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堂法学课】---谢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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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在《理想国》，柏拉图描述了一个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他先花了五卷的篇幅，来构建出一个理想国的组织。由此，他所达到的结论之一是，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在第六卷和第七卷，柏拉图开始给“哲学家”下定义。
　　　　 已经进入深秋。我越来越习惯每个星期三下午的时光，像躲到了一个不真实的世界。教室已经偏冷。我们朗读着苏格拉底和格劳孔的对话，有时觉得那个虚拟的乌托邦是如此荒诞，像这堂课。每当走出教室，迎来快要落下的夕阳，回到现实反倒不知所措。
　　　　 教室里总有一两个学生，可以站起来和赵晓力讨论某个段落，某个句子。他们也偶尔会站起来朗读。和赵晓力一样，学生的朗读似乎也没有激情。平静，舒缓。但那些句子真有一种魔力，在以前的任何课堂任何空间，我从来没这么仔细的去阅读一本书。
　　　　 第七卷开始，我们来到了那个著名的洞穴比喻。柏拉图把那些缺乏教育的人比作是关在洞穴里的囚犯。他们只能朝一个方向看，因为被锁着。背后燃烧着一堆火，面前是一堵墙。他们所能看见的，只有他们自己和他们背后的东西的影子——都是通过火光投射到墙上的。他们不可避免的把这些影子看成是真实的，而对于造成影子的东西却毫无观念。
　　　　 最后，有一个人逃出了洞穴，来到阳光之下。他第一次看到了真实的事物，并知道他此前一直被影子所欺骗。他会觉得他的责任是回到洞穴，回到他从前的囚犯同伴身边，把真理告诉他们，指示给他们出来的道路。但是，那也是困难的。因为离开了阳光，他看到的影子还不如别人清楚，而在别人看来，他比逃出去之前还要愚蠢。
　　　　 一个学生站起来朗读完这个比喻，赵晓力一边听，一边在黑板上画出这个洞穴，只是几个线条。我把这幅简单的图案原封不动的复制到我自己的书上。如同柏拉图所说，我好像仍是一个被捆绑的囚犯，以为看到的都是真实。但许多年以后，我才渐渐明白，我们不仅需要一个有着真知灼见的老师，也许还需要一批渴望真知并且擅于思考的学生。
　　　　 当然，我仍然为这堂课欣喜不已，尽管我并不清楚自己从中获益多少。但它像打开了一扇门。就在这个偏僻、冷清、没有喧哗和掌声的教室，我第一次明白，大学应该如何教育。
　　　　 但这是2003年。课堂和教室之外，赵晓力平静的叙述之外，北大整个学校正在掀起一轮有关大学教育的改革争论。我们很快将从理想国回到现实。
　　　　 北大其实有两个。一个是表面上大家熟知的，还有一个是无形的、非正式的。赵晓力说，“在北大，大约有20%的老师是混子，但也还有大约20%的老师是无形的财富。他们可能不写文章，教学也一般，只有少数人知道他们无书不读，极有才华。他们不需要社会和学校的承认，只要自己承认自己。”
　　　　 但北大第一次推出的改革方案，把这40%都给去掉了。“如果这样，北大将沦为平庸。”
　　　　 有一次，就北大改革方案，学校找青年教师座谈。赵晓力在会上跳出来了，他觉得不可忍受。他问设计方案的经济学家：“你是研究制度经济学的，我们都知道非正式制度的重要性。那你知不知道北大的非正式制度？你是搞博弈论的，而这场博弈的后果就是，你会把无书不读的人和不读书的人同时给排除。”
　　　　 但这些都发生在我们的视野之外。在课堂上，我们继续阅读理想国。当初冬到来，我们开始阅读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赵晓力几乎从不把他在现实生活中面对的一切在课堂上告诉我们。第二年，我毕业离开学校。听说赵晓力去了清华，而原因——在学生中广为流传的原因，据称是因为职称问题。
　　　　 也许我们看到的，仍然是投在墙上的影子。
　　　　 那一年，我记得在理想国第七卷读完之后，赵晓力停下来，下课铃声已经响起。他仍旧慢吞吞的说，“这场对话是在当天晚上最黑暗的时间里进行的，仿佛对话者在洞穴里一样，但他们讨论的却是最光明的东西。对话在这里达到了顶峰。”随后，他让我们回去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个走出洞穴的人，最后又回到了洞穴？


5
我再次见到赵晓力，是2008年初的寒冬。他的办公室在清华明理楼的顶层，房间不大，但是单独一间。一台电脑，一个办公桌，沿墙一排书架。他仍是喜欢抽烟，一根接一根。
　　　　 在北大的那堂课已经过去四年，但这才是我和他第一次真正的对话。2005年，我曾经因为一件小事打电话采访他，只言片语几分钟就说完了。电话里传来小孩的哭声，我才知道他结婚了。这次，我们坐在烟雾里，聊了5个小时，忘了午饭。和课堂相比，赵晓力在办公室滔滔不绝，与我之前对他的印象天壤之别。
　　　　 那场关于北大改革的争论，刺激了赵晓力的出走，同时也让他第一次开始认真地思考大学和教育。而在此之前，在我们的课堂上，他觉得自己对学生没有义务感——他只对那2.4%的，和他类似的学生负有义务。
　　　　 但在清华，赵晓力遇到了执教以来最失败的一堂课。他没有寻找到那2.4%的学生，一个学期下来，所有学生毫无反应。“你不知道他们听进去没有，或者有没有在听？”他猛吸了一口烟接着说，“那一年我非常沮丧。”到这堂课的期末考试时，他迟到了考场，因此得了一个处分，沮丧到了极点。
　　　　 赵晓力意识到，学生已经发生了变化。当老师的，总是潜意识认为底下的学生和自己当初一样。但80年代，90年代，直至现在，学生一直在变，老师的教育方式却几乎从未改变。他们很难去想象现在的学生到底在想什么？反过来，每当学生偶尔问及赵晓力的学生生活时，他总说，和你说了也没用，因为你没法想象，而且想象的东西总是差距很大。
　　　　 中国的大学正在进入民主化。扩招，继而是20%的适龄人口升学率。但学费昂贵，却导致大学招考的基数在减少。一增，一减，“今天的大学生已经沦为平庸。”当然，也有少数有天份的学生，但那并不是因为教育所致，而是天份使然。在经历了北大改革、清华失败的一堂课之后，赵晓力开始认真反思教育。他开始尝试在教育方式上进行改变。
　　　　 “我们不能再依赖所谓的启发式教学。就像北大那堂课，教和学是脱节的，你希望他去图书馆，自我学习。精英教育就是这样。但现在，我们要转向大众教育。”
　　　　 “那现在怎么上课？”我问他。
　　　　 “如果学生有上、中、下之分，我现在讲课，针对的是中间那部分人。因为最好的那部分学生，2.4%，很可能已经没有了。”
　　　　 在那堂失败的法学课，赵晓力等了一个学期，也没有等到一个标杆式的学生冒出来。第二年，他开始转变教育方式，重点强调课堂，对课程进行流程化管理——倒有点像清华擅长的工科教育模式。教和学，必须同时在课堂完成。书仍是要读的，但他开始在课堂上布置作业。
　　　　 我无法想象像读机械工程课本一样，去读《理想国》。什么时候具体读哪一卷，在开学之初就已经定下。剩下的，就是按部就班。我想起赵晓力以前在课堂上那一瞥犀利的眼神，那是一种探寻。如果其中两三个学生理解得快，他就讲得快。现在，他得按照事先定好的课程设置，一步一步缓慢前行。
　　　　 这当然并非清华和北大之间的区别。有许多人经常谈论中国的大学教育，但却很少有人在实践中去尝试。这两年，甘阳在清华试验了两个学期的通识教育课程，赵晓力是助教。在北大时，他其实很少思考这些问题。但在清华，一旦接受这种现实，就得努力去做出一些建设性的实践。
　　　　 我们在烟雾弥漫的小办公室聊到下午2点。这仍是一个令他很激动的话题。有时，我不免感到一阵失望，因为“平庸”这现实。我也大约能看出，相对于北大时期，现在的赵晓力更接近“老师”的身份和状态。但我总希望，他应该是“导师”——至少，对于那2.4%的人来说——如果他们还存在的话。


6
事隔四年之后，我再次坐到了赵晓力的课堂上。我从国贸坐地铁，到了五道口，步行至清华大学法学院明理楼。有点像怀旧，背包里仍装着《理想国》，自从毕业后我再没翻过它。
　　　　 课是下午3点，在三楼，一间敞亮的大教室。我提前半个小时到了那里，一个人都没有。这是给大四学生开设的，仍是《西方法律思想史》。赵晓力负责讲后半学期，他安排阅读两本书，《联邦党人文集》和《论美国的民主》。那天是这学期最后一堂课。
　　　　 离上课还有十分钟时，学生陆陆续续走进来。我旁边一位女生一直在看一本《财经》杂志，许多人打开了笔记本电脑。前面两排座位，仍然是空着的。赵晓力穿着深蓝色毛衣和灰色夹克，仍是平头，但精神很多。讲台很宽敞，讲桌底下还藏着电脑，黑板上有大屏幕拉下来。相比而言，四年前的北大四教，像手工业，过时，却珍稀和昂贵。
　　　　 课一开始，赵晓力就让一个学生到讲台做报告，可能是上堂课布置的作业。那是一个挺内向的学生，但赵晓力曾对我说，他现在要保证每个学生都要被叫到一次。学生的声音不大，赵晓力说话仿佛更严厉了一些。教室有了回音，或许是空间太大。整堂课，我们都没有再一行一行朗读文本。坐我身旁的一个学生甚至没有托克维尔的原著，我们共用着一本书。
　　　　 大部分时间，底下鸦雀无声。偶尔传来电脑打字的声音，提醒我这是2008年。像四年前一样，我随着赵晓力平缓的声调，开始缓慢进入一个遥远的世界。当时是柏拉图，现在是托克维尔。仍然有一种魔力。几百米之遥的清华东门，是Google公司和IT人士聚集地。你会觉得那一切越来越远。直到下课铃声久违的响了起来。
　　　　 这是两节课之间的十分钟休息。赵晓力走出教室，我追出去却没看见他的身影。几分钟后，在楼道的男厕所，我碰见他站在窗口前抽烟。走廊禁止吸烟。他望着窗外，我仍不知道他当时在想什么。
　　

【没有名字的东西】---奈保尔
永不回去的梦。

波普自称是个木匠，可他的建造物只有自家后院芒果树下的那个马口铁小工棚。就是这么个小工棚他也没有盖完。他懒得给屋顶上的马口铁皮钉钉子，只在上面压了几块大石头。一到刮大风，屋顶就像散了架似地发出乒乒乓乓的可怕声，随时都有飞走的可能。
　　不过波普可从不闲着。他总是在锤呀、锯呀、刨呀，忙得不亦乐乎。我喜欢看他工作。我喜欢那些木头——乔木、香树和蟾蜍树的香味，我喜欢那些木屑的颜色；也喜欢那些锯末像粉一样撒在波普卷曲的头发上。
　　“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我问。
　　波普总是说：“啊，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就喜欢波普这一点。我觉得他就像个诗人。
　　一天我对波普说：“我想做点东西。”
　　“你想做什么呢？”他说。
　　我一下子还真想不出到底要什么。
　　“这不，”波普说，“你也在想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啦。”
　　最后我决定做一个鸡蛋架。
　　“你做这东西给谁？”波普问。
　　“妈妈。”
　　他笑了笑。“你想她会用这东西？”
　　你别说，我母亲还挺满意那个鸡蛋架，用了差不多一星期。后来她好像把它给忘了，又开始像过去一样往碗里或碟子里放鸡蛋了。
　　我将此事讲给波普听，他笑道：“孩子，要做东西就要做没有名字的东西。”
　　我为博加特的裁缝店写了招牌以后，波普也要我为他写一个。
　　他取下夹在耳朵上的一支红笔头，琢磨着该怎么写。起先，他想称自己是个建筑师，但我劝他放弃了这个主意。他的拼写老不确切。写好后的招牌如下：
　　建造理由及承包人／木工／　　家具师
招牌由我执笔，所以我还在右下方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波普喜欢站在招牌前。不过不熟悉他的人前来咨询时，他总不免有点紧张。
　　“你问那个木匠伙计？”波普总这么说，“他早搬走了。”
　　我觉得波普要比博加特随和得多。博加特很少同我说话，可波普却特别健谈。他谈的都是关于生死、工作之类的严肃话题我发觉他真地爱跟我说话。


不过我不在乎哈特怎么说。我很高兴。又能看到波普早晨端着朗姆酒站在外面，用手指沾沾酒同熟人打招呼，真令人高兴；我又能问：“你在做什么呀，波普先生？”并得到的还是那熟悉的回答：“啊，孩子！，这个问题提得好。我在做一个没有名字的东西。”
　　波普很快又恢复了过去的生活方式，他仍然把时间都花在做那没有名字的东西。他又停止了工作，他老婆又到我们学校附近的那户人家做了厨娘。
　　波普的老婆回来以后，街坊几乎生了他的气。他们觉得以前对他的同情受到了嘲弄，都白费了。哈特又说道，“我早就讲过，那个该死的波普就是太傲气。”
　　但是现在波普不在乎了。
　　他常对我说：“孩子，今晚回家祈祷吧！愿你像我一样快活。”
　　后来发生的事太突然，我们都不知道会出这种事。哈特也是读了报纸后才知道的。他总爱读报，常常从早上１０点一直读到晚上６点左右。
　　哈特叫了起来：“我看到了什么？”他把那标题拿给我们看：小木匠被捕入狱。
　　这太不可思议了，原来波普是个作恶多端的梁上君子。所有那些新家具，用哈特的话说都不是波普做的。他偷来别人的东西然后把它们重新组装起来。实际上他偷的东西太多，有时只好把不要的那些卖掉。他就是这么被抓住的。现在我们才明白以前为什么总有许多车子停在波普家门口。他什么都偷，就连他装修房子用的油漆和刷子也是偷来的。
　　哈特说出了我们大家的心里话。他说：“这老兄真笨，为什么他要去卖他偷来的东西呢？告诉我。为什么？”
　　我们都认为他这么做确实太蠢。可是，我们打心眼里佩服波普，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也许比我们谁都强。
　　至于我阿姨……
　　哈特说：“他被判了多久？一年？就算表现好提前三个月释放，也有九个月。我断定她也只能尽三个月的妇道。过了这段时间，米格尔街就不会再有伊梅尔达这个人了。”
　　但是伊梅尔达从未离开米格尔街。她不仅继续干着厨娘的活，还开始帮人烫洗衣服。街上没有人同情波普，他做了见不得人的事罪有应得。况且这种事大家都司空见惯了。他们只是可怜伊梅尔达一个人还要坐守空房。
　　波普回来后成了英雄。他成了那帮小子中的一员。他混得比哈特和博加特都强。
　　但对我来说，他变了。这种变化使我伤心。
　　回为他开始干活了。
　　他开始为别人做莫利斯式椅子、桌子和衣橱。
　　有一次我问他：“波普先生，你什么时候再做没有名字的东西呀？”他竟臭骂了我一通。
　　“***的真讨厌，”他说，“快滚开，否则我非揍你不可。”


***就是“他*&…妈%…的”- -

【阿拉比】---詹姆斯乔伊斯
像乔伊斯致敬。

里士满北街是条死胡同，很寂静，只有基督教兄弟学校的男生们放学的时候除外。一幢无人居住的两层楼房矗立在街道封死的那头，避开邻近的房子，独占一方。街上的其他房子意识到各自房中人们的体面生活，便彼此凝视着，个个是一副冷静沉着的棕色面孔。
我们家原先的房客是个司铎，他死在后屋的起居室里。封闭得太久，空气变得又闷又潮，滞留在所有的房间里，厨房后面废弃的房间满地狼藉，都是写无用的旧纸张。我在里面发现了几本平装书，书页已经卷了边，潮乎乎的：沃尔特•司各特的《修道院院长》，《虔诚的教友》，还有《维多契回忆录》。我最喜欢最后一本，因为它的纸是黄色的。房子后面有荒园子，中间栽种了苹果树，还有些胡乱蔓生的灌木，在一丛灌木下，我找到了司铎留下的锈迹斑斑的自行车气筒。他是个很有善心的司铎；他在遗嘱里把钱全留给了教会组织，把他房里的家具全留给了他妹妹。
冬季白天变短了，我们还有吃晚饭，黄昏就降临了。我们在街上碰面时，房子显得很肃穆。我们头上那块天空总是不断变换着紫罗兰色，街灯朝着那片天空举起微弱的灯火。凛冽的空气刺痛了我们，我们嬉闹着，后来全身就热乎乎的了。我们的叫喊声在寂然的街道上回荡。沿着游戏的路线，我们先要穿过房子后面黑暗泥泞的胡同，在那里会同破烂屋棚那边来的野孩子交手，然后到黑乎乎湿漉漉的园子后面，园子里的灰坑冒出刺鼻的异味，最后到达阴暗的臭烘烘的马厩，马夫抚弄梳理着马毛，或是摇动着紧扣的马具丁冬作响。我们回到街上的时候，厨房窗里透出的灯光已经撒满街区。倘若瞧见我叔父正从街角走来，我们就躲在阴影里，看他走进宅子才算平安无事。或者曼根的姐姐出来到门阶上，叫她弟弟回屋吃晚茶，我们就从阴影处看着她沿街东瞅西瞅。我们会等一会儿，看她是否留在那里还是进屋去，如果她留在那儿，我们就离开藏身的黑影，垂头丧气地走上曼根家的门阶。她在等我们，门半开着，透出灯光，勾勒出她的身材。她动身子的时候裙子会摆来摆去，柔软的发梢甩到这边有甩到那边。

——那你为什么不能去呢？
她说话的时候，一圈又一圈地转动着手腕上的一个银手链。她说，她去不了，她那个星期要在修道院静修。她的弟弟和另外两个男孩子正在抢帽子，我独自靠在门栏边。她握住一根栏杆的尖头，朝我低下头。我们房门对面的路灯映照出她脖颈白皙的曲线，照亮了垂落在脖子上的秀发，又落下来，照亮了她搁在栏杆上的手。灯光洒落在她裙子的一边，正照在衬裙的白色镶边上，她叉开腿站在那里的时候刚好瞧得见。
——你倒是走运啊，她说。
——要是我去的话，我说，我给你带回点好东西。
那个傍晚之后，数不清的蠢念头便占据了我的思维，糟蹋了我多少的日思夜想！我巴望着能抹掉中间那些单调无聊的日子。我焦躁地应付着学校的功课。深夜在卧房中，白天在教室里，她的形象都会来到我和我拼命想要读下去的书页之间。我的灵魂在静默中感受到巨大的快感，阿拉比这个词的每个音节都通过静默在我周围回荡着，把一种东方的魔力施加在我全身上下。我请求在星期六晚上得空到集市上走一趟。婶婶吃了一惊，说希望那不是什么共济会的玩意。我在课堂上几乎回答不了什么问题。我望着老师的脸色从温和转为严厉；他希望我不要荒废时光。我没办法把散乱的思绪集中起来。我几乎没有耐心来严肃地生活，既然这正儿八经的生活挡在我和我的愿望之间，那在我看来它就好像是儿戏，丑陋单调的儿戏。
到了星期六的早晨，我提醒叔父，我很盼望能在傍晚到集市去。他正翻弄着衣帽架找自己的帽子，就短促地回答我说：
——行啦，孩子，我知道啦。
他在大厅里，我就不能去前厅躺在窗下。我心情很糟地离开宅子，慢吞吞朝学校走去。空气凛冽湿冷，我心中已然不安起来。

我回家吃晚饭的时候，叔父还没有回来。时候还早。我坐在那里，呆呆地瞪着时钟，过了一会儿，滴答声开始令我烦躁，我就离开了那房间。我爬上楼梯，走到房子的上半截。那些房间又高又冷，空荡荡阴惨惨的，却放松了我的心情，我唱着歌一间屋一间屋地串着。我从前窗望去，看到伙伴们正在下面的街上玩。他们的叫喊声传到我这里时又微弱又不清楚，我把头抵在凉丝丝的玻璃上，遥望着她居住的那所昏暗的宅院。我在那里可能站了有一个小时，我什么都看不到，满眼全是我想象中刻画的那个身着褐衫的身影，灯光小心翼翼地触摸着那弯弯的脖颈，那搁在栏杆上的手，还有那裙服下的镶边。
再下楼时，我发现默瑟太太坐在炉火边。她是个唠唠叨叨的老太太，当铺老板的寡妇，为了很虔诚的目的收集些用过的邮票。我不得不忍受着茶桌上的东家长西家短。饭拖拖拉拉吃了一个多小时，叔父却还没回来。默瑟太太起身要走：她很遗憾不能再等了，已经过了八点钟，她不愿意在外面呆得很晚，因为晚上的空气对她有害。她走了后，我开始在屋里走来走去，紧握着拳头。婶婶说：
——恐怕这个礼拜六晚上你去不了集市了。
九点钟时我听到叔父用弹簧钥匙开门厅。我听到他自言自语，听到他把外套搭在衣帽架上，衣帽架摇晃的声音。我很明白这些迹象。他晚饭吃到一半，我就求他给我钱好去集市。他全忘了。
——这时候了，人们在床上都睡醒了头一觉啦，他说。
我没有笑。婶婶很激动地对他说：
——你就不能给他钱让他去吗？事实上你耽搁得他已经够迟的啦。
叔父说他很抱歉自己全忘了。他说他很相信那句老话：只工作不玩耍，聪明孩子也变傻。他问我想去哪里，我又跟他说了一回，他便问我是否知道那首《阿拉伯人告别坐骑》。我走出厨房的时候，他正要给婶婶背诵开篇的几句诗行。
我紧紧攥着一个佛罗林，大步沿着白金汉大街朝车站走去。看见条条大街上熙熙攘攘的购物者和耀眼闪亮的汽灯，我想起了这次旅行的目的。我登上一辆乘客稀少的列车，在三等车厢的座位上坐下。列车好一会儿都没有开动，真叫人受不了，然后列车缓缓驶出车站。它向前爬行，经过了破烂废弃的房屋，又跨过了波光粼粼的大河。在韦斯特兰•罗车站，人群拥向车厢门口；可是乘务员却让他们退后，说这是去集市的专列。空寥的车厢里，我始终是独自一人。几分钟后，列车在临时搭建的木质月台前缓缓停下。我走出车厢来到路上，看到亮着灯的大钟盘上已经是差十分钟十点了。我的前面是一幢巨大的建筑物，上面显示着那个具有魔力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