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宋代两浙路中的浙东、浙西路的分界线是钱塘江还是行政上的划分?宋代的杭州城也是跨江的吧?以及后代所说的浙东浙西所包含的范围是否有变更?(西泠处士)
答:宋代的杭州城当然不是跨江的,钱塘江,即浙江在城南。浙东、浙西路的分界线,有的恰好是钱塘江,但非全部,当时各级行政区划的分界线也不可能准确。
三二、阅读先生的作品,我发现先生很少几乎没有提及“唐宋变革论”,很好奇先生是怎么思考这个问题?而今宋史学界似乎对此非常的热衷,在理论上似有一种被冲击而不得不反应的感觉,先生对北南宋社会经济等有深入研究,同时亦是唐史大家张泽咸先生好友,看先生文章也知道先生对通鉴颇为熟悉,所以有此唐宋研究背景,希望先生谈谈你对唐宋变革论的看法或者说该如何对待这一“理论”。 (盖棺)
答:对所谓“唐宋变革论”没有深入考虑,自己学力不够。我在《宋朝阶级结构》的后论中有一小段议论,“在中华四千年古史中,最明显的社会变动自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到明清,尚看不出有如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剧烈的社会变动”。“直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方继春秋、战国之后,发生了另一次新的更剧烈的大变动”。但在此书确是说了一点唐宋之际阶级结构的小变动,如张邦炜先生的书评说拙作的“贡献”,是“从阶级结构方面为‘唐宋变革论’提供了若干论据”,此说也可说有一定道理。唐宋之际的变化,当然不可能与上述的两次相提并论。另外有一通信,将在适当时候发表。“唐宋变革论”如今成了时髦,这里有《治辽宋金史杂谈》(《河南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的一段话:“目前社会经济史门庭冷落,而唐宋变革论却香火颇旺。一些学者颇愿将自己的选题戴上唐宋变革论帽子,其实,究某些论著的内容,似不必戴此帽子。依我之见,欲谈变革论,只怕首先应从社会经济史着眼,而正需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指导。一些学者如果不从自己的研究范围跳槽,认真对唐宋社会经济史下功夫,只怕难以有真正有份量的发言权。”
三三、请问王先生:中国史学界对宋朝评价偏低是因为什么原因,而近年来却因为西学的推动,把宋朝的地位抬高,而先生的高见如何?宋史研究的前沿和方向又应如何前进?(中国民学生)
答:我没有对自宋以降,人们对宋朝历史所作的各种评估做过认真调查和研究,印象似乎人们是从各种视角,或高或低,对宋朝评价偏低的抬高,不能说全在于西学的推动。例如钱穆先生从制度史的角度,对宋评价很低。当人们从经济和教科文的角度着眼,又对宋朝予以高评,例如陈寅恪、邓广铭、漆侠等先生。但他们也决不是对宋朝处处予以高评。关于后一问题,请参见拙作《宋史研究要点》(《文史知识》2006年第9期或《丝毫编》),但其上所说也仅供独立思考,至少不见得全面和系统,可以作不少补充。
三四、一说王安石变法失败,因为地方行政混乱,地方县级行政机关名存实亡云云,可采信否?上意不落地方,自古有之,变革者自不可迷信京师发出号令然后天下一心,况始唐五代以降地方离心,王安石其时可有顾及於此?王安石变法失败的原因,千头万绪,况复中国行改革行新政,一举而成功之时,亦必举国一心之时,王安石的经验有否作为后世改革的指引?(chimotree)
答:王安石变法是个复杂的问题,不可能有如此简单化的论述。如欲真正下功夫研究,需要认真研讨宋神宗在位时的各方面情况,并且也会牵涉至少北宋时的不少方面情况,就须认真读史料。
三五、子曰:“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中国历史版图的形成,文德与武功在其中的影响关系能否度量,如何度量?“由流寇到坐寇”是中国改朝换代、重新建立社会秩序的基本模式,不知先生以为然否?(绿如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