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个社会面对着这对可能性，较为容易想象做到前者，较难想象做到后者，那么，在能量尺度上，这个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否则，就是相对非现代化的社会。 
——如果缺少了现在正在使用的那些类型的工具，为该社会稳定所必需的工作水平变得不可能；换言之，如果回到比较低水平的工具同时增加劳动量，该社会结构将会发生灾难性的变化，那么，在工具尺度上，这个社会就是相对现代化的社会。否则，就不是。而能源尺度和工具尺度是“充分相互依存的，把二者分开几乎是不可能的”(第15页)。
莱维在讨论这种区分时，一再强调“连续体(Continuum)”的概念，即：现存的社会没有一个完全缺乏现代化的成分。因此，现代化与非现代化不是一对断然分开的二项变量，而是由两个极构成的连续体。一个社会可能更靠近这个极点，另一社会可能更靠近另一极点，但它们全都共同分享着一定的现代化因素。这就是为什么莱维总是在它们前面加上“相对”二字。莱维为这种考虑提出了好几个理由。而在我看来，它的方法论的意义倒是在于能够提出“比较现代化”的最基本问题——为什么一些现代化成分在这个社会里能够充分发展起来，在另一个社会里就不能？那些共同分享的因素在发展过程中各自发生了哪些变化？
(h)所谓“理想的结构”，是被一定人们视为正确、善、合适和更可取的结构；所谓“现实的结构”，是客观的观察者可在经验上观察到的结构。莱维举例，在传统的中国社会里，一定规模的家庭结构是不论士大夫还是农民都视为“合适”的。但事实上，除了上层社会可以维持这种规模的家庭结构外，大多数老百姓是很少能够实现的。这二者在任何一个社会里都不可能达到完全一致。而这并不能用“伪善”来解释(因为伪善是指口头上的理想结构与真心的理想结构间的不一致)。深刻的原因是在于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复杂的社会系统各子系统间的相互依存和牵制。所有社会里的张力和冲突，都和这二者的不一致有关。然而，假如完全一致了，任何社会变革都变得难以想象(第28—29页，第796—797页)。
我认为，这种不一致深植于人的本性(既包括认识能力在内的理性方面，也包括非理性的方面)之中。它既显示了人的局限性，也显示了人的超越性。人生活在现实之中而又有“梦”。社会观念中的主体部分必须是能观测的，能度量的，能证伪的。而在这层次之上，须存有一个非经验的、不可度量、难以证实或证伪的成分；社会学说中需要一定的“梦”的成分。人们因这“梦”与现实之间的不一致而苦恼，社会因此而经历某种不稳定，但同时人也因此而超越他已经达到的东西，社会因此而更新。
　
二 
　
现在进入本文所要评介的核心部分：社会结构关系诸方面。在着力甚多的这部分里，莱维制定了一系列类似函数关系的分析模式。他认为，任何包括两人以上的社会结构关系，至少具有六个方面，每个方面可以用一对定义来比较分析。它们是：1.认识方面：理性的—传统的；2.成员关系标准方面：普遍主义的一特殊主义的；3.实质限界方面：功能特定的—功能弥散的；4.感情方面：回避的一亲近的；5.目标定向方面：个人主义的一负责任的；6.分层方面：等级的—非等级的(第137页)。
这套类型定义受到特尼斯(F.Toennies)“乡土社会——法理社会(Gesmeinschaft—Gesellschaft)”学说的间接启发，受到帕森斯“模式变量(Pattern variables)”①的直接启发。但莱维强调，他和帕森斯的重大区别在于他不是把这些“对子”看成非此即彼的，而是考虑到在两极之间的连续体上有许多可能的点和变体。因此在进行具体定性时应该加上“以某某为主”的限定语(第136页)。下面就是六方面的简要含义。
一、任何社会结构关系都包含着某种知识、思考和心智过程，这就是它的“认识方面”。如果这种知识使自己置于理论上具有全部认识能力的科学观察者的观测之下，不违背科学的规则，即完全符合可能有的最好的科学推理，那么，这种知识就是“理性的”。如果某种知识被证明为有道理，是建立在接受者认为“这是目前普遍被接受的”基础之上，建立在“我们前辈们一直就是这么做的，因此应该继续下去”的基础之上，那么，这种知识就是“传统的”。有时候，以理性为基础的知识与以传统为基础的知识达到的结论一致，但即便如此，二者对于社会活动的含义却大不相同(第138—139页)。


莱维警告，千万不要以为这对范畴讲的是利己主义—利他主义的区别(第148页)。这里讨论的问题超出伦理学的范围。在社会生活中有一类关系是这样构成的，即便是最自私的人也要保证该关系中的其他成员能够实现其目标，如果他本人要实现自己的目标的话。相应地，另一类关系则是这样构成的：即便是最真诚的利他主义者，活动于这种关系之中也必须考虑、追求自己的利益。一个再自私的医生，也必须对他的病人的康复持负责任的态度。假使病人要求动不必要或不正确的手术，即令这会增加医生的收入，医生也要拒绝。在这种关系中，医生个人的品质不是根本的因素。理由是：虽然品德越好的医生做的会比通常水平的更好，但品质很差的医生也不能胡来。一旦胡来则会受到惩罚(取消执照或坐牢)——他因为违犯了这种关系的性质而被逐出这种关系。商业关系与此相反。经常有这样的商人(我想不必举出一些名字)，他们本人生活不挥霍，把赚来的巨款用于慈善事业，或捐赠给祖国文教经济建设。但即便是这样品质高尚的利他主义者，在进入商人—顾客关系时，也是采取莱维意义上“以利己主义为主的”态度：他必须运用一切智慧、措施，以尽可能小的本赚尽可能大的利。如果他不是设法在竞争中占对手的上风、赚顾客的钱，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帮助对手压倒他、让顾客赚他的钱，他一定会被人称作傻瓜蛋，不管在别的方面别人会怎样评价他。
因此似乎可以从社会角色(role)的意义上来理解莱维的这对范畴。一定的社会关系是这样地制度化社会角色的，使得不论什么人一旦进入这种角色，就按照社会对这种角色的规定性行动，使自己个人的特性降到次要的地位④。
六、分层方面易理解。等级的是指地位有上下之分，非等级的是接近于平等的。
　
三
　
由上面的分类，可以得到下面的表：
┌—————————┬———————┬———————┐
│ 诸关系方面 │ X │ Y │
├—————————┼———————┼———————┤
│1.认识方面 │X1 理性的 │Y1 传统的 │
│2.成员关系标准方面│X2 普遍主义的 │Y2 特殊主义的 │
│3.实质限界方面 │X3 功能特定的 │Y3 功能弥散的 │
│4.感情方面 │X4 回避的 │Y4 亲近的 │
│5.目标定向方面 │X5 个人主义的 │Y5 负责任的 │
│6.分层方面 │X6 等级的 │Y6 非等级的 │
└—————————┴———————┴———————┘
　
这些模型变量的主要用途之一，是提供一个参照框架，可用于分析和描述任何社会在任何给定时期的任何一种关系，并可进行下述比较：
一、一个社会里不同类型的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医生—病人关系和商人—顾客关系)；
二、不同社会里的类似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
三、不同社会里的不同类型关系(下面给出：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商人一顾客关系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绅士阶层的父—子关系)(第152—153页)。
例证分析之一。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医生一病人关系是X，X，X，X，Y，Y。
虽然实际生活中常有误诊和庸医(现实结构)，但是作为一种理想结构，医生被期待运用理性的技术医治病人。在现代社会里，如果医生以下述的传统定向来证明他自己的医疗措施，会被人们认为是不合适的：“过去一直是这么治的，所以它是一种好的治疗方法。”医生一般只会这样说：“虽然这方法不是绝对有效，但在没有更好的技术发明之前，我们只能这样治。”病人一方也被期望以合理的方式接受医生的治疗。 
这种关系作为理想结构，是以普遍主义为主的。病人以医术为标准选择医生，医生则以病情为标准来决定是否接收病人，虽然现实生活中病人对医生的选择时常受到医生外貌的影响，而医生也时常因病人没有钱而拒收(现实结构)
这种关系当然是功能特定的，双方都是为了治好某疾病。
该关系在理想结构上是以“感情回避”为主的。现代医疗程序尽可能防止医生或病人的感情干扰医疗科学的要求。


该关系是以“负责任”为主的，有如上述。
最后，该关系是相对无等级的。病人听医生的指导通常不被认为是社会不平等。
现代美国社会的商人—顾客关系是X，X，X，X，X，Y。
X，X，X，X易理解，略而不释。
这种关系是以普遍主义为主的，双方均以如何最佳地达到自己的经验目的为基础来选择对方：一方考虑如何赢利，一方考虑如何使钱花得合算。如果商人一方因为顾客是外族人而不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出售货物，顾客一方因为某商人不是本族人而宁可到另一商店买价高质次的商品，那就会被认为是商业中的非正常状况。
这使我想到非现代化民族时常掀起的“抵制洋货”、“购买国货”运动。这些运动从道德角度看，毫无疑问表现了一种反抗外来经济侵略的民族气节。然而从商业关系角度看则是非正常的。民众们可以在较短时期里违背普遍主义的标准，只买价高质次的国货，但时间一长就会坚持不住。因此一切非现代化民族的历史都显示，若只靠爱国主义感情来抵挡发达的商品经济力量是不实际的。若想国货站稳脚跟，必须提高生产水平，在经济水平上击败“洋货”。
该关系是非等级的。商人与顾客谁也不比谁地位高，这里存在的只是钱货交换。
莱维逐一分析以后，在三个层次上对这两类关系进行比较。在第一即最一般的层次上，二者的区别只在Y—X， 即一为“负责任的”，一为“个人主义的”，而在其他五个变量方面全是相同的。
如果在最一般的层次上不足以理解两类关系的区别，就进到第二层次，即比较相同定向下的不同内容。比如二者都是理性定向(X一X)为主，但在医生—病人关系中，理性所定向的是治病的目标，而在商人—顾客关系中是商品或劳务的买卖。
若第二层次的比较仍不能充分地解释区别，就需进到第三层次，即考虑到存在下述四种可能性之一：第一层次上的一般化(概念形成过程)的区别被忽略了；第二层次上的被忽略了；诸关系各个方面需重新定义或在稍低的抽象层次上增加新概念；上述三方面的连接发生困难(第161页)。
以上的比较程序不限定于这个例证，任何关系间的比较都可应用。
例证分析之二，现代美国社会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
美国部分上文已有。传统中国社会的这种关系有两种形态。甲型：如果双方或是朋友，或是世交，或是紧邻，或是经由亲友介绍，那么，就是以特殊主义为主，表现为Y，Y，Y，X，Y，X。如果这些私交关系不存在，就是普遍主义为主，表现为乙型：X，X，X，X，X，X。
甲型中的其他方面易理解，这里只简释X4，X6。 莱维认为，传统中国社会的成员很强调感情不外露，商人的地位又因重农抑商的缘故而很低，所以是感情回避的和等级的(多数顾客地位高于商人，少数相反)。乙型各方面均易理解。莱维认为甲乙两型的差别很好地解释了中国商人对待顾客方式的巨大差异。一旦缺乏特殊主义的主导因素，商人们“货物离柜概不退换”的态度达到无情的程度；双方都尽可能地利用势力和诡计以占便宜。如果可能的话，中国人都设法避免乙型。一旦某人在缺乏特殊主义关系的情况下进入商业关系因而受到很坏的待遇，他就会被认为是个傻瓜蛋(第163页)。
不幸的是，旧传统的这些因素至今在国内仍未绝迹。我们大概都有过这样的经验：如果没有熟人关系，在北京的某些商店里会看到怎样的脸色！
比较传统中国社会的两类关系，差别在第一层次上可被充分理解。拿它们与现代美国社会的商人—顾客关系作比较，差别需在第一和第二层次上解释。
例证分析之三，现代美国社会里的商人—顾客关系和传统中国社会里的绅士阶层父—子关系。
美国部分不需重复。中国部分的是Y，Y，Y，X，Y，X。对X和X的解释是：儒教传统把家庭结构关系视为社会结构关系的根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所以父—子关系既是感情回避的又是不平等的。
原书中一个多重比较表，现附于下。
查看表的各栏可以发现一些有规律的组合。如果关系的前三方面(1—3)X占优势，在其余两方面X也会占优势；Y的情形也是相应的。如果关系的前三方面任何一个是X，就会有X出现。很明显，强调理性、普遍主义、功能特定，感情回避就随之出现；强调传统、特殊主义，功能弥散就随之出现。如果不是循此路线发展，已经建立起来的关系就会不稳定。设想一个理性定向的研究室，招聘科研人员时坚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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