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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伦敦是世界上最早利用城市植被控制城市发展的首都（加一嘴，对比长春，有点牵强）。上世纪50年代，牛津大学、曼彻斯特大学、利物浦大学的一大批学者设计了大伦敦的生态环境规划，他们提出了“绿带” (green belt)概念，利用绿带来控制城市的无限扩张，用法律手段保障绿带在城市的地位。这样以自然群落、半人工群落、湿地、农田等重要的生态系统连同她的生物多样性在内得到最好的保护与利用。海德公园里，游人经常可以看到在纯自然的沙质路面上，松鼠自由出入片林，和平鸽更是多的很。以后，曼彻斯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英国的特点是强调城市的自然性，即使在城市森林里，落叶与枯死的树木任其存在并还回土壤，野生动物与人类保持最大的和谐。
德国最早开展了城市的植物区系的调查研究，他们最早注意到城市大小与植物种类多样性的关系，将柏林城市连同郊区的植物多样性本底调查清楚，并在城市绿化中加以利用。莫斯科是世界上少有的重视天然植被在城市中地位的城市，在城市的片林、通往郊区的公路两旁以及城市边缘，可以看到大片大片的云杉林。维也纳是有名的音乐之乡，但是当人们还没有进入到城市之前，就可以“听”见另一种音乐，即“绿色”的音乐奏响了，可见他们对文化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的双重重视。欧洲国家的绿化强调本地种类，很少将来自异国他乡的种类作为自己的行道树。分析可能存在以下两个理由：其一是他们认为用外来种做当家树种不符合生态的观点；其二是他们骨子里的民族自豪感。我们的银杏英国人也很喜欢，但他们只将单株栽在公园或植物园里供人们参观而已。在欧洲，一种最新的浪潮就是强调在城市中“设计自然”，发展野生动物。
美国早在19世纪就注意到行道树的选择，并以法律的手段保障行道树在城市中的位置，规定了多宽的马路栽植多少树木，树木的选择依然是本地种如榆树等，而不是速生种类，笔者2003年出差纽约看到两旁的行道树是错落有致的本地植物群落，而不像北京那样整齐划一的杨书树林。在纽约，大量本地植物组成城市森林，不打药，不适肥，任其自生自灭，这个做法基本上是保留英国人的传统。现在美国的西部城市尤其新开发的城市将大量的自然植物群落保留下来，这样形成的居住环境吸引了大量东部地区的买主。澳大利亚的悉尼城为迎接2000年奥运会，将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列入了重要议程，具体到对于城市的每一棵树如何保护、如何浇水(实现自动化)、树坑与人行道如何协调，都给予了关注。
第三，使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如北京是文化内涵丰富的城市，是六朝古都。古都需要有相应的植物多样性搭配才能符合古香与古色。北京的国槐就很成功，实际上国槐恰恰是北京周边山地上的本地种类。承德的佟王府门前还保留两株“明开夜合”(卫矛)，是清朝经营热河的历史见证。现在中国很多城市的行道树选择不重视文化的内涵，如许多城市以来自海外的“洋树”为荣，殊不知那是耻辱。北京幸好在行道树上用外国种少，否则会失去了中国首都应当有的尊严和民族自豪感。南京、郑州、青岛的城市以英国梧桐、法国梧桐为主，殊不知那是殖民屈辱历史的痕迹。德国人最早在青岛引起了洋槐、法国梧桐和英国梧桐，那时的中国任人宰割。这些痕迹应当尽早擦除，至少在新规划的城区应当避免，因为我们本身就有非常丰富的本地种，且其生态价值与欣赏价值远比外来种大得多。来自加拿大的“加拿大杨”及其杂交种一统天下，“天下树木都姓杨”。北京也不例外，已将首都机场的高速公路建成“杨林大道”，这个问题不得不使人深思。如果种植速生树种是建国初期的初衷，还有情可原，因为当时“百废待兴”，建设任务很重，树种选择宜速生。如果放在今天，要建设文化与传统共存、现代与自然共存的国际化、现代化与文化的首都，所有这些与生物多样性有关的问题该是提到日程上来的时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