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国有些人听信了什塔姆列尔的意见，以为西欧有一种社会政治学说似乎含有不可解决的矛盾。我们所指的就是他的关于月蚀的例证。其实这一例证是再无聊没有了。在月蚀所必需的种种条件中，人的活动无论如何也不包括在内并且也不可能包括在内。单就这点来看，已可知道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产生出一个促进月蚀的政党。然而，即使人的活动也包括在上述条件之中，那末，凡属很想看见月蚀而同时又确信月蚀这种现象不用他们促进也必然会发生的人，也是不会加入月蚀党的。在这种场合，他们的“无为主义”不过是拒绝那种无谓的即无益的行动，而与真正的无为主义毫不相干。为了使月蚀这个例证在我们所探讨的场合不再是一种毫无意思的例证，上面提到的那个党就得把这个例证完全改变过来。那时就必须设想月亮是个有意识的东西，它受蚀时在天空中所占的位置是其意志自决的结果，而这个位置不仅使它感到极大的快乐，并且是使它得到精神上的安慰所绝对必需的，因此它总是力求占据这个位置。作了这一切设想以后，应当自问一下：当月亮终于发现原来并不是它的意志，也不是它的“理想”决定它在天空中的运动，反而是它的运动决定它的意志和它的“理想”的时候，它又会作何感想呢?照什塔姆列尔的意见说来，如果月亮不用某种逻辑的矛盾来解脱这种窘境，这种发现就必然使它不能运动了。但是这种假定是毫无根据的。诚然，这样一种发现，也许会成为使月亮心情懊丧，使其精神失调，使其“理想”与机械的现实发生矛盾的一种正式根据。但是我们既已假定“月亮的精神状态”归根到底完全是由它的运动来决定，那末我们也就应当在它的运动中去探求那些使它精神失调的原因。如果我们细心加以观察，那我们也许能看出，当月亮处在远地点时，它是以其意志不自由为憾的，而当它处在近地点时8，它却又会觉得这是使它精神爽健的新的正式根据了。也许结果恰巧相反：也许它不是在近地点，而是在远地点能找到使自由与必然互相融洽的办法。但是无论如何，这样互相融洽无疑是完全可能的；对必然性的认识是完全能同最坚毅的实际行动相容的。至少迄今历史上的情形常是如此。否认意志自由的人，往往比自己的所有同代人都有更坚强的意志，并且对于自己意志的要求也最大。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这种例子是人所共知的。显然，什塔姆列尔是忘记了这种例子，只有故意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人，才会如什塔姆列尔那样忘记这种例子。例如，我国主观主义者和德国某些庸人就是极不愿意看见历史现实真相的。但庸人和主观主义者并不是人，而是如别林斯基所说的一样，不过是些幻影罢了。

齐美尔说过，自由总是指摆脱什么东西而言，自由若不了解为与拘束相反，那自由就没有什么意思了。当然是这样的。但是，绝不能根据这种细微、粗浅的真理来推翻哲学思想所曾作出的一种最卓越的发现，即自由是已被认识到了的必然性这一原理。齐美尔所下的定义太狭隘了：这一定义仅仅是指不受外部拘束的那种自由而言。当所谈的只是这样的拘束时，自由与必然性的同一就是可笑已极的了：一个想从你的衣袋中偷去新手帕的小偷遇到你阻止他这样做，而他又还没有什么办法打破你这种抵抗的时候，当然是不能自由偷去你这个手帕的。但是除了这种粗浅的自由概念之外，还有一种深刻无比的自由概念。不能进行哲学思维的人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自由概念的，而且能够进行这种思维的人，也只有已经摆脱了二元论，并了解主体和客体间根本没有二元论者所设想的那种不可逾越的鸿沟时，才能体会到这种自由概念。

俄国主观主义者用他们的乌托邦理想来同我国资本主义的现实相对立，并且不能超过这种对立一步。主观主义者陷进了二元论的泥潭。那些所谓俄国“学生们”的理想，其近似资本主义现实的程度是比主观主义者的理想少得不可计量的。虽然如此，这些“学生们”毕竟找到了把理想与现实连接起来的桥梁。“学生们”的见解提升到一元论了。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由于其本身的发展进程而走向它本身的否定，因而走向使他们——俄国“学生们”，并且不只是俄国“学生们”——所怀抱的理想见诸实现。这是历史的必然性。“学生们”也就充当着这种必然性的一种工具，并且他们由于自己的社会地位以及因这种地位所造成的自己的思想和精神的特性，也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这也是必然性的方面。既然他们的社会地位使他们正是具有这种特性而不是具有别种特性，于是他们也就不仅充当实现必然性的工具，不仅不能不充当这种工具，而且还热情地希望和不能不希望充当这种工具。这就是自由的方面，而这种自由是从必然性中生长起来的，更正确点说，这是和必然性同一的自由，这是变成了自由的必然性。这样的自由也是摆脱了某种拘束的自由；它也是与某种约束相对立的。深刻的定义并不推翻粗浅的定义，而是补充它们并把它们包括在自身中。那么，在这种场合，究竟还可谈到什么拘束，什么约束呢？显然，这里可以谈到的是足以使尚未摆脱二元论的人们的毅力受到阻碍的那种精神上的拘束，可以谈到的是不善于在把理想与现实分割开来的鸿沟上架起一座桥梁的人们所感到的苦恼的约束。当一个人还没有用哲学思想上的英勇努力争得这种自由时，他还不能完全享有自由，不能不因遇见那种与他对立的外部必然性而在精神上感到可耻的痛苦。可是当他一旦摆脱这种苦恼和可耻的拘束重压，而他的自由活动已成为必然性的自觉和自由表现时，那他就会获得他从来所不知道的一种崭新的完美的生命了。那时，他就会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世上没什么东西能阻碍他，而且没有什么东西会阻住他如天神雷电，轰击妖邪……….

但是假如不能认为我的力量是等于零，假如我是个灵巧能干的工作者，假如没有什么人来替代我，那就不会有完整的总和S，而现象A也就会发生得比我们所预料的迟些，或是不会发生得如象我们所期待的那样完满，或是甚至完全不会发生。这是个明如白昼的道理，如果我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我以为在我背叛以后S仍然是S，那只是因为我不会计算而已。然而是否只有我一个人不会计算呢?你曾向我预言过在T时一定会有总和S，而你却没有料想到我同你谈话后就立刻跑去睡觉了；你竟确认我始终是个很好的工作者；你竟把不很可靠的力量看成了很可靠的力量。可见，你也计算得不好。但是，我们就假定你丝毫也没有弄错，而是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吧。那末你的计算就会是如下所述：你说在T时总和S就会具备的。这个条件总和中包括有一个负数，即我的背叛；同时这中间还包括有一个正数，即意志坚强的人因确信其意向和理想是客观必然性的主观表现而受到的那种鼓舞作用。在这种场合，总和S就会真正在你所预料的那个时刻具备，而现象A也就会发生。这大概是很明白的了。既然这很明白，那末究竟为什么我竟会因想念到现象A的必不可免而感到不安呢?为什么我会觉得这种必然性注定使我无所作为呢?为什么我谈论这种必然性时，竟会把最简单的算术法则忘记了呢?大概是因为我所受的那种教育养成了我这种极想无所作为的癖性，而我同你进行的谈话又使我这种劣根性一触即发。不过如此而已。对于必然性的认识在这里不过是成了我的精神萎靡不振借以暴露出来的诱因。要把它当作造成我这种颓唐习性的原因是绝对不可能的：原因并不是对于必然性的认识，而是在于我受到的那种教育。由此可见······由此可见，——算术原来是一门非常可敬和十分有益的科学，它的法则甚至是哲学家先生，甚至特别是哲学家先生不应当忘记的哩。

若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对某种现象的发生不表同情，并设法加以阻挠，那末他对这种现象的必然性的认识，又会怎样影响到他的行为呢?这里的情形就有点不同了。这种认识很可能削弱他的反抗的力量。但是反对某种现象的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会信服这种现象的必然性呢?这要到促成这种现象的条件已经很多而且很强大的时候。反对这种现象的人们对于这一现象到来的必然性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力量的衰落，这都不过是促使该现象发生的种种条件强大有力的表现。这些表现也要算在促使该现象发生的有利条件之中。
然而，并不是所有反对该现象的人都会减弱其进行反抗的努力。其中有些人恰好会因认识到此一现象的必然性而加紧进行反抗，以至于拚命挣扎。在一般历史上，尤其是在俄国历史上有过不少表明这种拚命挣扎的大有教益的例子。这种例子想必读者自己也能够记忆起来，而无须我们来多费唇舌吧。

说到这里，卡列也夫先生就来打断我们的话，当然，他虽则不赞成我们对于自由与必然性的观点，并且不赞同我们偏袒意志坚强分子的“极端行为”的态度，但他终究怀着满意的心情在我们杂志上读到个人能成为伟大的社会力量这种意见。这位可敬的教授高兴地叫喊道：“我向来都是这样说的呀!”这话倒也不错。卡列也夫先生以及所有的主观主义者向来都认为个人在历史上有极大的作用。曾经有过一个时期，他们因这样主张而博得一班先进青年方面很大的同情，这班青年极力想从事公益事业的高尚劳作，所以自然极为重视个人首创精神的作用。但是实际上，主观主义者不仅始终没有解决，甚至没能正确提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他们把“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的活动跟社会历史运动规律的影响对立了起来，因而创造出了一种似乎新颖的因素论：能批判地思维的个人是社会历史运动的一种因素，这个运动本身的规律则是另一种因素。由此就得出了一种极不合理的观念，只有当那些积极的“个人”还专心致志于实际迫切问题，因而无暇研究哲学问题的时候，这种观念才勉强可以使人满意。而当八十年代到来的沉寂时期已使那些能够思考的人获得一种出乎心愿之外的闲暇功夫来从事哲学思考的时候，于是主观主义者的学说便显得破绽百出，甚至好象阿卡吉·阿卡吉也维奇那件鼎鼎大名的外套一样根本破烂了，无论怎样修补也补不成功了。于是能够思考的人就相继抛弃了主观主义这个分明全无根据的学说。但是，正如在此种场合常见的那样，这一学说所引起的反感竟使某些反对这一学说的人走到了另一极端。某些主观主义者为了尽量抬高“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而不肯承认人类历史运动是规律性的过程，现代某些反对主观主义者的人却为了尽量强调这种运动的规律性而显然决意要把历史是人所创造，因此个人的活动在历史上不能不发生作用这一原理置之脑后了。他们把个人看成是值不得注意的东西。这种理论上的极端性是与最狂热的主观主义者所犯的那种极端性同样不能容许的。为了反题而牺牲正题，也如为了正题而忘掉反题一样，同样是没有根据的。我们只有把正题与反题中间所包含的真理要素统一成为一个合题的时候，才能找到正确的观点。

兰普勒赫特搜集了一大批(dneardgeSammlung，象他自己说的)国家杰出人物对于自己的活动与其所处历史环境间的关系的见解；但他在争论中暂时还只援引过俾斯麦所发表的某些演说和意见。他引证了铁血宰相于1869年4月16日在北德意志帝国议会中所说的如下一段话：“诸位，我们既不能忽视已往的历史，也不能创造未来。有人常将自己的表针拨前一些，以为这样就能把时间加快，但这实在是一种错误，我希望诸位加以避免。人们通常过分夸大了我对于我所依靠的那些事变的影响，可是毕竟没有一个人想到要我来创造历史。即使我同诸位联合起来作这也是办不到的，虽说我们联合起来便能与全世界相抗。然而我们毕竟不能创造历史；我们应等候历史去自行造成。我们把灯火放在果子下面，决不会使果子的成熟加速；而如果我们把尚未成熟的果子摘下来，是只会妨碍果子成长并使其腐坏的”。兰普勒赫特又根据若里所作记述引录了俾斯麦在普法战争时期说过多次的意见。这些意见大体上也还是说：“我们不能创造伟大的历史事变，而应当适应事物的自然进程，应当只限于保证得到已经成熟的东西”。兰普勒赫特认为这是个深刻而完备的真理。在他看来，现代的历史学家只要善于探索事变的深处，而不把自己的视野局限于太短的一段时间中，就不会有另外的想法。俾斯麦能不能把德国拉回到自然经济时代去呢?这是他在他权势最高的时候也做不到的。一般的历史条件，要比意志最坚强的个人更为强大。伟大人物所处时代的一般性质对于伟大人物是种“经验上既定的必然性”。

诚然，我们在兰普勒赫特那里也可读到一些较为值得玩味的引证。例如，他从法国现代史学界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莫诺的作品中引证如下一段话：“史学家太习惯于一味注重人类活动的那些光辉灿烂、显赫一时的表现，注重伟大的事变和伟大的人物，却不去描绘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的伟大而缓慢的运动，这种经济条件和社会制度正是人类发展中真正重要而具有非暂时性质的部分，——这一部分是在某种程度内可以归结为规律，并且在相当程度上还可加以精确分析的。其实，伟大事变和伟大人物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两者是人类发展中各个时机的符号和象征。至于大多数所谓历史事变，则它们对于真正的历史，就好象海面的波浪对于来潮和退潮的深邃而经常的运动一样，它们在海面上发生，一时光彩灿烂夺目，随后一触着沙岸，就被击破而不留任何痕迹”。兰普勒赫特声明说，他对于莫诺这段话中每一句话都极表赞同。大家知道，德国学者不爱赞同法国学者，而法国学者也是不爱赞同德国学者的。因此，比利时史学家皮莱恩就在《Revue historiaue》(《历史评论》)上兴高采烈地强调了莫诺的历史观点与兰普勒赫特的历史观点这样吻合的事实。他说：“这样一种吻合极为重要，它显然证明未来是属于新的历史观点的”。

五
我们可不能对皮莱恩所抱的这种的愿望表示赞同。未来不可能属于含糊暖昧的观点，而莫诺，尤其是兰普勒赫特的观点，却正是这样的观点。把研究社会制度和经济条件看作历史科学最重要的任务的学派，当然不能不受到欢迎。当这个学派在历史科学中最终巩固时，历史科学就会获得长足的进步。但是，第一，皮莱恩把这个学派当作新学派看待，这是错误的。历史科学中这一学派早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就已经产生了：基佐、米涅、古斯丹·梯叶里，以及后来的托克维尔等人，便是这个学派中卓越和一贯的代表人物。莫诺与兰普勒赫特的观点，不过是从一个陈旧然而颇为光辉的蓝本上摹印下来的一种模糊的摹本罢了。第二，基佐、米涅及其他法国史学家的观点在当时说来无论怎样深刻，但其中还有许多东西没弄清楚。在他们的观点中对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没有给予一个确切圆满的回答。然而历史学家如果真要摆脱对于自己的研究对象的片面观点，那末历史科学确实是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的。未来属于对这个问题也能给予一个最好答案的学派的。

基佐、米涅以及该派其他史学家的观点是十八世纪的历史观点所引起的一种反应，是十八世纪的历史观点的反题。十八世纪研究历史哲学的人把一切都归因于个人的自觉活动。诚然，当时也有过一些越出一般常规的例外，例如，维科、孟德斯鸩或海德的哲学历史眼界，就要宽广得多。但我们现在所讲的并不是这种例外，至于十八世纪的绝大多数思想家，却是正如我们所说过的那样去观察历史的。就这方面来说，现在把例如马布利的历史著作重读一下，是很有趣味的。据马布利说，克里特岛人的社会政治生活和风俗是由米诺斯一手造成的，莱喀古士对于斯巴达的贡献也是如此。斯巴达人之“鄙弃”物质财富，正是应当归功于莱喀古士，因为他“深深钻进到同胞们的心坎里去压倒了爱财心理的萌芽”(descendit pour ainsi dire jusque dans le fond du coeur des citoyens etc.)。而斯巴达人后开离开英明的莱喀古士指点给他们的这条道路，却应归罪于莱山得，因为莱山得居然叫他们相信“新时代和新环境要求他们采取新规则和新政策”。用这种观点写成的作品，实在与科学很少相干，不过是专为引申出一些所谓道德“教训”而写述的一种教义罢了。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所反对的正是这种观点。经过十八世纪末叶惊天动地的事变之后，已经绝不可能设想历史是某些较为杰出的人物或较为高尚开明的人物所一手作成的事情，以为他们能够随心所欲，用某种情感和观念去训示那些没有知识而又唯命是听的民众了。况且，这种历史哲学又还激怒了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平民自尊心理。这里可以看出早在十八世纪资产阶级戏剧发生时期就已经表露出来的那种同样的情感。梯叶里在反对旧的历史观点时，又还运用过博马舍等人所提出来反对旧的审美观的那些论据。末了，法国不久前所经历过的风暴时期，又很明显地证明了历史事变的进程决非只是由人们自觉的行为所决定；单是这一情况已不免使人想到，此种事变是在一种隐藏的、如同自然界中自发势力那样盲目地而又依照某些确定不移的规律作用着的必然性影响下发生的。非常值得注意的一件事实(虽然我们知道，这件事实至今没有任何人指出过)是：把历史看作一个规律性过程的这种新观点，已由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在论述法国**的著作中极为彻底地发挥过了。例如，米涅和梯也尔两人的著作就是如此。沙多勃利昂把新的历史学派称为宿命论派。他论述这个学派向研究者所提出的任务时说道：“这种学说要求历史学家论述最残忍的暴行时不表愤慨，说到最高尚的德行时不表爱戴，用冰冷的眼光观察社会生活，认为社会生活不过是不可抵抗的规律的表现，而由于这种规律，一切现象都正如它们所必然要发生的那样发生”。这种说法当然是不正确的。新学派并没有要求历史家持冷眼观察态度。奥古斯丹·梯叶里甚至直截了当地说过，政治热情磨炼着研究者的头脑，能成为发现真理的强有力手段。所以只要稍微看看基佐、梯也尔或米涅的历史作品，就可知道他们热烈赞助过资产阶级对世俗贵族及宗教贵族进行的斗争，同样也赞助过资产阶级压制新兴无产阶级要求的企图。然而有一件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即新历史学派是发生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当时贵族已被资产阶级打败了，虽然它还企图恢复某些旧有的特权。在新学派历史学家们的所有一切议论中都反映出他们那个阶级以获胜自豪的意识。既然资产阶级从来未曾有过骑士气概，所以从它那些有学问的代表人物的议论中，往往可以窥见对待被战胜者的残忍态度。基佐在他的一本论战性的小册子中说过：“Le plus fort absorbe le plus faible，et cela est de droit”(“弱肉强食，理所当然”)。它对待工人阶级的态度也是同样残忍的。这种残忍态度有时竟表现成为冷酷无情，因而就使沙多勃利昂发生误会。此外，究竟应该怎样来了解历史运动的规律性，当时还不完全明白。末了，新学派之所以会使人觉得它是个宿命论派，正是因为它力求坚持规律性的观点，而很少注意到伟大的历史人物。受过十八世纪历史观念熏陶的人们当然是很难容忍这种观点的。所以，这些新历史学家也就受到各方面纷至沓来的反驳夕，因而发生了我们已经说过的至今尚未结束的那种争论。

1826年1月，圣博甫在《G1obe》(《地球》杂志)上论及当时出版的梯也尔所著《法国**史》第五、第六两卷时写道：“一个人随时都能依其意志的突然决定，对事变行程添加一种意外的、变化无常的新力量，这种力量能使事变行程变更方向，但这种力量本身却由于其变化无常而令人无法测量。”
决不要以为圣博甫曾认定人类意志的“突然决定”似乎是没有任何原因的。要是这样设想，那就未免太幼稚了。他只是认定，在社会生活中或多或少地起着重要作用的人们在智能上和精神上的特性，即才能，知识，坚决或犹豫，勇敢或胆怯等等，不能不对事变的进程和结局发生显著的影响，而这些特性又不能只用民族发展的一般规律来解释，它们永远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可以叫做私人生活中的偶然现象的影响下形成的。我们且举几个例子来把这个显然不说自明的思想说明一下。
在奥地利帝位继承战争时期，法国军队获得过几次辉煌的胜利，法国当时显然能从奥地利方面获得现今比利时境内很大一部分领土的让步；但路易十五却并没有要求这种让步，因为他——据他自己说——并非以一个商人资格而是以一个国王资格进行战争的，所以亚琛和约也就使法国一无所得；但假如路易十五具有另外一种性格，或者换上另外一个国王，那末法国领土也许会扩大起来，而它的经济和政治发展进程也就会稍有不同了。

大家知道，法国进行七年战争时已经同奥地利结成联盟了。据说，这次联盟的缔结，彭帕杜尔夫人出力甚大，她深以骄傲的马丽亚—特列莎在写给她的信里称她做表妹或亲爱的女友(bien bonne amie)为幸。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路易十五的性情严峻一点，或者如果他不是那样厉害地屈服于他那些宠妃的影响，那末彭帕杜尔夫人也就不会对事变进程起这样的作用，而事变也就会是另外一种样子了。
其次，七年战争结果是于法国不利的：法军将领遭到过几次极可耻的失败。而且他们的举动根本就是异常奇怪的：黎塞留专干掳掠勾当，苏俾兹和布洛利两人经常互相掣肘。例如，当布洛利在维里豪尊一带对敌人实行攻击时，苏俾兹虽听见了炮声，但他却没有依照预先约定并且显然是他所应该作的那样去援助这位同僚，结果竟使布洛利不得不实行退却。而袒护这个极其庸碌无能的苏俾兹的仍是那位彭帕杜尔夫人。所以我们又可以说：假如路易十五不是如此好色成性，或者，假如他这位宠妃没有干预政事，那末事变的结果也许不会这样不利于法国的。
据法国历史学家说，当时法国根本不应该在欧洲大陆作战，而应该集中全力到海上去保卫法国的殖民地以免英国侵占。法国之所以没有这样去作，又是由于彭帕杜尔夫人的过失，因为她始终想她在那位“亲爱的女友”马丽亚—特列莎面前讨好。由于七年战争的结果，法国丧失了最好的殖民地，而这对法国经济关系的发展无疑是有重大影响的。女人的虚荣心理在这里竟成了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强大“因素”。

圣博甫批判“宿命论派”历史学家的观点时，还说了值得我们注意的另一种意见。他在我们已经摘引过的那篇论米涅的《法国**史》的文章中，认为决定了法国**的进程和结局的不仅有引起这次**的一般原因，也不仅有这次**反过来所激起的种种情欲，并且还有常被一般研究家忽略过去，甚至完全不能算作真正称为社会现象的许多细小现象。他写道：“当这些（一般）原因和（由它们所引起的）种种情欲发生作用的时候，自然界的物理和生理力量也不是无所作为的：石头仍然受着重力的支配；血液也没有停止循环。假若米拉波未因偶患寒热病死去，假若罗伯斯庇尔忽然被偶然掉下来的一块砖头打死或因患中风病死了；假若拿破仑中档殒命了，那末事变的进程难道不会有所变更吗？当我所假定的种种偶然事件充分具备时，事变的结局就会与你们所认为的不可避免的那种结局相反。而我假定出这类事件是有理由的，因为无论**的一般原因或是这些原因所引起的那些情欲都不能排斥这类偶然事件。”接着，他又援引人所共知的意见，说要是克里奥帕特拉的鼻子生得短一点，历史进程也许会成为完全另一种样子；最后，他认为虽然可以说出许多理由为米涅的观点辩护，但他还是再次指出米涅错误的地方。他说，米涅把一切结果都归因于一般原因的作用，殊不知这些结果同时也是由许多细小暧昧而不可捉摸的原因促成的；米涅的严谨的头脑，好像根本不愿意承认是所认为没含有一定秩序和规律性的那些现象存在。

彭帕杜尔侯爵夫人之所以强而有力，并非由于她自己有什么力量，而是因为大权在握的国王听从她的意旨。能不能说路易十五的性格按照法国当时社会关系发展进程定应如此呢？不能这样说。在当时同样的发展进程中，也可能出现一个用别种态度对待’女人的，国王。圣博甫也许会说，这里只要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暖昧的生理原因的作用就行了。如果他这样说，那他说的就是正确的。但由此就应得出结论：既然这种暧昧的生理原因影响到七年战争的进程和结局，也就影响到了法国后来的经济发展，要是法国在七年战争中没有失去一大部分殖民地，它的经济发展也许会是另一种样子哩。试问这个结论是否与社会发展规律性的概念相抵触呢?
不仅仅是那些“创始人”。不仅仅是那些“伟大”人物才有大显身手的广大活动场所。凡是愿用眼睛来看，愿用耳朵来听，愿拿一颗诚挚的心来爱护亲近人的人都拥有这种场所。“伟大”这个概念是相对的概念。从道义方面来说，每一个如圣经上所说愿意“为朋友舍命”的人都是伟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