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 子
25.3.30
李俊华
2006年第2期《随笔》杂志刊登了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文章《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近二十年来，此文一直念兹在兹萦绕在心头，不忍割舍。今年春节才抽空将其压缩、删减了三分之一，题目也改为《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分享给大家。
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公元1633年即明崇祯六年，10月22日。
深秋的早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指挥的大明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不可想象。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敌人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下沉。又一艘荷舰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荷兰舰队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海上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一切都变了。
遗憾的是，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了11年。距离祖上1433年郑和远航结束，已整整200年。在帝国朝代更迭兴衰史上，这场海战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这却是不可忘记的大事。
1433年是明宣德八年。这年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在印度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西洋全部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郑和远航停止后两个世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
从郑和到郑芝龙，200年间，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竞逐富强的第一轮机会。西方舰队贩运货物、劫掠商船，重炮轻帆、横行海上，不论是中国民间海商还是皇家水师，都无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
1633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蒲陀曼率领8艘军舰偷袭厦门港，发疯般烧毁了当时停泊在港内的30艘中国船。郑芝龙号令闽粤水师150艘兵船追剿荷舰。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爆发，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皇家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海战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航海贸易霸权。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绝大多数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
从1433年郑和船队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是中国航海贸易暗淡的200年。应该看到，郑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郑和下西洋如何开始，而是这样辉煌的远航何以永远结束。它在政治上挥霍理想，在经济上挥霍财富，不但没有持续发扬中国千年航海贸易传统，反而断送了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朱棣一边派遣官方船队下洋，一边颁令将原有民间海船全部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并野蛮焚毁违禁的双桅海船。12-14世纪间中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优秀的水手与最有势力的海商。禁海开始，郑和下西洋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扩张，建立朝贡体系，另一方面是厉行海禁，打击中国潜通外洋的海商与私下住蕃的移民。
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政策残酷，不仅破坏了民间海外贸易，也遏制了民间海外移民拓殖。西方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世界扩张，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相互矛盾，前者遏制与消灭后者。海禁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海禁对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事业的破坏是致命的。1433年的世界仍是东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西方化了。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
海禁使冲突不断加剧，越禁而盗愈兴、盗兴而寇入。无奈，1567年即明隆庆元年，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此时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福建巡抚熊文灿派人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郑芝龙逐一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正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
如果说郑和远航是以内陆皇权强制利用民间航海贸易力量，不仅扼杀了民间海上扩张的生机，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终止，朝贡贸易难以为继，最终使中国势力淡出海洋。郑芝龙则以民间武装海商集团的力量统合内陆政治军事权威，将中国传统上分裂内损的两种力量统一起来，一致挑战外洋的西方扩张。于中国历史，他在经济上发展了海外贸易与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于世界历史，他创造了一次改写西方扩张历史与中西关系史的机会。此时中国还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国海的扩张，重建中国海上权威，使内陆帝国面向海洋发展贸易、移民拓疆。
纪念郑芝龙，既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复的成功，又是纪念他不可挽回的失败，反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在民间不在朝廷。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当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对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与机会。
1640年，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更进一步地将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用于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他用商船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华夏文明基础，20年后郑成功驱荷入台，又过20年后施琅收复台湾，不过是文明同化的过程中的进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郑氏和平”中，中国已经开始5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海外贸易与移殖，出现了历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
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与郑和船队的海上霸权一样，都不是历史发展大势，而是特殊时势机缘下昙花一现的现象，无法持续、不可挽回、难以重现。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的联合，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种暂时的机缘。满清入关，明室南渡，郑芝龙清醒地认识到，疲弱无能的残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澜。站在内陆皇权中心主义立场上，他在选择对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立场上，他在选择郑氏海商集团的存亡。局势又回到从前，中国海商势力将在中国内陆追剿与西方扩张的夹击中消亡。郑芝龙选择了招降。1646年，清兵进逼安平，郑芝龙派人给博洛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礼仪欢迎他投诚，然后又突然夜间拔营，将其挟持北上。郑芝龙明白，一直让他忐忑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他密书儿子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在北京的朝廷里，郑芝龙“终日战兢危惧”，康熙皇帝登基那年（1662年），郑芝龙全家11人被杀。
历史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招降不能维持郑氏集团的海上扩张，抵抗事实上也无法挽救。西方人依旧借朝廷之势消灭海上竞争者，中国内陆政权依旧借夷人之力剿灭民间“贼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朝结盟，1655年，清朝则再行海禁。
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郑成功反清复明，17年转战，进退无据，恢复无期，最后的日子里，郑成功强撑病体，登高台，持千里镜，望大陆方向，搜寻海上帆影。残酷的战争已使昔日帆影如云的大海变成荒漠。
历史的真实在于不可选择的必然。郑氏父子或郑氏四世的或降或叛两种选择，都无法避免中国武装海商集团最终的灭亡，都无法拯救中国海上力量，挑战外洋西方的扩张。这是中国现代的悲剧所在。它所揭示的残酷的、令人痛心的历史必然意义在于，中国帝制政权在制度与理念的本质上，是与民间海上扩张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权衰落的时候，东南海商势力兴盛，皇权再度强盛时，中国民间海上扩张即被遏制扼杀。再次为西方扩张让出了整个中国海。郑氏海上王国反清复明，是中国海外扩张事业的悲剧。当然还有另一种假设，并不更荒唐：如果郑氏放弃反清复明的大业，放弃与大陆朝廷的对立，选择和平合作，集结起中国海商与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扩张……
历史上错过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继而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不搞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铁甲舰又被东洋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2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集团的基础上发展海军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鸦片战争。如果中国历史上整合朝廷与民间的力量向外洋扩张，拥有竞逐富强的优势，也许就没有了海峡两岸困境。可悲的是，历史不能重新开始；更可悲的是，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将会使所有的教训与灾难重演一遍。
----完----
2025.1.31晚
25.3.30
李俊华
2006年第2期《随笔》杂志刊登了厦门大学周宁教授的文章《从郑和到郑芝龙：祭奠中国民间海上英雄》。近二十年来，此文一直念兹在兹萦绕在心头，不忍割舍。今年春节才抽空将其压缩、删减了三分之一，题目也改为《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分享给大家。
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
25. 1
厦门大学 周 宁
李俊华 编选
公元1633年即明崇祯六年，10月22日。
深秋的早晨，金门料罗湾，郑芝龙指挥的大明水师，突然包围了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舰队。郑芝龙的战船、火船乘东北风向九艘荷舰冲击，炮火硝烟将宁静的港湾烧成沸腾的地狱，恐怖不可想象。其中有一条船的战士不顾一切把自己的船点火焚烧向荷舰撞击。他们的行为正如狂悍而决死之人那样，完全不理会敌人的枪炮和火焰。荷舰尾部起火，火药库爆炸、下沉。又一艘荷舰被四艘兵船迫近，虽然在接舷战中两度打退了敌人，但终被俘获。其余荷舰狼狈逃入大海，借大炮和东北风之助，逃到台湾。荷兰舰队在战斗和台风中丧失了四艘大兵船，还有其他三艘兵舰不知去向。对于那些一个多世纪以来横行海上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来说，有恃无恐的日子突然结束了，一切都变了。
遗憾的是，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距离明朝灭亡，只剩下了11年。距离祖上1433年郑和远航结束，已整整200年。在帝国朝代更迭兴衰史上，这场海战也许不算什么。但如果换一个角度，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中西交流与冲突历史上，这却是不可忘记的大事。
1433年是明宣德八年。这年郑和在下西洋途中、在印度古里病逝。皇帝下诏，下西洋全部停止。大明帝国皇家船队消失之后，西方冒险家的舰队乘虚而入，15世纪西方向东方海域扩张，不是因为西方强大，而是因为东方海域的权力真空。郑和远航停止后两个世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东方各大港口，西方炮台、教堂取代了郑和时代的“官厂”，各主要航线上，已经不见了当年宣谕天下、示中国富强的宝船，取而代之的是西方重炮满帆的商用军舰。
从郑和到郑芝龙，200年间，中国已经失去了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竞逐富强的第一轮机会。西方舰队贩运货物、劫掠商船，重炮轻帆、横行海上，不论是中国民间海商还是皇家水师，都无法抵御西方的海上力量。
1633年夏天，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台湾长官蒲陀曼率领8艘军舰偷袭厦门港，发疯般烧毁了当时停泊在港内的30艘中国船。郑芝龙号令闽粤水师150艘兵船追剿荷舰。
1633年的料罗湾海战爆发，郑芝龙指挥的民间海商-海盗集团与皇家水师组成的中国舰队，第一次与西方扩张者的舰队大规模地遭遇海上。用今天的话说，这是一场争夺制海权的战役。海战大捷，彻底摧毁了荷兰人在南中国海建立的航海贸易霸权。荷兰人屈服了，他们放弃了垄断中国海上贸易网的企图，转而承认郑芝龙的海上霸权秩序。1640年，荷属东印度公司与郑芝龙达成航海与贸易的若干协定，并开始向郑芝龙朝贡。穿航在南中国海与东南亚各港口的商船，绝大多数都是悬挂郑氏令旗的中国帆船。荷兰人得到了从台湾进入中国的完全自由，并成为郑芝龙的朋友。
从1433年郑和船队停止下洋，到1633年料罗湾海战大捷，是中国航海贸易暗淡的200年。应该看到，郑和的远航是在残暴的海禁背景下进行的，省略这个就无法理解郑和远航发生的历史困境。更值得我们思考的，不是郑和下西洋如何开始，而是这样辉煌的远航何以永远结束。它在政治上挥霍理想，在经济上挥霍财富，不但没有持续发扬中国千年航海贸易传统，反而断送了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先后四次诏令“片板不许下海”。朱棣一边派遣官方船队下洋，一边颁令将原有民间海船全部改造成无法远洋航行的平头船，并野蛮焚毁违禁的双桅海船。12-14世纪间中国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最大的港口城市（泉州）、最优秀的水手与最有势力的海商。禁海开始，郑和下西洋具有双重使命，一方面是政治扩张，建立朝贡体系，另一方面是厉行海禁，打击中国潜通外洋的海商与私下住蕃的移民。
明朝禁海200年（1370到1567年），恰好是西方地理大发现的时代。海禁政策残酷，不仅破坏了民间海外贸易，也遏制了民间海外移民拓殖。西方将国家力量与民间力量统一起来向世界扩张，中国的这两种力量却相互矛盾，前者遏制与消灭后者。海禁扼杀了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的生机，这是中国的灾难，海禁对中国民间航海贸易与拓疆事业的破坏是致命的。1433年的世界仍是东方化的世界，而1633年，世界已经不可避免地开始西方化了。
纪念郑芝龙，是因为我们曾经用过多的热情与想象、过少的理性与反思纪念郑和。是因为我们需要更进一步的反思，在纪念郑和代表的皇家远航的背景下，回忆历史上中国民间航海贸易拓殖力量的遭遇。中国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竞逐富强的力量与机会，究竟蕴藏在何处又失落在何处？
海禁出海盗。朝廷禁海，沿海百姓讨海为生，犯禁放洋，海商也就成为海盗。如果法律是残暴不合理的，犯法者就可能是合理的。
海禁使冲突不断加剧，越禁而盗愈兴、盗兴而寇入。无奈，1567年即明隆庆元年，朝廷终于开放海禁，“准贩东西洋”，指定“发舶地”为月港（福建海澄），每年约150艘中国帆船从这里领“引票”放洋。
禁海严，开海难。一是重出外洋的海商必须面对武装组织的西方扩张势力，二是必须忍受朝廷的多方限制与防范。过去中国人面对的世界大洋是一个无组织性的自由世界，中国海上势力在技术与规模上，都享有绝对的优势。如今中国已在西方扩张浪潮的边缘，他们面临的西方扩张主义者，既是从事贸易航运的企业，又是从事征服与殖民的军队与政府。面前是强大的西方扩张势力，身后是严酷的内陆朝廷。开放海禁只是朝廷迫不得已的政策，开海是有限度的，必须加以限制、防范：一是限定发舶地；二是限定每年发舶数量；三是限定过番时间；四是限定海船式样与军器装备。
重出海洋的中国海商，一开始就陷入一种二难困境中：没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就无法挑战海外西方扩张势力；面对中国保守的内陆，是作为海商还是海盗。开海已使海盗归位为海商。限制性开海又使海商重出海盗。海禁复开半个世纪，个体海商在艰难残酷的环境下整合为武装海盗集团。中国海商海盗组织自己的船队，在甲板上装上从葡萄牙人卖来或荷兰船上抢来的大炮，出没在西方人的航线与港口。到1615年左右，大海商-海盗头目李旦，已经以平户为基地，基本上垄断了福建、台湾、日本、菲律宾间的海上贸易。此时的中国海商海盗集团已经成为一个具有政治组织、军事武装的重商主义势力。
纪念郑芝龙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是纪念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郑芝龙以海商-海盗的身份整合了中国民间力量，“雄踞海上”，又以受招抚的“海防游击”的身份，整合了中国内陆皇权军事力量与民间海商海盗势力，结束了内部陆地与海洋、官方与民间势力的冲突，重出外洋。
郑和是没有后人的，与其祭奠郑和，不如祭奠郑芝龙。郑芝龙的历史意义不在于他成为最大的海商海盗集团的头目，而在于他设法取得朝廷的招抚，使海商海盗集团合法化，统合内陆政权与海上民间势力遏制西方扩张，重建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西方扩张势力进入中国海域后，海上冲突就有三种力量，西方扩张主义者、代表中国内陆朝廷的水师与中国民间海商海盗。这三种力量相互攻击也时而联合。郑芝龙继李旦、颜思齐后统领海上众寨，首先整饬内部，加强海商海盗集团的军事战斗力。1625至1628年间，郑芝龙有计划地侵扰闽粤海岸官军，抢劫富户助饷，招募饥民当兵。当朝廷知道郑芝龙已聚集起上千条舰船、数万名勇士，强大到不可剿灭、只可招抚时，郑芝龙的机会来了。
郑芝龙的机会来了。1627年，福建总兵俞咨皋，联合荷兰舰队在福建铜山围剿郑芝龙，几乎全军覆没。福建巡抚熊文灿派人下海招抚，郑芝龙欣然接受，要求“通行各处，庶使将士便于采买粮食”后，便入泉州接受招抚。熊文灿委任郑芝龙“海防游击”，条件是“所有福建以及浙、粤海上诸盗，一力担当平靖”。郑芝龙逐一消灭了其他海盗集团，创造了有明一朝从末出现过的海靖奇迹。对明朝政府，这是平靖海疆，对郑氏海商集团，重要的意义是“雄踞海上”。如今，南中国海已基本实现了“郑氏和平”， “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舶税三千金，岁入千万计”。竞争对手只剩下荷兰东印度公司。
中国重出大洋、海外扩张的机会来了。帝国衰落，民间力量兴起。郑芝龙在郑和之后，创造了中国的另一种海上传奇。1633年前后的郑氏海商集团，已完全不同于1433年郑和率领的船队。郑氏海商集团以海外贸易移殖力量统合政治组织、军事武装，是纯粹市场动员下的海外扩张，其海上贸易与海上武装的形式，与西方扩张者完全相同。他们已经学到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贸易与私掠的技术，并可能通过贸易与截获的形式获得欧洲海上最先进的装备，帆船与大炮。尽管海战的装备与战术仍略逊于荷兰人，但郑氏集团更近于祖国的陆地补给，在整个东南亚的商港都有华族移民作为他们的民族同盟，具有西方扩张主义者没有的优势。
与其纪念郑和，不如纪念郑芝龙。在世界格局与西方扩张的历史过程中理解郑芝龙的成败功过，将看到完全不同的另一种意义。郑芝龙或者是与朝廷对立的海盗元凶，或者是被朝廷招抚的海防将领，或者在南明朝廷拥兵自重，或者投降满清朝廷被软禁，一生功过，从盗贼到降臣，以皇权政治为尺度，一目了然。但是，如果换一种视野，将郑芝龙的活动放到世界历史中，放到西方扩张与世界的西方一体化进程中，放到中国近代的衰落与东西方冲突的历史选择的焦点上，郑芝龙也许从本土皇权中心主义视野中的盗贼降臣变成世界历史中创造时势的英雄。
从中原朝廷看，郑芝龙是逞凶斗狠、杀人掠货的大海盗，从世界格局看，郑芝龙是中华民族竞逐富强的真正英雄。17世纪远东水域，是国际竞逐、东西方冲突的焦点。郑芝龙创造性地整合了一直处于对立内耗状态中的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使中国海上纯经济性的贸易移殖活动获得了政治组织与军事武装，以统合强大的中国力量与西方海上扩张势力抗衡，并重新赢得远东水域的中国霸权。
如果说郑和远航是以内陆皇权强制利用民间航海贸易力量，不仅扼杀了民间海上扩张的生机，而且消耗性的官方航海也不得不终止，朝贡贸易难以为继，最终使中国势力淡出海洋。郑芝龙则以民间武装海商集团的力量统合内陆政治军事权威，将中国传统上分裂内损的两种力量统一起来，一致挑战外洋的西方扩张。于中国历史，他在经济上发展了海外贸易与移殖，在政治上平靖了海疆；于世界历史，他创造了一次改写西方扩张历史与中西关系史的机会。此时中国还有可能遏制西方在中国海的扩张，重建中国海上权威，使内陆帝国面向海洋发展贸易、移民拓疆。
纪念郑芝龙，既是纪念中国民间海上英雄的不可重复的成功，又是纪念他不可挽回的失败，反思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段海上盛世失落的原因及其深远影响。国家与民族的生机与创造力，在民间不在朝廷。郑和下洋停止后中国失去的海上优势，曾被郑芝龙开创的“海上武装贸易王国”挽回。此时中国还有机会参与西方扩张大潮中世界海洋的竞逐。当这种势力被葬送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内战中，中国就彻底丧失了对抗西方扩张的力量与机会。
1640年，朝廷又任命郑芝龙为福建总兵，郑氏集团更进一步地将中国的政治军事力量用于发展海外贸易与拓殖。他用商船运几万饥民到台湾垦荒，从此确立了台湾的华夏文明基础，20年后郑成功驱荷入台，又过20年后施琅收复台湾，不过是文明同化的过程中的进一步的政治同化。在“郑氏和平”中，中国已经开始5个世纪之久的东南海外贸易与移殖，出现了历史上最光明的一刻。海氛平靖，商舶出入都悬挂着郑氏的令旗，荷兰人也开始向他纳税。
从中国历史的大视野中看，郑氏集团的海上霸权与郑和船队的海上霸权一样，都不是历史发展大势，而是特殊时势机缘下昙花一现的现象，无法持续、不可挽回、难以重现。中国内陆政权与民间海商的联合，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历史必然，而是某种暂时的机缘。满清入关，明室南渡，郑芝龙清醒地认识到，疲弱无能的残明皇室，已不可能挽天下狂澜。站在内陆皇权中心主义立场上，他在选择对朱明皇朝的忠奸；站在海外贸易与移民扩张立场上，他在选择郑氏海商集团的存亡。局势又回到从前，中国海商势力将在中国内陆追剿与西方扩张的夹击中消亡。郑芝龙选择了招降。1646年，清兵进逼安平，郑芝龙派人给博洛贝勒送去降表，前往福州受招。博洛先以最盛大的礼仪欢迎他投诚，然后又突然夜间拔营，将其挟持北上。郑芝龙明白，一直让他忐忑不安的事终于发生，他密书儿子郑成功：“众不可散，城不可攻，南有许龙，北有名振，汝必图之。”在北京的朝廷里，郑芝龙“终日战兢危惧”，康熙皇帝登基那年（1662年），郑芝龙全家11人被杀。
历史真正的悲剧不在于有所选择而选择错误，而在于根本就无从选择。招降不能维持郑氏集团的海上扩张，抵抗事实上也无法挽救。西方人依旧借朝廷之势消灭海上竞争者，中国内陆政权依旧借夷人之力剿灭民间“贼寇”。荷兰东印度公司与清朝结盟，1655年，清朝则再行海禁。
禁海使桅杆林立的港湾空空荡荡，迁界使千里海岸无复人烟。郑成功反清复明，17年转战，进退无据，恢复无期，最后的日子里，郑成功强撑病体，登高台，持千里镜，望大陆方向，搜寻海上帆影。残酷的战争已使昔日帆影如云的大海变成荒漠。
历史的真实在于不可选择的必然。郑氏父子或郑氏四世的或降或叛两种选择，都无法避免中国武装海商集团最终的灭亡，都无法拯救中国海上力量，挑战外洋西方的扩张。这是中国现代的悲剧所在。它所揭示的残酷的、令人痛心的历史必然意义在于，中国帝制政权在制度与理念的本质上，是与民间海上扩张相矛盾的，天下中原政权衰落的时候，东南海商势力兴盛，皇权再度强盛时，中国民间海上扩张即被遏制扼杀。再次为西方扩张让出了整个中国海。郑氏海上王国反清复明，是中国海外扩张事业的悲剧。当然还有另一种假设，并不更荒唐：如果郑氏放弃反清复明的大业，放弃与大陆朝廷的对立，选择和平合作，集结起中国海商与移民的力量，向海洋扩张……
历史上错过的机会就永远错过了。坚船利炮才能称霸海上继而称霸世界，这番道理，中国皇帝要到200年后，从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可悲教训中才能懂得。如果500年前不搞禁海限船，中国仍能打造世界上最大的海舶称雄远东水域，也不至于500年后花巨额银两买西洋铁甲舰又被东洋击沉，把台湾再次割让掉。如果200年前中国不在皇权中心主义的冲突中消灭自己的海上力量，或者郑、清合作，或者大清水师收复台湾后在郑氏集团的基础上发展海军力量，开拓海外贸易与殖民，中国就不可能以陆地炮台面对英国海军舰艇的攻击，输掉鸦片战争。如果中国历史上整合朝廷与民间的力量向外洋扩张，拥有竞逐富强的优势，也许就没有了海峡两岸困境。可悲的是，历史不能重新开始；更可悲的是，如果历史重新开始，将会使所有的教训与灾难重演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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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1.31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