代初指出:“国际关系理论领域最近出现的令人欣喜的发展是现实主义的恢复。70年代初,现实主义学派在支配国际关系理论学科20年之后,开始败下阵来。它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攻击——行为主义学派、多元主义学派、全球主义者和邀进派。然后,到了70年代末,现实主义学派重整旗鼓,在‘新现实主义’的旗号下进行了反击,并逐步显示,它正恢复昔日的支配地位。现实主义的‘复兴时期’开始了。”[2]哈佛大学著名教授斯坦利·霍夫曼在评论汉斯·摩根索的现实主义时,也曾生动地叙述过:“现在需要的是寻求一种新的现实主义,它既承认世界处于无政府主义状态,又努力通过各方面的合作和集体行动来改变现有的战略,以防止大动乱和核战争。‘为权力而斗争’的现实主义已经不够了,结合权力斗争和世界秩序的新现实主义必定会出现。”[3]这一新的理论思潮始于1979年问世的《国际政治理论》。该书作者肯尼思·华尔兹是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国际政治学教授,60年代他曾以《人、国家与战争》一书蜚声西方学术界。华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中提出新的“结构分析模式”及其结构分析的“三要素”,即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构成体系的原则,就国际政治而言,亦即无政府状态;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国际社会不同单位的功能;国际政治体系的结构取决于单位之间实力的分配。华尔兹教授的结构分析理论因而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或“新现实主义”。它最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区别国际政治体系及其互动的组成部分,即国际政治的基本单位。它立论的核心是,“只有结构的变革才能改变国际体系的无政府性质。”[4]戴维·鲍德温对此评价很高,认为华尔兹提出的“体系层次”和“单位层次”是一个突破,奠定了“新现实主义”的基石,就如汉斯·摩根索在50年代提出的权力与利益理论为现实主义奠定了基石一样。[5]詹姆斯·多尔蒂和罗伯特·法兹格拉夫也指出:“结—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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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体系结构和单位结构,从而提供了全面发展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6]从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轨迹来看,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代表了过去半个世纪国际关系理论领域的两个主要理论流派。80年代初,现实主义与新现实主义的比较研究成为学术界的一个重点和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内容。华尔兹从理论角度提出了五个方面的区别:1.新现实主义提出了体系结构的新概念,即将国际政治视为一个定义精确的结构体系,“这是新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的根本区别”。2.在国际关系的因果关系上,现实主义强调世界由互动国家组成,“原因”是趋于一个方向,即从互动的国家到由它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产生的“结果”。这在摩根索的现实主义“六原则”里体现得最为明显。而新现实主义强调,“原因”并不只在一个方向上发生,而是在两个方向上,即国际政治的单位层次和结构层次上,结构影响单位,只有通过区分结构层次和单位层次的因果要素才能充分地研究和了解互动国家。3.关于对权力的解释,传统现实主义认为对权力的追求根植于人性,权力是国家追求的目的,而新现实主义则强调权力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国家目标的有用手段,国家追求的最终目标是安全,而不是权力。华尔兹指出:“这是对现实主义的重要修正”。此外,传统现实主义还认为,权力首先意指军事实力,而新现实主义则“将权力的概念视为结构的根本特点”,认为权力应是国家的“综合实力”。4.现实主义和新现实主义都认为,不同国家行动方式不同,因而所产生的结果也不同。但是,现实主义强调互动单位的作用,而新现实主义强调结构对互动单位的影响;现实主义强调无政府状态,但否认这是一种特征性的结构,而新现实主义认为“自治”是在结构层次上无政府状态的对应物。现实主义者强调了国家的异质性,他们相信国家行为和结果的差异直接产生于单位构成的差异,新现实主义者认为这一假设不可取,他们提出一种理论以解释结构是如何影响行为和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