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国历史上，曾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吴孙权想“围珠崖及夷州”，询问全琮，琮对以“殊方异域，隔绝障海，水土气毒，自古有之，兵入民出，必生疾病，转相污染，往者惧不能反，所获何可多致?猥亏江岸之兵，以冀万一之利，愚臣犹所不安。”竭力反对，而孙权不听，果然“军行经岁，士众疾疫死者十有八九，权深悔之。”后孙权谈及此事，全琮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当是时，群臣有不谏者，臣以为不忠”。
忠臣即当直谏，不谏即为不忠的思想，既被众人认可，故人主亦嘉赏直言。魏王朗上谏，明帝下诏报曰:“夫忠至者辞笃，爱重者言深”。高柔上疏，反对魏明帝劳役百姓大兴殿舍和广采众女充盈后宫等，言辞恳切，明帝赞道:“知卿忠允，乃心王室，辄克昌言;他复以闻。《吴主传》载孙权鼓励陆逊直言:“近臣有尽规之谏，亲戚有补察之箴，所以匡君正主明忠信也。《书》载‘予违汝弼，汝无面从’，孤岂不乐忠言以自裨补邪?而云‘不敢极陈’，何得为忠谠哉”?
但由于劝谏君主毕竟是在君主有过失的情况下发生的，批龙鳞、逆龙颜对于君主来说，毕竟伤及脸面，触及私心。闻过则喜，乐而从谏者并不多。在此情况下，为臣者是否敢于犯颜直谏以尽忠，便是一个考验。三国时期，不是说没有大臣“争顺指而避逆意”的现象，但“破家为国，杀身成君”，敢于“犯颜色，触忌讳”，直谏尽忠的思想和行为，也在许多大臣身上发挥得淋漓尽致。翻开《三国志》，这方面的例子，可以说是随处可见，如吴之张昭“每朝见，辞气壮厉，义形于色，曾以直言逆旨，中不进见”。虞翻“数犯颜谏争”，是仪“为(鲁王)傅尽忠，动辄规谏”。陆凯“乃心公家，义形于色，表疏皆指事不饰，忠恳内发”。楼玄“清思奉公”，“正身率众，奉法而行，应对切直，数忤皓意”。
以上诸人，其下场除是仪外，均不太好。但这些人之所以仍直谏不休的原因，正是其坚信“忠臣之事君也，莫先于谏”的信条。张昭曾真诚地向孙权表白道:
臣愚心所以事国，志在忠益，毕命而已，若乃变心易虑，以偷荣取容，此臣所不能也。
又说:
臣虽知言不用，每竭愚忠者，诚以太后临崩，呼老臣于床下，遗招顾命之言故在耳。


陆凯在上谏表中亦大义凛然地说:
臣闻恶不可积，过不可长;积恶长过，丧乱之源也。……巨受国恩，奉朝三世，复以余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与众沉浮。若比干、伍员，以忠见戮，以正见疑，自谓毕足，无所余恨，灰身泉壤，无负先帝。
拳拳忠臣之心，跃然于言中。故对这些人，时人皆以为忠，陈寿在评张昭时曰:“张昭受遗辅佐，功勋克举，忠容方直，动不为己”。又称陆凯“忠壮质直”，“节概梗梗”，是仪“清格贞素”虞翻有“古之狂直”，楼玄有“清白节操”，华核“数献良规，期于自尽，庶几忠臣”。并对除是仪外的其他人的遭遇，寄与了深深的同情。
魏国的大臣，在直谏方面亦不让吴国。史载辛毗谏魏文帝事曰:
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卿谓我徙之非邪?”毗曰:“诚以为非也。”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臣所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帝不答，起入内;毗随而引其裾，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曰:“佐治，卿持我何太急邪?”毗曰:“今徙，既失民心，又无以食也。”帝遂徙其半。尝从帝射雉，帝曰:“射雉乐哉!”毗曰:“于陛下甚乐，而于群下甚苦。”帝默然，后遂为之稀出。


在此值得指出的是，在三国时期，尽忠的含义，并不是绝对地对君上以死相报，尽愚忠。还要看时势的变化及所尽忠对象的优劣。在双方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劝主降敌;或在对方的确是“明主”的情况下，“良禽择木而栖”，均是允许的或可谅解的。《三国志》中载刘表从事中郎韩嵩、别驾刘先劝刘表、刘综降魏，不但不加贬词，反而批评刘表“心多疑忌”，不当怀疑韩嵩等人忠心。又谯周劝后主降魏，陈寿亦无一字批评，却既对谯周赞以“词理渊通，为世硕儒，有董杨之规。”又曰:“刘氏无虞，一邦蒙赖，周之谋也”，对其主降行为给予了充分肯定。至于书中所载的各类劝降书信中，“依德义之主，居有泰山之固，”“忘祖宗所居之本朝，安非正之奸职，难可以言忠”之类的话，更是多得不胜枚举。进而言之，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由于各种势力的不稳定性，对尽忠力竭而后被迫降敌之人，时人均会给予一定谅解，并不因此否定其忠。如刘备“荆州覆败，大臣失节，百无一还”，蜀并无降罪之举;又如前述之文聘、严颜、田畴、王修、管统，均身为降将，却被誉为忠臣;再如蜀之黄权，原为刘璋的广汉长，刘备袭取益州，黄权却坚守不降，直至刘璋屈服以后，方“诣降先主”;后刘备欲伐吴，黄权苦谏，又自请为先锋，让刘备镇后，刘备不从。至蜀军大败之时，“道隔绝，权不得还(蜀)”，万般无奈之下，终而不降吴而降魏。对此刘备深深自责:“孤负黄权，权不负孤也”，待其家人如初。徐众也评道:“(黄)权既忠谏于主，又闭城守敌，得事君之体”，批评先主只“假(黄)权将军”是“善矣，然犹薄少，未足彰忠义之高节，而大劝为善者之心”。二降而事三主之人，竟成了有“忠义之高节”之士了。
忠是中国封建社会伦理纲常的重要内容。在相传是汉代大儒马融所著的《忠经》中，说忠能“固国君，安社稷，感天地，动神明”，“为国为本，何莫由忠。”三国时属乱世，但在此时期，人们仍然保持了对传统忠观念的信念，并躬行践履，陈寿也在《三国志》加以如实记载，对此加以肯定，其影响极为深远，这是我们在研究儒家思想和三国文化时应充分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