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情的起因是禅师捡到了一条紫色的纱巾，这本是一件极普通的事，但是一旦放在了寺院里，便会引起不小的波动。原因很简单，因为纱巾这种小小的饰物带有明显的女性色彩，这在性别单一的寺院里无疑是很吸引眼球的。其实那纱巾的颜色已经明显有些陈旧了，材质虽然轻盈但也不难看出那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可是禅师却似乎对它颇为看重，这就很值得人们联想了。
我们之所以讲究避嫌，那是十分有道理的。所谓瓜田李下正是教育人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弯腰提鞋和抬手扶帽。这不单单是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更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假若人人都能在事实暧昧不清的情况下主动把自己的嫌疑排出干净，那么人们便不用耽误多余的功夫来怀疑你了，这样既可利人又可利己。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做某件事之前先要想清楚它可能涉及的种种厉害关系。不单要想到实际中与此事直接发生关系的人和事，还要预测到人们可能会对此事做出的种种猜测。也就是说，不单要想清楚自己怎样做事，还要想猜出别人怎样想自己做的这件事。甚至于别人怎么想自己所做之事，竟成了自己做事之前所要思考的主要部分。这常常叫人分不清是要想事还是要想人。既然做事之前的思考过程如此复杂蛮缠，那么还是尽量不要做事的好。于是什么也不做，终于成了我们应对很多情况的最佳态度。
按照我们的逻辑，倘若一条带着女性特征的纱巾落进了寺院里，正经的僧人是应该视而不见的。尽管那是一件令所有正常老光棍心痒痒的东西，但也应当无视它，即使看见了，也该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置。换成诗意一点的说法，就是把那纱巾当成落进寺院里的一片落叶。因为寺院的院墙外长了几棵高大的树木，而那些树木确实常常会落下叶子来。虽然那纱巾本身一点也不像落叶，但是在寺院里，特别是在一群正经僧人所居住的寺院里，它就应当是一片落叶。僧人们可以眼也不抬一下地从它旁边经过，谁也不会对这片特殊的叶子多瞄上一眼。即使是专门负责扫地的僧人也会毫不在意地挥动着扫帚从它旁边掠过，那动作于娴熟中带了一点刻意。既然是那么张牙舞爪地扫了过去，怎么会连一个扫帚丝儿也不蹭到那纱巾上。足见这毫不在意里是带着刻意的。刻意干什么，刻意避嫌啊。
所有的僧人都在以自己高度自觉的无视来表明着自己的正经，这对于那条莫名落进寺院的纱巾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它正是因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寺院的空地正中间躺了好几天，直到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黄色尘土。有些看似荒唐的事一旦摆到了台面上反倒安全了，因为人们在光明正大的情况下都会无视荒唐。谁都不愿意破坏光明正大的大好局面，因为谁都是这个局面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于是荒唐就在强大的无视下不存在了。假如那纱巾是落在了一个并不如此光明正大的地方，那么它的去处或许就不同了。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禅师也就不会捡到它了。
女人用的纱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躺在寺院里，寺院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它，却都像没看到一样。直到禅师某天走出禅房来看到了这纱巾，才第一次宣布了它的存在。大家这才得以光明正大地注视那条他们早已见到了的纱巾，并且是在禅师的启发之下进行的。于是最后一个看到这纱巾的禅师，反倒好像成了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所有的僧人都等着看禅师如何处理这件不属于正经僧人世界的东西。
只见禅师走了过去，弯腰捡起那条落了尘土的纱巾，轻轻在风里抖干净了，又拿近眼前仔细看了看。待他看清之后便说道，我认出这东西了，这是给我的。
禅师只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之间还有一个小于等于三秒的停顿。在这三秒间他的表情由骤然凝重变回最初的坦然，仿佛从回忆里捡起了一件沉重的东西，然后又放下了。这放下后的坦然比他平时的坦然还要更胜一分，因为他是禅师，本来就是一副大彻大悟的神色，只是在偶尔参悟出了什么的时候，脸上不免再加上一些成就感。禅师以为这种参有所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坦然。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坦然，所以他就没有想到避嫌的事情，而是大大方方地将那条纱巾叠好了，然后小心地要把它收入怀中。
我们之所以讲究避嫌，那是十分有道理的。所谓瓜田李下正是教育人不要在不恰当的时候弯腰提鞋和抬手扶帽。这不单单是为了不给自己添麻烦，更是为了不给别人添麻烦。假若人人都能在事实暧昧不清的情况下主动把自己的嫌疑排出干净，那么人们便不用耽误多余的功夫来怀疑你了，这样既可利人又可利己。而事实上我们也确实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因为我们早已养成了这样的习惯，在做某件事之前先要想清楚它可能涉及的种种厉害关系。不单要想到实际中与此事直接发生关系的人和事，还要预测到人们可能会对此事做出的种种猜测。也就是说，不单要想清楚自己怎样做事，还要想猜出别人怎样想自己做的这件事。甚至于别人怎么想自己所做之事，竟成了自己做事之前所要思考的主要部分。这常常叫人分不清是要想事还是要想人。既然做事之前的思考过程如此复杂蛮缠，那么还是尽量不要做事的好。于是什么也不做，终于成了我们应对很多情况的最佳态度。
按照我们的逻辑，倘若一条带着女性特征的纱巾落进了寺院里，正经的僧人是应该视而不见的。尽管那是一件令所有正常老光棍心痒痒的东西，但也应当无视它，即使看见了，也该当做一般的垃圾来处置。换成诗意一点的说法，就是把那纱巾当成落进寺院里的一片落叶。因为寺院的院墙外长了几棵高大的树木，而那些树木确实常常会落下叶子来。虽然那纱巾本身一点也不像落叶，但是在寺院里，特别是在一群正经僧人所居住的寺院里，它就应当是一片落叶。僧人们可以眼也不抬一下地从它旁边经过，谁也不会对这片特殊的叶子多瞄上一眼。即使是专门负责扫地的僧人也会毫不在意地挥动着扫帚从它旁边掠过，那动作于娴熟中带了一点刻意。既然是那么张牙舞爪地扫了过去，怎么会连一个扫帚丝儿也不蹭到那纱巾上。足见这毫不在意里是带着刻意的。刻意干什么，刻意避嫌啊。
所有的僧人都在以自己高度自觉的无视来表明着自己的正经，这对于那条莫名落进寺院的纱巾倒也不是一件坏事。它正是因此可以堂而皇之地在寺院的空地正中间躺了好几天，直到上面落了厚厚的一层黄色尘土。有些看似荒唐的事一旦摆到了台面上反倒安全了，因为人们在光明正大的情况下都会无视荒唐。谁都不愿意破坏光明正大的大好局面，因为谁都是这个局面的受益者和参与者，于是荒唐就在强大的无视下不存在了。假如那纱巾是落在了一个并不如此光明正大的地方，那么它的去处或许就不同了。真的是那样的话，我们的禅师也就不会捡到它了。
女人用的纱巾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躺在寺院里，寺院里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它，却都像没看到一样。直到禅师某天走出禅房来看到了这纱巾，才第一次宣布了它的存在。大家这才得以光明正大地注视那条他们早已见到了的纱巾，并且是在禅师的启发之下进行的。于是最后一个看到这纱巾的禅师，反倒好像成了第一个发现它的人。所有的僧人都等着看禅师如何处理这件不属于正经僧人世界的东西。
只见禅师走了过去，弯腰捡起那条落了尘土的纱巾，轻轻在风里抖干净了，又拿近眼前仔细看了看。待他看清之后便说道，我认出这东西了，这是给我的。
禅师只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之间还有一个小于等于三秒的停顿。在这三秒间他的表情由骤然凝重变回最初的坦然，仿佛从回忆里捡起了一件沉重的东西，然后又放下了。这放下后的坦然比他平时的坦然还要更胜一分，因为他是禅师，本来就是一副大彻大悟的神色，只是在偶尔参悟出了什么的时候，脸上不免再加上一些成就感。禅师以为这种参有所悟的成就感，就是最大的坦然。也因为有了这样的坦然，所以他就没有想到避嫌的事情，而是大大方方地将那条纱巾叠好了，然后小心地要把它收入怀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