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曾年轻过,美好地、不可重温地年轻过。对于相爱的人们来说,那时彼此所承诺的一切就是彼此的将来。那时彼此最愿意说的话就是:“我一定能再找到你……”
杰出的战争题材画家、美术教授布拉金斯基也年轻过。后来他就慢慢变成中年人了。年轻时他以为,从战场上回来后,自己将会无所畏惧。但是日益增长的年岁告诉他:比战争更大的考验,就是生活本身。
教授不是没有到新/中/国访问交流的机会,但他总是神经质地将填好了的申请表撕了个粉碎。只要去了中/国,他就完全可以找得到王耀。这一点他心知肚明。1956年,他偶尔在科学院主办的生物学期刊上,发现了这个永远铭刻在他心头的名字。论文后面还附有作者的通讯地址。教授对着自己看不懂的生物学术语默默思忖了许久,最后竟得出了一个荒唐的结论:这位生物学家已经结婚生子了。
其实这结论正常得很。三十来岁的人了,大有作为,要是还不结婚,那才不正常。照此说来,他自己就不大正常。于是见面就成了一件大可不必的事情。想见,闭上眼睛就见得到,见到的也永远是1941年那个年轻、英俊、聪明、温柔的年轻人。
给王耀的信还是要写的。但是他每写完一封,就在发作起来的胸闷和头痛中将信纸撕个粉碎。终于有一次,他抢在自己发神经之前糊上了信封。可是当他走到邮局的时候,才忽然想起来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那时已经到了1961年,苏/中两国关系已经破裂了,这信寄不出去。
这些年他始终保存着一本极普通的学生日记。差不多二十年前,年轻气盛的他挥着它跟王耀开玩笑,想要知道自己的心上人过去是怎样生活的,可那时他一个汉字也不认识。战后,对于一个神经受过损伤的成年人来说,学一门语言并非易事。可他花了好几年工夫,到底学会了些。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常常抱着一本汉俄词典,吃力地读着这本日记。于是王耀在莫/斯/科度过的十五岁、十六岁、十七岁,就这样向着他展开了怀抱。
他看见王耀在节日里将同学们迎进宿舍,于是这小小的房间里就响起了笑声、歌声和手风琴声;他看见王耀取得了生物竞赛的第一名,年老的任课教师问:“王,你将来愿意成为一名生物学家吗?”他看见王耀激动不安地准备着毕业晚会上要穿的衣服,希望能和可爱的同桌女生列丽卡一起跳舞……
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彼此的存在。那时他们还不知道后来爆发了战争。
这本日记里的最后一页。那就是在1942年2月15日清晨,王耀不辞而别之前,给熟睡的他留下的那一段话。确切地说,就像王耀给他读过的《白马篇》一样,是一首诗:
曾伴浮云归晚翠,
犹陪落日泛秋声。
世间无限丹青手,
一片伤心画不成。
教授一遍遍地读,一遍遍地查字典,总是不太明白。毕竟,他已经四十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