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中国社会科学（京）2004年04期，第173～185页
罗新慧，1970年生，历史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北京　100875）。

内容提要：周人尚“文”，“文”体现了周代社会的整体风尚。浓厚的“文”风，对周代社会及华夏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周人政治中重“文”的传统，使当时的各族属能够在平稳的环境中协调、融合，为形成统一的华夏文化奠定了基础；周人对“文”的追求，显示了周人的精神自觉和对自身价值的体认，它促成推进了周人整体修养的提高，对华夏族气质、性格的形成，起到关键作用。与社会制度相比，时代精神与习俗风尚往往有更深厚的影响力。尚“文”风气不仅塑造了周代社会独特的社会风貌，而且保证了华夏文化生生不息，传承不断。
关 键 词：周代/尚文/社会风貌

周人以蕞尔小邦，开创八百年基业，华夏国家与华夏族即在此一时期形成。研究表明，周代各项制度对华夏统一体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制度若没有风尚的配合，往往会缺乏有效的支点。事实上，制度有其脆弱的一面，相形之下，社会风气却具有更为持久、深厚的影响力。好的社会风尚落实于人的身体、心理、精神等层面，于无形之中予人以浸润熏陶，长此以往则整合社会力量形成共同的意识、情感，凝聚社会为有共同生活信念和精神理想的统一体。其对于制度的支撑与配合功用，不言而喻。考之周代，具有这种深远而巨大影响的是其浓厚的尚“文”之风。《论语·八佾》记孔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礼记·表记》云：“殷周之文，至矣。”秦、汉以降之人也每有“周道文”，（注：《史记·梁孝王世家》。）“周人尚文”，（注：《史记·梁孝王世家》索隐。）“周极文”、“周贵文”，（注：《礼记·王制》孔颖达疏。）“周末文胜”（注：《论语集注》卷6引程子语。）的说法。总之，周人尚“文”、崇“文”，“文”即周之“统体”，（注：吕祖谦说：“读史先看统体，合一代风俗消长治乱观之，如秦之暴虐，汉之宽大，皆其统体也。”见《吕东莱文集》卷14“读史纲目”，丛书集成本。）代表了周代社会的总体面貌。

有关周代尚“文”的特征，前辈学者早有注意，但往往论述简略，或集中于“有形”的制度层面进行论述，（注：如柳诒徵先生在《中国文化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周之勃兴”一章中，指出周代政治尚文，他说：“三教改易。盖文王、周公尚文德，故周之治以文为主。”史学大师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曾经提到“质家亲亲，文家尊尊”，以此说明殷商至西周继承制度的变化，牟宗三先生则发挥其说，认为“传子不传弟，尊尊多礼文”是周文的重要内容，并指出“尊尊”所体现的周文，“亦即客观精神之出现……此周文之所以称为吾华族历史发展之一大进步处也。”（《历史哲学》第32-33页，台北：学生书局，1984年）他对周文的解释，主要从政治制度层面展开。针对周代文风泛滥的特征，他还提出“周文疲敝”的概念，并认为儒、墨、道三家皆发源于此（《中国哲学之重点以及先秦诸子之起源问题》，见《中国哲学十九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阎步克先生在《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独尊儒术’下的汉政变迁”一章中也论述了周代的文政。上述诸家都注意到了周代“文”之特点，但尚未从社会风貌的角度解释周“文”。）尚未从“文”的角度对周代社会的整体风貌进行探讨。本文则试图从社会风尚方面，探讨周代“文”风的产生、发展及其对华夏统一体的形成所发挥的历史功效，以进一步揭示周代社会发展的若干特色。

一
“文”字早在商代就已出现，（注：甲骨文中，“文”字为胸前有刻画图案的人形。一期卜辞中有两例关于“文”的记载：“贞令冓氐（以）文取大壬、妣壬。亚”（《甲骨文合集》第4889片）、“惟马既□，令取文”（《甲骨文合集》第21229片）。这里的“文”是被用于祭祖的人牲名称，用文饰后的人牲祭祖可能与殷代崇尚威严、狰狞之美有关。）然而，殷人对“文”缺乏充分认识，“文”还不能代表殷商的整体社会风貌。大史学家司马迁曾敏锐地体会到这一点，《史记·高祖本纪》说：“夏之政忠……殷人承之以敬……周人承之以文”。夏、商、周三代文化虽然一脉相承，周人却在承继中开创出“文”的天地来。

周人所尚之“文”，含义极其广泛。“文”之本字作“彣”，表现着一种美。（注：彣，从“文”从“彡”，《说文》“彡”部：“毛饰画文也。”文的初义当指装饰之花纹。由花纹而起，“文”代表着美、和谐、精雅等美好事物。《礼记·乐记》谓：“（乐者）节奏以成文。”孔颖达疏：“以成文，五声八音克谐相应和。”《荀子·赋》亦谓：“五采备而成文。”意为有所周饰而美。可见，美以及由此而来的和谐是文的重要内涵。）“文”的基本概念与“武”相对，“文”的含义被引申之后，指诗、书、礼、乐等文化方面的内容，又与礼乐制度紧密相关。（注：《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刘宝楠《论语正义》说：“文谓诗书礼乐。”《论语·子罕》载孔子语：“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朱熹《论语集注》卷5曰：“道之显者谓之文，盖礼乐制度之谓。”这里的“文”即指礼乐制度。）“文”虽渊于礼乐，但又与此相区别，礼乐文明多侧重于有形的制度、典礼以及由此衍生的具体的思想文化，而周人所尚之“文”的核心却在于，它是典礼制度之下所培育出的一种精神品质。换句话说，尚“文”就是从民众的精神性质这一角度体现出的周人的整体行为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式。“文”的内涵闳大深微，（注：关于“文”的内涵，朱熹曾有“经天纬地之文”与“文之小者”之分，说见《朱子语类》卷29。推朱子之意，传统文化之精髓及民族之精神气概堪为“经天纬地之文”，个人修养及日常间的从容应对可称“文之小者”。这样看来，本文所论述的周人日常中所追求的“文”以及“文”风的熏陶所孕育出的周人之精神气质、“文”风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与朱熹所说的“文”的内涵是符合的。）综合起来看，以德行及知识修养为内涵，外现文雅、雍容、裕如的气度与风范，这就是周人所崇尚的“文”。

尚“文”的风气突出地体现于周人的政治运作当中，那就是“文德”政治。“文德”政治的核心是以文化（而不是以武力征服）来治理天下，以德操（而不是以专横霸道）来协调各种关系。史称周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注：《尚书·康诰》。）“文王质文，故天胙之以天下”，（注：《国语·周语下》。）“文王以文治”，（注：《礼记·祭法》。）“（文王）作物配天，制无用，行三明，亲亲尚贤，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注：《大戴礼记·少闲》。）皆谓文王以德行、文略而使天下归心。新出上博简《容成氏》第48-49号简也记载，“文王时故时而教民时，高下肥毳之利尽知之。知天之道，知地之利，思民不疾”。（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288-289页。）因此，至迟在周文王的时代，周人已开启了周政中重“文”的传统。周人在立国过程中，虽不乏武力征伐，但或出于宣传，或出于反省，已经意识到与“武”相对的“文”的重要性，遂以“觌文匿武”（注：《国语·周语》载仓葛语谓：“武不可觌，文不可匿。觌武无烈，匿文不昭。”）为大政方针，着眼于文教的推行。

周王朝建立后，对于“文德”的运用更进一步发扬。史载，周成王时“合诸侯，城东周，以为东都”，其目的旨在于“崇文德”。（注：《左传》昭公三十二年。）周代后期，史所艳称的“宣王中兴”之所以出现，关键也在于周宣王能够“矢其文德，洽此四国”。（注：《诗经·江汉》。）周人认为先王能够“保世以滋大”，皆得益于“以文修之”而非赖武力以剿平天下，周卿祭公谋父说：“先王耀德不观兵。……先王之于民也，懋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财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之乡，以文修之，使务利而避害，怀德而畏威。”（注：《国语·周语上》。）他所谓的“耀德”、修“文”、“怀德”等皆为西周时期“文德”政治的表现。

春秋时期的政治运作中，以“文事胜”而著称的代表人物是齐桓公。孔子曾赞齐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注：《论语·宪问》。）根据《国语·齐语》记载，当时齐国武备雄厚，但齐桓公并不耀武扬威，使诸侯怵惕畏服。相反，他予诸侯以利、结诸侯以信、待诸侯以忠，致使“大国惭愧，小国附协”，时人称之“文事胜矣”。就此可说，齐桓公得以称“文事胜”的根本原因，在于“德”的推行。齐桓公一领当时风气之先，使诸侯“附协”、“惭愧”，这中间便包含着“文德”政治中更为重要的内容，即“正其德而厚其性”。通过德政的推行，匡正风俗、规劝人心，使民众在“性”的方面得到根本教化，这当是周代“文德”政治的最终落脚点。周人在现实操作中极其推崇“文德”，在意识领域中周人总结为政经验，赋予“文德”以崇高地位，其言谓“经纬天地曰文”。（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逸周书·谥法》。）“经之以天，纬之以地，经纬不爽，文之象也”，“被文相德，非国何取？”“能文则得天地”。（注：《国语·周语下》。）认为具有“文德”即具有天地开阔气象，具此吉兆则能够“袭天禄，子孙赖之”，必定长治不衰、无往而不胜。周人对“文德”的崇敬和由此而来的堂堂气象于此可见一斑。

周人注重“文德”政治，在处理重大关系时，“文”更是被推崇有加。春秋时期，一面是诸侯的争霸斗争，另一方面，诸侯之间的盟会、朝聘等外交活动却很频繁。外交活动是擅长辞令者的天地，辞令中是否有“文采”至关重要。《左传》僖公二十三年记载，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重耳欲令子犯随从，子犯却以“吾不如衰（赵衰）之文”而推让。宣公十二年，晋楚邲之战前夕，楚少宰至晋师进行调和，谦称“寡君少遭闵凶，不能文”，意谓楚王不擅文辞而由少宰完成君命。春秋时期，诸侯国之间的外交活动旨在通过协调达到某种目的，在外交周旋中人们不是单刀直入、直奔主题，而是有所铺垫，赋诗言志、因诗达情，以知识与修养贯穿其间，多优雅裕如之风而少剑拔弩张之气，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外交斗争的紧张激烈。浓厚的尚“文”之风甚至在两军对阵的战场上仍然能够寻觅到踪迹。《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楚庄王赢得邲之战的辉煌胜利后，不仅反对收集战场上的尸体来筑“京观”以宣扬武威，而且大讲武功七德：“夫文，止戈为武。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他从文字构造的角度来解释“武”字，强调必须以“文德”统领武力。《左传》成公十六年载，晋楚鄢陵之战时，晋将每见楚王“必下，免胄而趋风”，彬彬有礼，很有风度。鲁成公二年，齐晋交战，齐军败绩，齐顷公之所以能够逃脱，正是利用了晋国军将因恪守礼仪而造成的机会。春秋时期许多将领在战场上表现出儒雅风度，“文”风深入人心的情况，于此亦可得见。春秋时人对“文德”的尊崇，必定上承西周传统而来。

总之，周人在立国之际就已确立了政治中崇尚“文德”的传统，并且长期运用于军事、外交等方方面面。“文德”政治在周人的治国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周本为小邦，立国时环境艰险，“文德”政治的运用，赋予周政大度与气魄。以其包容诸族的气度，周人有效地安抚天下人心，化解冲突矛盾，促成诸族在心理与情感方面与周相接洽、亲近，化而为周，形成统一的华夏有机体。此外，周人的“文德”政治与笼罩在浓厚鬼神观念下的商政不同，它是一种道德政治，德操成于上，黎民化于下，具有典范性和劝善功用。《诗·绵》毛传载文王以“文”治，虞芮质成、国俗丕变，“天下闻之而归者四十余国”，即为明证。因而，“文德”政治的运行，造成“文德”观念深入人心、周人上行下效的局面，这种状况的出现，意味着周人在立国之初就被纳于“文德”的轨道中，拥有共同的道德意识与信念。换言之，这岂非就是“纳上下于道德”、“以成一道德之团体”的完成？因此，周人所确立的华夏族有机体，如果说依靠一系列制度的规范、约束而创造了共同政治秩序下的族群，那么，依靠尚“文”传统的导引、化育则创立了共同文化秩序与道德秩序下的族群。周人一统之策，实存在于这两方面的建制之中，这也当是周代社会发展的基本模式。王国维曾说，周人“立制之本意，乃出于万世治安之大计，其心术与规模，迥非后世帝王所能梦见”，（注：王国维：《殷周制度论》，《观堂集林》卷10。）洵为凿凿之论。

二
政教与风尚往往相联为用。周人在政治领域中注重“文德”，社会生活中，同样可见浓厚的尚“文”风气。不过，与“文德”政治所突出强调的道德、德行观念不同，周人生活中所尚之“文”有着更为丰富的内容。尚“文”的风气深刻地影响着周人的动容举止，对于周人文雅气质的形成、周人文明程度的提高起到根本促进作用。

周代贵族在服饰仪表方面讲究“文”，依《礼记·表记》的说法，便是“容貌以文之，衣服以移之”，“君子服其服，则文以君子之容”。（注：周人对于服饰十分注意，其规格、色彩要合乎礼制并要有文采。如颜色要正常，《论语·乡党》谓：“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衣服的饰件要得当，如《礼记·玉藻》篇谓：“古之君子必佩玉。……趋以采齐，行以肆夏。周还中规，折还中矩。进则揖之，退则扬之，然后玉锵鸣也……是以非辟之心，无自人也。”周人不是单纯地欣赏佩玉，而是抵制“非辟之心”，从而将外在修饰与培养内在德操联系起来。）在言辞方面，要注重文采，“出言有章”，（注：《诗经·都人士》。）“（君子）有其容，则文以君子之辞”。（注：《札记·表记》。）其所以如此，是由于周人认为“言之无文，行之不远”。（注：《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在举止方面，讲求“文”气，要求“动作有文”，（注：《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进退周旋中显现出翩翩风度。在日用中，追求精致华美，如贵族宴飨，“择其柔嘉，选其馨香，洁其酒醴……”（注：《国语·周语中》。）在诸多礼仪场合，钟磬齐鸣、工歌金奏，欢悦而肃穆。以今日之观点视之，则周人在那时起即已开始注重人的美化与艺术化，其日常生活中所蕴藏的文化含量已前所未有的高涨。值得注意的是，周人认为这种外在的优雅风度和雍容举止必须以内在的德行为依据，《国语·周语下》载周卿单襄公说：
夫敬，文之恭也；忠，文之实也；信，文之孚也；仁，文之爱也；义，文之制也；智，文之舆也；勇，文之帅也；教，文之施也；孝，文之本也；惠，文之慈也；让，文之材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