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的积极意义。
其后，啖助、赵匡、陆淳师友相传的《春秋》学派对《春秋》传注提出批评，以
己意去取三传，合而为一；倡以经为本、“舍传求经”之风。为朱熹的经传相分，以经为本，直
求经文之本义的思想提供了借鉴。
以上三人的著作，今存者仅有陆淳综合啖助、赵匡之说，所撰的《春秋集传纂例》、《春秋
微旨》、《春秋集传辨疑》三书。其中《春秋集传纂例》即是把啖助、赵匡之说“纂而合之”。
啖助等人的《春秋》学派提倡“舍传求经”，批评注疏之学而以经为本。其学已不仅限于《春
秋》，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的经学意义。啖助在批评《春秋》传注之学的流弊时，提出了宗经
之本，而不迷于注疏的思想。指出《春秋》经文虽然简易，但其理却已著明如日月，然而守章句
注疏之学者，各自只关注一传，三传未能相通，且互相攻驳，各守己说，其传注之学也是只重注
疏，“因注迷经，因疏迷注”，而不重本经，以致“不识宗本”。可见啖助在这里提倡的是以经
为宗，以经为本，而反对迷于传注。这体现了一种不同于注疏之学的新的治经模式，这种治经模
式就是舍传求经，以经为本，而不以传注为本，是对传统的但守章句注疏之学、惟重疏注的唐代
经学的大胆怀疑和革新，在一定程度上预示着经学发展的方向。对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有
云：“舍传求经，实导宋人之先路。”（3）这对朱熹经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韩愈亦对汉学流弊提出批评，他说：
杨、墨行，正道废。且将数百年，以至于秦，卒灭先王之法，烧除其经，坑
杀学士，天下遂大乱。及秦灭、汉兴且百年，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其后始除“挟
书之律”，稍求亡书，招学士，经虽少得，尚皆残缺，十亡二三。故学士多老死，
新者不见全经，不能尽先王之事，各以所见为守，分离乖割，不合不公，二帝、
三王、群圣人之道于是大坏，后之学者无所寻逐。……汉氏以来，群儒区区修补，
百孔千疮，随乱随失。其危如一发引千钧，绵绵延延，浸以微灭。于是时，而唱
佛老于其间，鼓天下之众而从之，呜呼，其亦不仁甚矣！（4）
指出秦始皇焚书坑儒，烧除儒家经典，而使汉儒所依据的儒家经书，皆有残缺，由于汉儒不能见
到全经，而各守己见，对经典“分离乖割”， 于是圣人之道大坏，以致使后之学者无所寻逐。而
汉代以来的诸儒只得在汉代经学的基础上，区区修补，百孔千疮，使得儒学浸微，而佛老则乘虚
而入，乃至于天下之众而从之，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韩愈对汉唐经学的批评，实际上体
现了他对传统经学的质疑态度。韩愈另撰有《论语笔解》，该书为韩愈、李翱指摘大义，以破孔
安国之注。亦是对汉儒经注的排斥。
进入宋代以来，疑经惑传思潮承唐代而有新的发展。欧阳修作《易童子问》，疑《易传》，排
《系辞》，辨《易传·系辞》以下非孔子之言。其《易童子问》云：“童子问曰：‘《系辞》非
圣人之作乎？’曰：‘何独《系辞》焉，《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圣人之作；而众说淆
乱，亦非一人之言也。’”认为不仅《系辞》，而且《文言》、《说卦》以下，皆非圣人所作，
而是出于诸家，昔之人杂取以释经，所以择之不精。并且认为其文也非出自一人，在有的地方相
互矛盾，不能前后一致，所以如果“以为圣人之作，则又大谬矣”（5）。以《系辞》、《文言》
等不是出于一人之手笔，来否定其为圣人所作，因为如果是圣人孔子所作的话，那只能是出自一
人。欧阳修又作《问进士策三首》，对《周礼》的真伪提出疑问。并著《毛诗本义》，谓《诗
序》非子夏所作，专攻《毛传》、《郑笺》之失，而断之以己意。欧阳修的疑经惑传，是为了废 

弃汉唐以来笃守师说的章句注疏之学，黜去混杂在经书中的附会之说，这促使了疑经风气的进一
步形成。
此外，刘敞著《七经小传》，多异诸儒之说，打破汉儒专事训诂名物的传统，攻旧注，改动经
文，以就己意。尝疑《礼记》有脱简。苏轼、苏辙亦毁《周礼》，指出《周礼》所言，有非圣人
之制者，并列举《周礼》不可信之处。王安石疑《春秋》，斥《春秋》为断烂朝报。程颐认为
“《礼记》之文多谬误者，《儒行》、《经解》，非圣人之言也。夏后氏郊鲧之篇，皆未可据
也。”（6）对《礼记》大胆怀疑，认为其内容有不少谬误。指出“《周礼》之书多讹阙”
（7），对其疑信参半。又苏轼讥《尚书》，晁说之黜《诗序》等等，凡经师旧说，俱加排斥和怀
疑。
由此，唐宋之际的疑经惑传思潮，成为朱熹经学思想的渊源之一，对朱熹经学的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 唐宋“四书”之学
在朱熹的经学体系中，“四书”重于“六经”，“四书”学的地位在“六经”学之上。朱熹是
“四书”学的集大成者，而朱熹“四书”学的思想渊源即是唐宋时的“四书”之学。
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合并为“四书”系统，这是宋代经学区别于汉
唐经学的“五经”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四书”除《孟子》外，其余三书原均属儒家经典的范
畴：《论语》是汉代“七经”之一；《大学》、《中庸》是《礼记》中的两篇。《论语》因是记
圣人之言，其重要性毋庸质疑。《孟子》从唐中期起，开始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大学》和
《中庸》二书也开始受到重视。韩愈倡儒家“道统”论，推本《大学》，尊崇《孟子》，阐扬
《大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以对抗佛教只讲个人治心，不讲社会治理、泯灭伦常的宗
教思想体系。朱熹对韩愈推本《大学》，援之以证己说表示赞赏。韩愈弟子李翱推崇《中庸》，
以之阐发心性思想。李翱在其《复性书》中，还多次征引《孟子》、《大学》等。可以说韩李等
开重视“四书”之先河。
“四书”系统的形成与唐中期以来的《孟子》升格、由子入经分不开。除韩愈、李翱重视《孟
子》外，唐代皮日休（约公元834——883年）亦尊孟，重《孟子》书。他在上书朝廷请定《孟
子》为学科书中指出：
圣人之道，不过乎经；经之降者，不过乎史；史之降者，不过乎子。子不异
乎道者，《孟子》也。舍是子者，必戾乎经、史。又率于子者，则圣人之道也。夫 《孟
子》之文，粲若经传，……其文继乎六艺，光乎百氏，真圣人之微旨也。若然者，
何其道晔晔于前，其书没没于后？……后之人将爱仲尼者，其嗜，在孟子矣。呜
呼！古之士以汤、武为逆取者，其不读《孟子》乎？以杨、墨为达智者，其不读
《孟子》乎？由是观之，《孟子》功利于人不轻矣。
今有司除茂才、明经外，其次有熟庄周、列子书者，亦登于科。其诱善也虽
深，而悬科也未正。夫庄、列之文，荒唐之文也。读之可以为方外之士，习之可
以为鸿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时补教为志哉？伏请有司：去庄、列之书，以《孟
子》为主。有能精通其义者，其科选视明经。（8）
皮日休认为，圣人之道存在于经典之中，经的重要性在史、子之上。然而《孟子》虽为子，但它
与道却不相异。所以如果舍《孟子》，必与经、史相戾。皮日休十分重视《孟子》，将其与经传
相提并论，认为《孟子》之文继承“六艺”，确实包含了圣人之微旨。针对当时朝廷在科举中增
设“道举”，生徒只要熟习《庄子》、《列子》等道书，亦可登于科，皮日休提出批评，认为
庄、列之文，乃荒唐之文，不能以此来救时补教，朝廷每年以明经例来保举习道书之士，乃是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