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帖转自大秦帝国论坛，原作者为版主江湖夜雨不眠灯，亦大秦帝国贴吧的张不三

站在夜色中的开封街头，我有些不知今夕何夕了。
一直对今人仿造的古迹不感冒，总觉不伦不类，然而脚下的这条宋都御街却是实实在在的例外。穿过高大的牌楼，随着熙熙攘攘的人流，走过街道两旁一栋栋古色古香的宋式建筑，我仿佛漫步在一幅《清明上河图》中，《东京梦华录》记载的勾栏瓦肆的繁华富庶，在此地竟重现了几分，触目皆是青楼画阁、秀户珠帘；金翠耀目、罗绮飘香；花光满路、箫鼓喧空。“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萧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站在这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夜市上，颇有点眼花缭乱、晕头转向，忽然觉得自己成了《水浒传》里元夜闹东京的李逵。
宋都御街的尽头是龙亭，北宋皇宫的遗址；包公祠、天波杨府以及大相国寺也在这附近。这里便是开封的市中心，这些宋代的建筑似乎在极力追忆着，也尽情宣泄着属于那个时代的辉煌与荣耀。那个时代绚烂璀璨，却也娇嫩脆弱。这座城市在那个时代曾留下了那么多让人热血沸腾的故事——《三侠五义》，《杨家将》，《水浒传》，以至于在我心中，它仿佛是一座只存在于古典名著中的城市，然而老实说，无论是展昭、杨六郎还是鲁提辖，他们只能在说书人口中生龙活虎，在看客们的幻想里威风八面，这些虚构的英雄侠客们，无法改造这座城市文胜于质的气质，反而证明了它所欠缺的血性——正是因为现实中匮乏，所以才会在这些评话小说里虚构。


于是和他一样，转过身，背对着宋都御街的富丽堂皇，一步步走向黑暗中。我知道我不属于这里，而他，那个生长于这座城市，却与眼下的景致无关的人，也同样不属于这里。
一边走着，一边想起那首诗：
“赵客缦胡缨，吴钩霜雪明。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
“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
“……”
谁能相信，眼下这座袅娜旖旎的大梁城，竟然是这首肃杀凛冽的《侠客行》的舞台？
很自然地，我想起了他，信陵君魏无忌。他真正存在于历史上，传奇色彩却毫不逊色于那些虚构的评书人物；他拥有着这座城市所有的风华富庶，却也拥有着它所欠缺的阳刚勇武；他是天下侠客们众望所归的精神领袖，而他本人更是那个时代首屈一指的大侠。这首原本是诗仙自画像的《侠客行》，在我看来，其实却是他的素描。


老实说，作为政治人物的魏无忌，算不上特别出色，除了打过几场胜仗、组织过几次合纵外，他并无太多值得称道的政绩。然而与之恰成对照的，却是他出奇大的名声，不必说生前的名满天下，即使是嗣后，仍有无数人加入他的粉丝团，其中不乏一个又一个如雷贯耳的大人物：荀子、张耳、汉高祖、太史公、李白、汤显祖……个中原因，恐怕不在魏无忌的能力，而在于他的人格魅力，那近乎完美的个人品德。他的姐夫曾赞他天下无双，但真正天下无双的倒未必是他的才，更可能是他的德。
古人常把道德高尚的君子比作玉石，孔夫子曾曰过，君子比德于玉，诗经里也有“言念君子，温其如玉”的说法。同样地，谦谦君子般的信陵君，也使我想起这样一块美玉，他也有着玉石的温润，玉石的高洁，玉石的俊朗……恰如一块天下无双的和氏璧。许慎曾在《说文解字》中讲，玉，石之美者，有五德，亦即仁、义、智、勇、洁。而君子如玉的魏无忌，也同样有着这五德。


只有他的生平，被太史公命名为《魏公子列传》；也只有在写到他时，太史公才肯尊称他为“公子”。正如现代文学中的“先生”必指鲁迅，《三国演义》中的“公”必指关羽一样，“公子”这个称号，也成了魏无忌的专有称谓，这样的待遇在整部《史记》堪称绝无仅有，也足可以算是天下无双。
无疑，信陵君是太史公心中得意之人；而《魏公子列传》，也是太史公得意之文。
他该是有足够的资本享受这样的待遇吧。一直觉得，信陵君应该生活在小说里，而且比起武侠，他似乎更适合去演言情。原因无他，这个形象极其完美。和其他三公子一样，他也有家世，有血统，有名声，有财富，有权势，有才华，（可能）有相貌，甚至还有个极酷的名字，以至于金庸干脆在小说里借用了这个名字，而比起其它三人，他在道德上又几乎无懈可击。他是那么令人羡慕，然而他自己却未必会在乎这些，因为对他来说，最值得他骄傲，也最值得他珍重的，不是这些身外之物，而是他那礼贤下士的名声，他麾下的那三千门客。
虽然不能排除扩张势力的目的，但对待自己的门客，信陵君明显要比其他三位公子强得多。政治家一次两次、一段时期内礼贤下士，我们可以说他是收买人心，是做秀，比如未篡权时的王莽，没登基时的杨广；但如果像周公那样一辈子都礼贤下士，你能说他不是真心么？你能说他别有用心么？退一步讲，就是真的别有用心又怎样？于己利，于国大利，岂不更好？我始终认为，没有做过任何坏事的伪君子，至少要强过十恶不赦的真小人。如果这便是做秀，至少我赞成这样的做秀。
同样地，我们纵然可以说信陵君是在做秀，但至少他做得自然，做得完全，做得彻底，做得纯粹。


二、义勇奋发
——腮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
窃符救赵，信陵君最有名的壮举，也是那个时代最令我们熟知的典故之一。从那以后，刺客朱亥在太史公笔下始终保持着那雷霆一击的姿势，石破天惊的瞬间被凝固成了永恒；而翻开发黄的书页，我们依稀可以看到，朱亥那雕像般岿然不动的身躯背后，是两千年前魏无忌的肃杀面容。窃虎符，矫王命，椎晋鄙，夺军权，破强秦，救邯郸，一系列行动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谦谦君子的信陵君，温文儒雅的魏公子，在那一刻和他门下的侠士们一样怒发冲冠、壮怀激烈，真真正正如他的名字所言，肆行无忌。
乍看上去，魏无忌在整个行动的过程中似乎并没做过什么：出主意的是侯嬴，偷虎符的是如姬，暗杀晋鄙的是朱亥，他似乎只要点点头，需要干什么便都有人挺身而出。魏无忌自己所扮演的，倒更像是刘备、唐僧、宋江那样的角色，但事实上，恰恰是这样的角色，才是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他们的长处并不在计谋或者勇武，而是那种所谓的“无能”之能。这“无能”之能，是统驭群雄之能，是审时度势之能，是借力打力之能，是使天下英雄入其彀中、许其以驱驰之能。而这“无能”之能之于魏无忌，便是那巨大的人格感召力。


这人格感召力，体现在这故事的每一个细节：
“……公子自度终不能得之于王，计不独生而令赵亡，乃请宾客，约车骑百馀乘，欲以客往赴秦军，与赵俱死。……”——这是他的视死如归；
“……吾所以待侯生者备矣，天下莫不闻，今吾且死而侯生曾无一言半辞送我，我岂有所失哉？……”——这是他的反躬自省；
“……复引车还，问侯生。……公子再拜，因问。……公子从其计，请如姬。……”——这是他的从谏如流；
“……晋鄙嚄唶宿将，往恐不听，必当杀之，是以泣耳，岂畏死哉？……”——这是他的悲天悯人；
……
这人格感召力，归根结底还是仁、义二字。尽管儒家所鼓吹的仁义，带有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但特定情况下，道德的力量仍不容忽视。传说英法百年战争中，圣女贞德在战场厮杀时经常一手握剑，一手举旗，她说：“我爱我的旗帜，四十倍于我的剑。”而信陵君的仁与义，也是他手中的两面大旗，凝聚人心、鼓舞士气的两面大旗。仁的具体体现，便是他平日的礼贤下士；义的具体体现，则是关键时刻的窃符救赵。仁，体现的是他士的胸怀；义，体现的是他侠的热血。这侠的一面，既是以士的一面为基础，又是其升华：没有长期以来苦心经营的人才储备，危急关头便不可能会有人为他策划实施这一救援行动；而没有他身上独有的这股豪侠义勇之气，他甚至连那挺身而出的勇气都不会有，更遑论做出这一壮举。所谓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此之谓也。


而作为这礼贤下士的必然结果的窃符救赵，目的为何，更是不言自明。后人评价这一行动，常常因为平原君与他的姻亲关系而就事论事，赞扬者夸他是雪中送炭；批评者则说他是徇于私情。这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恰好在明人唐顺之的《信陵君救赵论》中同时并存：作者一方面肯定了信陵君救赵在客观上的积极意义；一方面却又认为，“信陵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其窃符也，非为魏也，非为六国也，为赵焉耳；非为赵也，为一平原君耳”。他甚至还说：“余以为信陵之自为计，曷若以唇齿之势，激谏于王；不听，则以其欲死秦师者，而死于魏王之前，王必悟矣”——竟然认为信陵君应死在他的哥哥面前来表忠心，他的王兄必然会幡然醒悟，何其迂腐天真？
痴人说梦。
我的看法则刚好相反。我恰恰认为，信陵君的窃符，确实是为了平原君和自己的姐姐，却也是为了赵国，更是为了魏国，甚至是为了整个山东六国。我倒宁可把这篇《信陵君救赵论》从后往前倒着看：尽管魏无忌“知有婚姻，不知有王也”，但是，“夫强秦之暴亟矣，今悉以兵临赵，赵必亡。赵，魏之障也，赵亡，则魏且为之后，赵魏，又楚燕齐诸国之障也，赵魏亡，则楚燕齐诸国为之后。天下之势，未有岌岌于此者也。故救赵者，亦以救魏，救一国者，亦以救六国也。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窃魏之符以纾魏之患，借一国之师以分六国之灾，夫奚不可者？


荀子在《臣道》篇中，曾明确赞同“从道不从君”的观点，认为当君王做出错误决定时，大臣应当“谏、争、辅、拂”，其中最终极的手段便是“拂”，所谓“抗君之命，窃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国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国之大利”。在荀子看来，信陵君便是“拂”的代表，他不仅无罪，反而是社稷之臣，国君之宝。我深以为然：如果信陵君所在的魏国是一个法度严谨、政治清明的国家，那么他杀害统帅、私自调动军队自然是大罪，无论他的主观动机多么美好；但事实上，在那位鼠目寸光的魏安厘王的昏庸统治下，魏国已经乱得一塌糊涂，这种情况下的非常之行，自然不能统统冠以“乱国之举”一概而论。动荡不安的乱世，总会现身侠客去替天行道；腐朽黑暗的朝廷，总会冒出清官来匡正朝纲，这本身当然不是正常现象，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批评这些侠客和清官本身。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这些救世主身上自然是不对的，这不过是我们一厢情愿的幻想；但对他们的挺身而出横加指责，岂不更是颠倒黑白？
在当时的特定环境下，他们的所作所为，至少是所有最坏选择中相对最好的一种。
而魏无忌，便是在这所有最坏的选择中，做出了相对最好的选择。他宁可以肉投馁虎般地组织门客敢死队一同去送死，他宁可触怒自己的王兄，他宁可狠下心来刺杀晋鄙，他宁可自作主张慷国家之慨地去进行军事冒险，他宁可为此付出远离故土，在赵国一待就是十年的代价……在那一个个瞬间，魏无忌慷慨豪迈，正气凛然，义无反顾，视死如归，真正如李白诗中所说，纵死侠骨香，不惭世上英——而这一切，都是像刚才说的那样，为国，存魏。从道不从君，信陵君所从的道，便大致是武侠小说中所谓的“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之道。魏无忌，他做到了侠客的最高境界，这，才是他身上那股义勇之气的来源。

三、廉洁可辱
——锐廉而不怯，洁之方也
朱亥的孤注一掷，换来的是十万大军；而这十万大军更换统帅又精简掉两万人后，也为魏国，为赵国，甚至是为整个山东六国，换来了久违的胜利，当然，还有苟延残喘。十年之后，当秦国反过来攻打魏国时，从十年前便一直流亡赵国的信陵君重新披挂上阵，率领五国联军在黄河南岸大败秦将蒙骜，一直反攻到函谷关前。他也因这两场胜利，成为战国史上击败过秦军的有数几人之一，跻身名将之列，与马服君、武安君（李牧）等并列为秦军克星。
然而，他为这两场胜利所付出的代价也同样惨重。前一场胜利，他为之所付出的是十年政治流亡生涯；而后一场胜利，他为之付出的则是一生的前途，甚至还间接包括了自己的生命。魏无忌，他能成为整个山东六国的功臣，在他哥哥心中却成不了功臣；他可以打败秦军，可他打不败流言；他纵然热爱着他的国家、他的君王，可是他没法从他们那里得到同样的，对等的回报。


这对兄弟之间的貌合神离，似乎早在《魏公子列传》开篇的那个小故事中，便可见端倪：
“……公子与魏王博，而北境传举烽，言‘赵寇至，且入界’。魏王释博，欲召大臣谋。公子止王曰：‘赵王田猎耳，非为寇也。’复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顷，复从北方来传言曰：‘赵王猎耳，非为寇也。’魏王大惊，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赵王所为，客辄以报臣，臣以此知之。’是后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
这段小故事，读来颇令人感到五味杂陈，站在不同角度看它，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有人认为，这个故事说明魏无忌太爱张扬、太露锋芒，他不该在魏王面前炫耀自己的情报网，否则也不致引火烧身，引起魏王对自己的猜疑。这种论调，颇有点类似“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说法，在现今甚至可以说是大行其道。然而，我们应该指责的，究竟是持宝人拥有玉璧的事实，还是小偷强盗们抢夺玉璧的行径？因为“臣之客有能深得赵王阴事者”，所以“魏王畏公子之贤能，不敢任公子以国政”？——因为一个人有能力，所以他反而应该受指责、受提防、受猜疑……公平么？
我倒是认为，这段故事或是证明了魏无忌的心怀坦荡和胸无城府，或是证明了他根本不了解自己的哥哥，无论哪种可能，都证明了他的忠心耿耿，证明他对自己的哥哥没有任何防范心理——如果魏无忌真的心怀叵测，他又怎么会愚蠢到主动让魏王知道自己人脉如此之广、势力如此之大，从而对自己警觉起来？又怎么会愚蠢到根本不去揣摩魏王的心思，连他猜疑心极重这一点都不知道？


如果魏王是一代雄主，他绝不会对魏无忌起疑心，因为他应该会有驾驭得了自己弟弟的自信，也因为他应该会明白魏无忌对自己、对社稷有多么重要；如果魏王纯粹是胡亥那样的昏君，他也绝不会对魏无忌起疑心，因为以他低下的政治智商，根本不会去挖空心思打那么多小算盘。可惜，魏王只有雄主的心机，与之匹配的却是昏君的政治能力。他做不到用人不疑，所以只能疑人不用。
反过来看魏无忌，我要说，他确实是错了，他错就错在没有真像谣言所说的那样废黜自己的哥哥，然后自立为王。魏王既然已经对他有了猜疑，兄弟二人既然已经无法和好如初，那么对他来说，最一劳永逸的办法便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像齐田常、晋六卿那样篡权弑君。他有才能，坐在这个王位上至少会比他哥哥做得好；他也有实力，夺这个王位绝不是什么难事；他更有声望，不会有太多人指责他——他的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后世那些迂腐的愚忠观念，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便是实力和民心，野心家并不是贬义词，只要他有真才实干，只要他在这个位子上做得能比自己前任要好。
然而，魏无忌什么举动都没有，他一不去取魏王而代之；二不能打消哥哥对自己的猜疑，既不能改变现状，又不会保护自己，于是只能这么逆来顺受，在谣言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心理究竟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他太重视自己与魏王的手足之情，不忍去算计自己的哥哥，也一直对他心存幻想；也可能是因为他骨子里其实是个侠客而非政治家，认为只需要在现有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其他的不必去管太多。而我认为，这更可能是因为他太过珍惜自己的声望，太过顾及别人的目光和口舌。那名满天下的仁义名声，那无可挑剔的个人美德，使信陵君获得了太多太多，至少他手下的三千门客便几乎都是因此而被吸引过来的，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并不是他的地位给他带来了名声，恰恰相反，是他的名声给他带来了在列国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必然有着强烈的道德洁癖，必然会对任何有悖于（那个时代、他所身处的那个阶层的）道德的举动有着本能的排斥，看看窃符救赵，他唯一一次有待商榷的行动，纵然情非得已，纵然有着这样那样充足的理由，纵然最后大获全胜，他却还是在赵国一待就是十年。虽说史记上讲他是害怕魏王怪罪，但魏王的愤怒能一下子保持整整十年么？他何必背井离乡那么久？我更倾向于认为，留赵十年，是他的自我放逐，是他对自己矫王命、杀害晋鄙的愧疚与忏悔。


如果魏王是一代雄主，他绝不会对魏无忌起疑心，因为他应该会有驾驭得了自己弟弟的自信，也因为他应该会明白魏无忌对自己、对社稷有多么重要；如果魏王纯粹是胡亥那样的昏君，他也绝不会对魏无忌起疑心，因为以他低下的政治智商，根本不会去挖空心思打那么多小算盘。可惜，魏王只有雄主的心机，与之匹配的却是昏君的政治能力。他做不到用人不疑，所以只能疑人不用。
反过来看魏无忌，我要说，他确实是错了，他错就错在没有真像谣言所说的那样废黜自己的哥哥，然后自立为王。魏王既然已经对他有了猜疑，兄弟二人既然已经无法和好如初，那么对他来说，最一劳永逸的办法便是一不做二不休，索性像齐田常、晋六卿那样篡权弑君。他有才能，坐在这个王位上至少会比他哥哥做得好；他也有实力，夺这个王位绝不是什么难事；他更有声望，不会有太多人指责他——他的那个时代，本来就没有后世那些迂腐的愚忠观念，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便是实力和民心，野心家并不是贬义词，只要他有真才实干，只要他在这个位子上做得能比自己前任要好。
然而，魏无忌什么举动都没有，他一不去取魏王而代之；二不能打消哥哥对自己的猜疑，既不能改变现状，又不会保护自己，于是只能这么逆来顺受，在谣言的泥潭中愈陷愈深。我不知道他的真实心理究竟是什么，可能是因为他太重视自己与魏王的手足之情，不忍去算计自己的哥哥，也一直对他心存幻想；也可能是因为他骨子里其实是个侠客而非政治家，认为只需要在现有位置上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其他的不必去管太多。而我认为，这更可能是因为他太过珍惜自己的声望，太过顾及别人的目光和口舌。那名满天下的仁义名声，那无可挑剔的个人美德，使信陵君获得了太多太多，至少他手下的三千门客便几乎都是因此而被吸引过来的，甚至可以夸张地说，并不是他的地位给他带来了名声，恰恰相反，是他的名声给他带来了在列国间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我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必然有着强烈的道德洁癖，必然会对任何有悖于（那个时代、他所身处的那个阶层的）道德的举动有着本能的排斥，看看窃符救赵，他唯一一次有待商榷的行动，纵然情非得已，纵然有着这样那样充足的理由，纵然最后大获全胜，他却还是在赵国一待就是十年。虽说史记上讲他是害怕魏王怪罪，但魏王的愤怒能一下子保持整整十年么？他何必背井离乡那么久？我更倾向于认为，留赵十年，是他的自我放逐，是他对自己矫王命、杀害晋鄙的愧疚与忏悔。


正是这种强烈的道德洁癖，给他的心灵加上了沉重的枷锁，也使他行事瞻前顾后，优柔寡断，所谓死要面子活受罪，此之谓也。《孙子兵法》有曰，将有五危，必死可杀，必生可虏，忿速可侮，廉洁可辱，爱民可烦，而信陵君的命门，便在这“廉洁可辱”。君子可欺之以方，堂堂信陵君，便是这样被简单而拙劣的离间计击倒。他是一块冰清玉洁的美玉，只是溅上了几滴污水，便被丢弃到泥淖之中，可他自己对此又无能为力、徒唤奈何，仁、义、智、勇、洁这玉之五德中，“洁”本是五德中最可宝贵的品质，到头来却成了魏公子最致命的性格短板。他想以逃避的方式来平息那些谣言，希望清者自清、浊者自浊，然而他低估了众口铄金的力量，更高估了魏王的智商，所以他洁身自好换来的只是一无所有——权力没了，前途没了，连自己最珍重的声望也没了，留下来的只有生命，可对他来说，当失去了其他一切后，生命已经没有意义，既如此，索性连它也一同丢弃。
于是，魏无忌留给了世人一个令人瞠目的结局。在被猜疑他的魏王解除掉兵权后，他闭门谢客，以一种极度奢侈而颓废的方式杀死了自己——死于酒精中毒和纵欲过度，真正成了醉死鬼，真正做到了牡丹花下死，这是提前了一千多年上演的韩熙载夜宴图。说奢侈，是因为这种死法只有有钱人才消受得起，普通平民百姓根本没条件；说颓废，则是因相对从前一心为国的他来说，这前后反差实在太过强烈。魏无忌嗣后，历朝历代的文人士大夫们中都少不了放浪形骸的异类，从竹林七贤到柳三变、唐伯虎、纪晓岚，甚至还包括李太白、白乐天等历史评价相当高的人物，后人一般将他们冠之以“风流名士”的雅称，对他们也多是既羡且妒。然而这些人，说到底都只是魏公子有意无意、亦步亦趋的模仿者，他们捡起来的都是数百年前魏公子丢弃掉的。而他们选择的放纵，也不过是因个人仕途坎坷而生的顾影自怜，一些小感伤小情调而已，与魏公子相比去之远矣。在这些多少有些东施效颦之嫌的后辈们面前，唯有信陵君这位行为艺术的开山鼻祖有资格说一句：“我喝的不是酒，是寂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