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伯俊；一九九七年《三国演义》研究综述
１９９７年，在《三国演义》研究史上是一个值得书写一笔的年份。这一年中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是由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和汉中师范学院联合主办的全国第十一届《三国演义》学术讨论会，１１月２日至６日在陕西汉中成功举行。在这一年里，中国大陆发表的《三国演义》研究论文，大约在６０篇左右；提交汉中《三国》讨论会的论文，也有将近６０篇。从研究的内容来看，引人注目的主要有以下几个问题。


对《三国演义》研究领域的审视与开拓
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迅速，成果丰硕，有目共睹。如何进一步深化已有的研究，如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对此，一些学者作了认真的思考和探索。
罗德荣在《以当代意识反观〈三国演义〉》（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中，指出了以当代意识反观《三国演义》的重要性、必要性和迫切性，阐述了“反观”所包括的三方面的含义：一是站在新的时代高度，对《三国演义》的文化内涵进行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从建构新文化的宗旨出发，广泛吸收西方新思潮新意识的有用成分，同时紧密联系现代社会生活的实践，消化传统，利用传统，推陈出新。二是以当代人的科学精神、科学的悟性和思辨能力，对《三国演义》进行全方位的重新审视，突破传统的研究方式和方法，放眼世界，扩大视野，努力打破原有的阅读空间，不仅从文学本身，而且从文学之外广泛汲取营养，自觉吸收各个学科领域中新的理论思维成果，以不断拓展思维空间，开辟多向多元的思维格局。三是从当代社会的需要出发，对《三国演义》做广泛的应用研究，为适应社会生活实践和发展的客观需要，采集人类一切进步的有益的文化成分，来不断丰富、完善、建构新的文化结构体制。


对于《三国演义》中的诗词，以往较少研究。郑铁生在出版《三国演义诗词鉴赏》一书（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５年３月第１版）的基础上，发表《〈三国演义〉诗词的功能、意蕴和价值》一文（载《河北大学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对《三国演义》诗词的艺术功能、人生意蕴和审美价值作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有助于加深研究者和读者对这一特殊问题的认识。


对于《三国演义》的语言特色，以往的研究也比较简单，几乎没有单篇论文。王立民的《雅俗共赏，通行适用——论〈三国演义〉的语言》（载《汉中师范学院学报》１９９７年第１期），以作为《三国》定本的毛本为考察对象，指出《三国演义》的语言千锤百炼，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写景、抒情，其准确性、鲜明性、生动性，都是无比精美的。《三国演义》的语言是开拓性的、承前启后的创新语言，是浅近化的文言与纯净化的白话相结合的精炼流畅的文学语言，既别具一格，雅俗共赏，又通行适用，形成规范。几百年来，这种语言已为广大群众所熟知，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论述，比过去前进了一步。
一些学者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解读《三国演义》，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如李锐的《三顾茅庐：考验仪式的消解与重构》（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运用原型批评的原理，分析了“三顾茅庐”这一典型情节，认为罗贯中完全消解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仪式考验原型，试图按照中国知识分子的理想，来建立起一种新的考验模式，这一模式的核心是不求人，不屈己，待价而沽，甘为傅相的人格自尊。这样的分析，颇有新意。


关于《三国演义》的版本
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对《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和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本年度中，有的论文对此作了进一步的努力。
沈伯俊的《再谈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几个问题》（载《明清小说研究》１９９７年第２期），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上，第一次系统地分析了《三国演义》中大量存在的“技术性错误”的由来，指出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成书过程之误。作为“世代累积型”的长篇小说，《三国》中的相当大一部分错误产生于它的成书过程之中。它们并非罗贯中有意为之，而是未被发现的过去错误的遗存。第二，作者本人之误。这大致包括三种情况：（１）由于自身知识的局限。例如在有关荆州的情节中，由于罗贯中对荆州治所究竟在何处模糊不清，并常常把荆州辖区与荆州治所混为一谈，因而造成比较严重的淆乱。（２）由于引述史书有误。这可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对史书产生误解，另一种是抄错、抄漏史书中的某些字、词、句。例如《三国》第１５回写袁术长史名叫“杨大将”。查《三国志·吴书·孙讨逆传》：“（袁）术死，长史杨弘、大将张勋等……可见袁术长史本名“杨弘”。由于罗贯中漏看“弘”字，且断句不当，于是误为“杨大将”。


（３）由于考虑不周或一时粗心而致误。如第９２回有赞赵云诗曰：“年登七十建奇功”。实际上，赵云年龄小于刘、关、张，若刘备不死，此时应为虚岁六十八，故赵云应为六十左右。作者为了突出赵云的老当益壮，不假思索，结果顾此失彼，又成“技术性错误”。第三，传抄、刊刻之误。如毛本第６１回诗赞张松，第二句是“清高体貌疏”，“体貌疏”意不通。查嘉靖本第１１９回，原作“清高礼貌疏”。由于“李卓吾评本”误为“体貌疏”（因“体”、“礼”二字之繁体形近而误），毛本也跟着错了。这样的分析，有理有据，使重新校理《三国演义》的必要性、可能性有了更强的说服力。
李伟实的《〈三国演义〉版本中若干问题探讨》（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就糜夫人之死、关羽之死、张飞的表字等问题，比较了《三国》不同版本的异同，试图探讨罗贯中原作的部分原貌。例如糜夫人之死，“通俗演义”系统的嘉靖本、周曰校本、“李卓吾评本”写的是投井而死，而《三国志传》系统的多种版本则写成撞墙而死。文章联系《三国志平话》的描写，结合情节环境，认为罗贯中原作继承了《平话》，写的是糜夫人撞墙而死，《三国志传》系统的版本保留了原本的面貌，“通俗演义”系统的版本则可能因撞墙而死不雅，作了修改。这类见解，值得注意。《三国演义》版本众多，关系复杂，经过多年的努力，学术界对版本的基本系统已经有了初步的了解，但如何进一步理清各种版本的演化递嬗关系，如何较好地把握罗贯中原作的面貌，还需要作大量的工作。不同版本情节、文字的比较研究，是一个传统的、而又是重要的方法。若与英国学者魏安博士利用“串句脱文”现象来研究版本演进关系的方法（参见魏安著《三国演义版本考》一书，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６月第１版）相结合，当可收到良好的效果


关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
《三国演义》作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作为世界名著之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本来是很好的比较研究对象。这种比较研究，包括纵、横两个方向：既可以把它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舞台上进行比较，也可以把它放在中国小说的演进史上进行比较，还可以从其他角度进行比较。自八十年代后半期以来，一些学者对此作了认真的努力。本年度中，这方面又出现了一批论文。
沈伯俊的《〈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的比较》（载《中华文化论坛》１９９７年第３期），从总体上对《三国演义》与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进行了比较，指出了它们共同遵循的以史为经、以儒家思想为准绳、亦实亦虚、因事见人等创作规律，并着重从五个方面分析了明清其他历史演义小说成就远逊于《三国演义》的原因：（１）创作思想的高低；（２）思想内涵的丰瘠；（３）情节艺术的成败；（４）人物形象的得失；（５）创造精神的强弱。这样的比较，以往很少有人致力，因而此文具有一定的开拓意义。


曾良的《〈三国志演义〉与〈东周列国志〉比较论》（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素材来源、虚实处理、艺术结构三个方面对两部作品进行比较，指出《三国演义》的素材不仅来源于有关的三国史料，还或多或少地接受了列国故事的影响；罗贯中在《三国志平话》的基础上，将“尊刘贬曹抑孙”作为结构故事的中心轴线，创造了不朽的艺术典型，使《三国演义》不仅成为虚实结合的典范性作品，而且成为有机的艺术整体。而冯梦龙本于“羽翼信史”的创作观辑演《东周列国志》，虽然仿效《三国演义》的表现手法，但整体上仅仅是对历史材料进行艺术化处理，又限于时间跨度的漫长和史料的浩繁博杂，不可能塑造出象《三国演义》那样的艺术典型，结构也有较松散的缺点；但它作为“信史”小说的代表性作品，其意义和地位都是不可低估的。


邱岭的《楠木正成的原型：诸葛亮——〈太平记〉对三国故事的借鉴》（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在其以往对日本中世时期战争题材文学代表作《太平记》与《三国演义》的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太平记》中的理想人物楠木正成与诸葛亮作了比较，指出二者颇多相似之处：（１）都在主公危难时应邀出山，都助弱抗强；（２）与主公第一次见面时，都为之精辟分析了天下大势，制定了今后的战略方针；（３）都善于智胜；（４）都“出师未捷身先死”，都是让人遗憾的悲剧英雄；等等。文章认为，楠木正成是由作者塑造出来的一个人物形象，而不是由他记载下来的一个历史人物；这一人物形象的原型，就是中国三国故事（甚至可能是《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中国的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了解《太平记》一书，因此，邱岭的比较研究有益于开阔人们的视野。
此外，还有学者就《三国》与《水浒》、诸葛亮与俄底修斯等论题进行了研究，也各见新意。可以肯定，在比较研究这一广阔领域里，学者们大有施展才华的余地。


在上述几个问题的范畴之外，还有一些论文质量较高。如孟繁仁的《赵宝峰门人“罗本”不是〈三国〉〈水浒〉作者罗贯中》（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针对一些学者根据元末的《赵宝峰先生集》卷首的《门人祭宝峰先生文》，认为“宝峰门人”名单中的“罗本”即《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的观点，明确指出：身为元代理学家赵宝峰门人的“慈溪罗本”，与《三国演义》、《水浒全传》的作者罗贯中名同字不同，籍贯相异，身份也不一样，二者根本不是
一人。这一见解，很值得关心罗贯中研究的学者注意。又如陈洪、马宇辉的《一编书是帝王师——论诸葛范型及其文化意蕴》（汉中《三国》研讨会论文），从一个新的角度考察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蕴，论述也颇有深度。


不过，该年度和前几年发表的相当一部分论文，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研究者的独到见解，自然也就缺乏对他人的启示意义。不仅《三国》研究，其他领域的研究也普遍存在这种现象。其所以出现这种现象，除了治学态度、学术功力等方面的因素之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为此，在汉中《三国》研讨会上，许多学者呼吁，在强调端正学风的同时，必须加强对《三国》研究史的研究，避免简单重复，减少无效劳动。看来，这将是《三国》研究界近期内需要着重用力的一个课题。
本年度外国学者研究《三国》的情况，限于资料条件，无法作全面评述。仅就笔者接触所及，至少有两项成果是值得注意的：一是俄罗斯著名学者李福清博士的《〈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传统》一书中文版（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７月第１版）。原书俄文版出版于１９７０年，但中国古典小说研究者大多不知道；在译成中文的过程中，作者又作了大量补充，因而可以视为一部新著。此书对《三国演义》与民间文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的研究，特别重视《三国演义》对民间文学的影响，在这一领域中堪称重要的开拓之作。全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三国演义》的源流；第二部分，《三国演义》和晚期评话。作者在广泛收集资料的基础上，作了多层次的深入研究，许多论述都富有启发意义。此书已引起许多国家汉学家的重视，我国学者不妨认真阅读一番，从中获取营养。二是日本著名学者大冢秀高教授的《关羽与刘渊——关羽形象的形成过程》一文（载《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百三四册，１９９７年３月）。文章对《三国志平话》结尾所写的蜀汉后主刘禅的外孙（实为匈奴首领）刘渊乘乱起兵，攻灭西晋，即汉皇帝之位这一情节进行研究，分析了刘渊形象与关羽形象的关系，认为二者是表里一体的关系。《三国志平话》根据《晋书·刘元海（刘渊）载记》，把龙神的因素加到关羽的形象中。而在《晋书》的刘渊形象中，以发现玉玺这一情节为关键，早已注入了陈寿《三国志》和裴松之注中的关羽形象。归根结底，刘渊的“须长三尺余”及爱读《左传》的因素从关羽形象中袭来，而关羽的龙神因素则从刘渊形象中获得。作者擅长从通俗文艺作品发掘古代小说题材和人物形象的渊源，文章视角独特，发人所未发，饶有新意，对中国学者不乏启迪意义。结合英国魏安博士对《三国》版本的具有突破意义的研究，可以看到，外国学者在资料占有、理论视野、方法运用等方面确有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因此，必须大力加强中外学术界的交流与合作，把《三国演义》研究和整个古代小说研究推向新的水平。


白马兄的马甲吖？精之……

嗯，回头补全，还有一些

回复：15楼
恩……我批好了……接下来就等阿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