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继浙西派而起的常州词派对张炎的词作却颇有微辞，甚至大加贬斥。如周济在其《介存斋论词杂著》中说：“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诣力，亦不后诸人，终觉积谷作米，把缆放船，无开阔手段。然其清绝处，自不易到。”“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者，只在字句上着功夫，不肯换意。”又在他所编的《宋四家词选目录序论》品评两宋词人创作之得失时贬抑张炎说：“玉田才本不高，专恃磨砻雕琢，装头作脚，处处妥当，后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赋春水，《疏影》之赋梅影，逐韵凑成，毫无脉络，而户诵不已，真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风致，乍见可喜，深味索然者，悉从沙汰。笔以行意也，不行须换笔。换笔不行，便须换意。玉田惟换笔不换意。”
     从以上由元至清人们对张炎词评价的简单回顾，可见玉田词始终是备受词学界关注的。尽管评论中不乏门户之见，褒贬对立，但这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张炎词作确有其独特风格。因此，当历史的步履跨入20世纪以后，尽管政治风云的变幻给词学研究带来或正面或负面、或积极或消极的影响，但张炎这位词坛大家始终未被评论者忘却。无论是词学论著，还是文学史著作，都有对张炎词作或详或略的论述，研究的领域涉及到张炎的家世、生平、思想、创作、词论、地位以及词集版本等诸多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建国前的研究
     20世纪前半叶学术界对南宋典雅词派的评价存在着相当程度的艺术偏见，对张炎也自然大加贬斥，王国维可以说是始作俑者。他在《人间词话》中赞同清贺裳（黄公）《皱水轩词筌》及周济《词辨》对张炎的批评，进而说道：“玉田之词，余得取其词中之一语以评之，曰：‘王老田荒’”。又说：“东坡、稼轩，词中之狂。白石，词中之狷也。梦窗、玉田、西麓、草窗之词，则乡愿而已。”还在《人间词话删稿》中评曰：“朱子谓：‘梅圣俞诗，不是平淡，乃是枯槁。’余谓草窗、玉田之词亦然。”“梅溪、梦窗、玉田……诸家，词虽不同，然同失之肤浅。”尽管指出了张炎词作情性不足、刻意雕琢的弊端，但用“王老田荒”来简单武断地概括张炎的词品，显然是有欠公允的。王国维的这种观点五四时期为胡适等人所承继，胡适为其“白话文学”的立场所支配，对宋末词坛几乎全盘否定，张炎及其词作自然也要受到他的指责。他的《词选》⑧虽也选有南宋10家130多首作品，但对“白石以后直到宋末元初”的“词匠之词”颇多微辞，认为它们重音律而轻内容，侧重咏物，喜欢用典，毫无生气。就对张炎的评价来说，说张炎“是一个不遇的赵孟頫，而不是郑思肖一流人”，其咏物词“只是做词谜的游戏，至多不过是初学的技巧工夫。拈题咏物，刻意形容，离开了意境和情趣，只是工匠的手艺而已”。这种观点在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张炎词的评价。与胡适观点接近的有胡云翼、谭正璧等人。

与以上否定南宋典雅词派进而贬抑张炎的观点不同，刘毓盘、王易、刘麟生、吴梅、卢冀野、薛砺若等则持相反的意见。刘毓盘《词史》⑨第六章《论宋七大家词》从清词学家戈载《宋七家词选》列周邦彦、姜夔、史达祖、吴文英、周密、王沂孙、张炎为七大家之说，肯定张炎“所作往往苍凉激楚，即景抒情，备写其身世盛衰之感，不徒以裁红刻翠为工焉”。对其词作的风格、内容均予以肯定。王易《词曲史·析派第五·（二）南宋诸词家》⑩借前人之评语肯定张炎词作音韵、结构、句法以及风格等方面的成就。刘麟生在其《中国文学史》⑾第七编第二章《南宋词》中说：“玉田词以空灵为主，与白石为近。虽然雕琢字句，但是能得雅正的精神，并且意思哀婉，有亡国之音。”肯定其空灵雅正，也指出其过分雕琢的不足。词学大师吴梅在其力作《词学通论》⑿第七章《概论二    两宋·第二    南宋人词略》中谈道：“玉田词皆雅正，故集中无俚鄙语，且别具忠爱之致。玉田词皆空灵，故集中无拙滞语，且又多婉丽之态。自学之者多效其空灵，而立意不深，即流于空滑之弊。岂知玉田用笔，各极其致，而琢句之工尤能使笔意俱显。人仅赏及精警，而作者诣力之深，曾未知其甘苦也。”薛砺若《宋词通论》⒀第七编第一章《南宋末期三大作家》也指出张炎在宋亡以后的词“多苍凉激楚，不胜盛哀兴亡之感”。谈到张炎词风格，认为“他一生最推崇白石，故其词风亦极相近。他虽无白石的劲健清越，而幽畅自然过之。……他虽以清畅见长，但其感时抚事之作，亦极凄恻冷隽，与碧山之哀怨缠绵，虽风调不同，而其意趣则一。”郑宾于在《中国文学流变史》⒁卷三第八章第三节中引江藩的话说：“词之有姜（白石）张（炎），犹诗之有李杜也。”阐明张炎讲求音律的渊源，肯定他在词史上不可磨灭的功绩。谈到张炎的咏物之作，郑宾于说：“词自吴文英以降，作者大都以咏物为时髦；张炎生当宋末元初，自然多于这一方面致力了。因为他肯致力的结果，故也确有一些很工的。”“叔夏咏物诸词，要皆流动有致，故能杰出。……其刻状物态，极深研几，故能无其右也。”联系张炎的时代，指出其大量创作咏物词的原因。郑氏还论及了张炎在艺术方面的追求：“张炎作词，因为他喜欢‘镂金错采’的原故，所以颇爱注意虚字的呼唤，字面的锻炼，句法的衬搭。于此之外，他更讲求清空，留心意趣。”认为这一类词在其写景抒情诸作中体现得最为明显。郑氏还指出了张炎词感情有欠厚重的不足：“张炎以为离情是哀怨必至的，必须调感怆于融会中始得。但是，他的创作，务要力求合于雅正，不可邻乎郑卫。所以他虽然知道陶写性情，词婉于诗，但他主张‘稍近乎情’即可。张炎的词，就因为他止于‘稍近乎情’，所以没有厚重的情感的表现，这便是他一个极大的病。”肯定张炎的地位及影响时说：“词到张叔夏，已经将它本身历来的帐目作了一个总结束；俟后的词人，虽也齐向《词源》里去讨生活，但都不过得其皮傅而止耳。

总之，建国前的张炎词研究，存在着褒贬对立的两种观点。贬抑者的偏激之词固然不足为训，但对张炎词某些方面缺陷的批评往往能一语中的。褒扬者大多能在盛赞的同时指出其不足，表现出较为客观的批评态度，对后世的张炎词研究多有启发。从张炎词研究史的角度看，两派的观点都有其价值所在。
     二、建国后的研究
     如果说建国前对张炎的研究存在着肯定派与否定派的对立，双方在论述中大多是泛泛而谈，并未对具体问题作进一步深入的探讨，研究的范畴还显得相对狭窄的话，那么建国后对张炎词的研究则全面铺开，取得了累累硕果。尽管半个世纪以来在玉田及其创作的研讨方面不时受到政治因素的种种干预，但研究的成绩却是不容抹杀的。这其中既包含基本资料的建设，也有对其人品思想的评述；既有对其作品思想意蕴的重新审视，也有对其词作艺术成就的深入探讨。以下就研究中比较集中的问题分而述之。
     1。年谱的勾勒，家世的考索，词集的编纂。

2。张炎北游、南归问题的研究
     张炎在南宋灭亡后曾北游大都，这是攸关他一生进退出处的一个重大事件，不仅关系着对张炎政治品格的评价，而且直接影响着人们对其词作的解读。关于北游的时间、目的，南归的原因、动机，出现了不同的说法，学术界就此问题展开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关于北游的时间，若按江昱疏证本中的校改，张炎于庚寅（1290）北游，辛卯（1291）南归，历时一年，这已为冯沅君、吴则虞考订张炎年谱作为依据⒆，杨海明《张炎北游之行探测》⒇作了进一步论证，通行的各种词史、文学史著作也多依此说。若按龚本，那么张炎北游则是自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到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历时十载。谢桃坊在《张炎词集辨证》（21）一文中将江本与龚本加以比勘，并参校明抄本，发现江本固然有证据不足之妄改处，但也确有创获，再结合有关的资料，认为张炎“于至元十七年庚辰（1280）被元蒙统治者胁迫北上燕蓟至大都……至元二十八年辛卯（1291）二月以后北归，前后在燕蓟共十一年，北归后在江南过着飘零愁苦的遗民生活。”观点不同于一般看法。

作为失去了家国的南宋遗民，张炎北游的目的究竟何在？历来说法不同。一种说法认为他是为求官而北行，如元戴表元《送张叔夏西游序》就称张炎“垂及强仕，丧其行资，则既牢落偃蹇，尝以艺北游，不遇，失意亟亟南归”。舒岳祥《赠玉田序》则认为他“自社稷变置，凌烟废堕，落魄纵欲，北游燕蓟，上公车，登承明有日矣。一日，思江南菰米莼丝慨然襆被而归”，此行并非为了求官。建国以来，围绕这个问题，人们的看法仍然有求官与不求官之别。“求官”论者有胡云翼、刘大杰、夏承焘、周笃文、洛地、郭预衡等。胡云翼认为张炎北游是“准备向新王朝屈膝的，虽然他事实上并没有做新王朝的官”（22）。刘大杰在他的《中国文学发展史》（23）（中）第十九章中径说：“当宋亡以后，他（张炎）不能洁身自爱，竟然北上求官，虽失意南归，终于造成了政治上的污点。”夏承焘说“张炎于宋亡后尝入燕京，求官不成，为元廷写过金字经，失意而归。”（24）洛地《张炎是宋词人还是元词人？》认为“他做了四十多年元王朝的子民，并无抗节之志”，“他‘以艺北游’企求‘遇’于‘新朝’并不令人意外”。
     不同意以上说法的则有吴则虞、杨海明、谢桃坊、程千帆等。吴则虞在其校辑的《山中白云词·序言》（25）中认为，张炎之所以“不遇”，“一则张炎本人除了被迫写经而外，并没有向元代统治者献媚投靠，匆匆而来，匆匆而去；二则元代统治者又认为他既是名将的子孙，不会忘掉故国旧君而死心踏地的为新朝卖力。”沈祖棻推测：“考之集中作词年月，盖以至元二十七年庚寅九月北上，翌年辛卯即归，而其词眷怀故国，始终如一，则北游当是被迫成行，有所不得已，故得间即南旋。”（26）杨海明在《张炎北游之行探测》中对有关张炎北游的两条最早的材料即戴表元的《送张叔夏西游序》和舒岳祥的《山中白云序》作了仔细的推敲，并从当时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张炎本人的材料中去发掘线索，寻找答案，认为“张炎此行很可能是被迫应召而去的，因此虽有做官的希望（而且几乎快到手了），他终于不愿干而旋即南归了”。谢桃坊《张炎词论略》（27）则径称张炎“北游到元代的大都被迫参加了书写金字藏经之役，至元二十七年庚寅（1290年，据龚翔麟原刻本），张炎拒绝了朝廷的赐官，毅然回到江南

飘泊于吴越之间”。杨海明在其专著《张炎词研究》（28）第二章《张炎的生平事迹》中说：“张炎是一个对于元人兼有国仇和家恨的人，宋亡后的词作（特别是此次北行途中及赴都后所作的词作）中又充满着不与新朝合作之意。因此，基本可以断言，他的赴都写经决非为了求官而去，而是一种无法逃脱、无可奈何的举动。所以，他在次年春天之后，一有机会便匆匆南归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总纂，孙望、常国武主编的《宋代文学史》（下）（29）第二十二章（中）第二节中指出：“从他北行途中、在大都期间以及后来所写词篇中流露的情绪来看，似乎被迫成行的可能性较大。……他之所以亟亟南归，恐怕是由于客观上‘不遇’，主观上也盼望归隐等复杂因素所促成。

3。张炎词思想内容的研究
     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三部影响较大的文学史著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30）、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31）都对张炎词作了详略不同的论述。社科院《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九章第一节《姜夔、吴文英及其他词人》中承认张炎词作“多凄凉萧瑟之音”，部分作品表达出“亡国后飘零和恐惧的心理状况”，但又指出张炎“《山中白云词》二百几十首中更多的是闲适之音，和‘玉老田荒’的迟暮之感。因国亡后到处飘泊，遗老的悲哽和及时行乐、力自排遣的情趣，常常有所表现，看起来好像矛盾，其实照他那落魄王孙的阶级感情，有这样的表现也是很自然的。”刘大杰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中）第十九章《辛弃疾与南宋词人》中肯定张炎部分词作对国破家亡的悲痛情感的抒写，同时对张炎的咏物词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咏物词到了张炎达到了极高的境地，他细心地体会，深微地刻划，物的精神面貌，都能委婉曲折地表现出来，不足是思想价值不高。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第三册第八章第一节《姜夔及其他词人》认为“《山中白云》词主要是表现一个末路王孙、落魄文人的生活感受，内容与王（沂孙）、周（密）二家相近”。这些对张炎作品题材内容的评价，烙有比较明显的阶级决定论的时代印痕。
     大多数研究者在探讨张炎词的思想蕴含时，往往与张炎生平的不同时期联系起来加以论述。对于张炎生平阶段的划分，有持前后两期说，有划为三期的，也有划为四期的。吴则虞写于1958年7月的《山中白云词·序言》把张炎的一生划分为三个时期：29岁时临安攻破以前是一个时期，自此到44岁由北南返又是一个时期，南返以后到死，是最后一个时期。认为他现存作品主要是属于后两个时期的。其词的主要内容，是抒写亡国之痛的哀怨。杨海明的《张炎词研究》也把张炎的生平划分为三个阶段，创作分为三个时期。在该书第五章指出，张炎前期（1276年临安城破以前）的词“相当明显地反映了他作为贵族文人的生活情趣与艺术趣味，反映了他艺术造诣甚高而思想内涵实薄的创作风貌。”中期词（1276—1291年）由国破家亡而发生了“扭变”。这一创作时期，可称张炎词中现实感较强的时期，也是其艺术上比较成熟之期。后期词（1291年后）多表现“隐逸”题材和“出世”思想，这归因于处在后期生活中的张炎，由于复国无望便增添了内心的空虚感；而飘泊无着的生涯，又助长了他心理的阴暗，他欲以求得自我解脱、甚至是自我麻醉的“隐逸”、“超旷”思想大为抬头。”综观张炎的三期创作活动，它经历了一个由‘雅词’而不得不发生某种程度之‘蜕变’的过程：宋亡以前，他以‘风雅’词人自居；入元以后，‘风雅’就变成了‘变风’、‘变雅’’。……宋亡之前，由于还处在一种表面的、畸形的繁华状态，所以张炎的词中还充满着那种‘安乐’、‘富贵’的气氛；入元以后的十余年间，由于元人的暴政和个人身世的惨变，所以张炎词中就勃涌出悲和愤的真情；再到后来，由于元朝政治的逐渐巩固和稳定，以及张炎生活思想的趋于困顿、颓放，其词也越向悲哀麻木和故作旷放的方向发展了。总之，“黍离之悲”、“麦秀之恸”是张炎词的基本主题，软弱和消沉是其词思想内容方面的主要缺陷。

周笃文、谢桃坊、郭预衡等则把张炎的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周笃文在其《宋词》（32）第四章中把宋亡作为张词的分界，指出：“玉田的前半生是在贵族家庭里度过的，悠闲而又富有艺术趣味的生活，给他早期的作品染上了华美与欢愉的色彩。”“宋亡以后，他家道中落，贫难自荐，曾北游燕京谋官，失意南归，潦倒而终。后期的贫困生涯给他的作品打上了凄黯的印记。”谢桃坊《张炎词论略》以张炎至元二十七年南归为界线，将他的创作分为前后两个时期。认为他前期的词可考知的约30首，“以现实性强和具有艺术特色见著”；后期的词，“因离群索居、生活枯寂，致使内容逐渐贫乏，现实性也逐渐减弱，而在艺术上却更精纯了。”“《山中白云词》的主题思想是与词人的家世、个人遭遇、政治态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它的主题思想显而易见是词人的黍离之感、江南之恋和落魄江湖之愁。”

对现实的伤感、对故国的怀念成为张炎作品最重要的主题。这是张炎爱国思想的自然流露，但是他的爱国思想由于其贵族阶级的局限而缺乏更为广阔的社会意义，所以它与宋季忠义之士如文天祥、林景熙、谢枋得、谢翱、郑思肖等的爱国主义思想比较起来是黯淡得多的。……他的眼光仅仅看着自己的不幸，没有更多地关注满目疮痍的乾坤和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汉族人民。”他的描写江南景物的词，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对江南的热爱，具有强烈的美感。南归后抒写自己不幸、落魄的作品，跟南宋的灭亡和汉民族的灾难有一定联系，激荡着时代的回声，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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