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我们的钱钟书先生，学界中不少人说他对中西方思想是全知－但据有的业内人士说，他做的不过是“辞章之学”，《管锥篇》不过是传统的类书一类的东西…据钱先生自己说，他的学术使命是“不作调人，善通骑驿”－言下之意，别人说现代中国文化面的问题是中西方文化冲突，他却以为未必如此，根本无需去调和，相互通通辞章之义就可以了，不信我通给你们看一看－于是乎，中国有什么，其实西方也有…西方人有什么，其实中国人也有…

陈先生和钱先生都是各自专业领域里极有建树的学者，但如果把他们所想的当作现代汉语思想的历史高度，把他们的问题意识当作汉语思想如今思考问题的起点，恐怕就成问题了。我的说法张狂？恰恰相反，毋宁说是感觉到现代汉语思想贫乏的要命而心急－－这两位先生都以精通许多门外语而为人称道，我不这么以为，因为，通多种外语其实只是专业需要而已。何况还要看在什么外语上下功夫－－他们对古希腊、古拉丁语文和思想也未见得用过多少功夫，而这两门西方古典语文恰恰是我们认识西方大传统的基本功。没有在这两门语文上下点功夫，恐怕对中国思想面临的现代性问题的感觉不可能到位。
－《这一代人的怕和爱》

言而总之，刘小枫认为陈、钱二位只是学问家，而没有上升到思想家的高度，甚至有浪费才华的嫌疑。
李泽厚也说，九十年代是“学问家突出，思想家淡出”，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南怀瑾等被抬到了天上，而真正有高瞻远瞩的思想家，康有为，鲁迅，陈独秀，包括冯友兰，李泽厚则逐渐被人遗忘。


我感觉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我们这个时代有几个陈寅恪，钱钟书，季羡林这样的“学问家”？对他们的高评价是必须的，虽然他们没有特别高瞻远瞩的视角

可悲这个出不了大师的年代。

看刘小枫《沉重的肉身》还是什么，里面似乎就更加直接的差评。
确实陈寅恪这样的大师们，从我们如今这个时代无论平均大众还是学术界的思想更加堕落的时代没有受到其启蒙的重大影响或挽回衰颓、指出新出路就可以看出，他们确实不能称作大思想家（不能只怨Puoliitiikou的环境，毕竟真正伟大的思想是无论什么限制也打扰不了的）。所以觉得刘晓峰的评价还是中肯的。但是当然一方面这样的大师我们当代都完全出不了，另一方面他们的学问作为新的基础，也是建立在中国传统亦早已倾颓的背景下，我们不应该奢求能从淤泥中悚然立起一座拔地的崭新大厦，能有如此成果已然是伟大的了；或者至少，我们这些现代人完全没有资格去指摘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