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断裂的转型社会中，关于当下和未来的困境与迷惑，抑制了力比多的释放，产生了自身的个人焦虑感，它常常被投射、移置到集体中，形成一种关于国家、民族的焦虑感，这种焦虑感在对未来美好社会的乌托邦幻象的憧憬下，导致出一种普遍的解构的“**”情绪，从而，给力比多的释放提供了一种社会机制。
对于西人的怀疑，起源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异族异心”（孔子的“尊王攘夷”）的心理机制，以及历史建构中对中国的剥夺的经验记忆。这其中，并没有主义之争，或政治阴谋论，只有种族的排他性。
传统、文化、价值观、道德、习俗以及由此建立的法律体系等，不是抽象地存在着的，而是存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散落弥漫在我们的日常行为模式之中。抽象存在的只是我们在认识这些事物时，作为手段的理论结构、思维形式、分析工具等。至于它们能否真正认识事物，是否具有虚伪性，我们谁也不是很清楚的。
对从笛卡尔时代建构的那种科学主义的理性，哲学家的休谟、尼采、波普，社会学家的福柯，经济学家的哈耶克、诺斯，都不约而同地怀疑完全理性；经济学家的阿罗、森怀疑集体理性；而布坎南则不仅怀疑个人具有完全理性，也怀疑集体理性的真实性。波普、哈耶克、福柯宁可相信理性零碎的价值，崇尚演进理性。
历史长河中，不断有人自许为“人类”、“民族”、“阶级”的代言人。而我的言词只是我的学术思考。常言说得好，人类一思考，上帝就会发笑。代表他人的人，常常在历史的嘲讽中退场，也会被所代表的人的愤怒所吞噬。而上帝对我的微笑，不过笑我言词的稚嫩，无关于历史的在大局。
意识形态，至多是利用了学术的一些观点或结论，它本身不是学术。意识形态是一个行动纲领，而学术是一种研究活动。所谓“新时期”、“新历史阶段”等等提法，是一种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心理时间”，一种意识形态界定的历史观，是一种政治符号，是政治权力的自我加注，它以一种粗暴、武断的方式进行历史的断代。
社会进步的真诚态度和良好愿望，在我们这个转型社会中是极为珍视的，因为，它是通向美好未来的精神家园。但是，这些态度和愿望，不能孤芳自赏、不能有道德洁癖、不能拒绝社会合作，不要蒙蔽人性的光芒、不要推挤同道者。未来社会的进步，是千万人携手并肩的事业，现在多一份力量，未来就多一分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