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是丕除了文学别的不行这种观点,那确实大大低估丕。
历代评魏文帝比较客观且说的不是废话的我觉得是陈亮和马植杰。
陈亮:“世以文帝论汉孝文为过贾谊,非其失君人之度。余读其论,至于欲便当时累息之民得阔步高谈,无危惧之心,未尝不为之三复也。于是时,吴蜀争帝,中国庶几乎息肩矣,是以在位七年而谥曰文也” (《龙川文集》)
不过他确实不是一个能一统天下的雄主。至于常见的九品官人法是妥协士族,导致“退人才”,小心眼处si官员,刻薄寡恩,苛待宗室等,有诸多误区和待商榷之处。其中恐怕只有苛待宗室算是板上钉钉的过错,而究其缘由也不难理解,立嗣期间遭到拥护曹植势力的反对和阻力(这群人直到曹叡时期还有异动),又有曹彰问绶玺一事(此事我存疑,但传注里和曹彰关系紧张不是孤证),对近枝宗室打压转而扶持远枝宗室也不算毫无制衡设计,并非某些人常非议的没有平衡。然则宗室要起作用毕竟要靠生育和后代才智,把宗室实际上划成了远近两枝,那么比起新兴的士族阶层(总体的士族势力必然要与皇/帝争权,具体到某个士族被打倒或失败并不影响这个趋势)终究容易势单,这个问题本可以通过长期统治下调整政策来解决(讲到底历代总的思路就是要扶持出团结在皇/权周围的一个有合力的政/治/集/团,可以有内部派系但合力必须超过派系斗争),而不幸的是曹魏两代明主都早逝,还遇上曹爽这个把大好局面玩烂的废材。
九品退人才有许多专著和论文论证了,研究选官制度没法实事求是分期讨论的,也不必多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莫忘了还没有大规模铺开纸张的应用和印刷术)九品官人法比汉察举先进,选官权力收归中央。文帝时期更是有取士不限年诏为辅,要求人才质量、压制地方乡议“一言堂”更多一些,并没有背叛其父“唯才是举”的路线。
小心眼kill大臣则未免把君主kill大臣看得太简单了,鲍勋案存在许多疑点,从廷尉正刑五岁的初判到交罚金提议,再到后面群臣求情,丕要将高柔调开又调回,中间要求处理整个审理链条上的人……不是一个因小心眼激情kill人的行为,而更像是一个政/治事件。但魏晋史料不足,这些都出自传记,且描述极为简要,只能整理出大概事件而没有时人笔记,文献作为佐证,实为遗憾。
至于诛杨俊,除却破朔迷离的曹植党一说,我看与重杨俊涉及魏讽叛乱一事也许更有关联:
太祖征汉中, 魏讽等谋反, 中尉杨俊左迁。 【◎ 《杨俊传》 : 魏讽反于邺,俊自劾诣行在所,左迁平原太守。 】太祖叹曰: “讽所以敢生乱心,以吾爪牙之 臣无遏奸防谋者故也。安得如诸葛丰者,使代俊乎! ” 【诸葛丰,事见《诸葛诞传》 。 】桓階曰: “徐奕其人也。 ”太祖乃以奕为中尉……
这场叛乱史书描述也简略,丕对涉事人员的处罚很重,连好友王粲的二子都被株连,也不是简单的“小心眼”。在梳理评价历史事件时,切忌先入为主和庸俗化,此两例极容易因此误判。
曹子桓在位期间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完成国/家正常化,复通西域,又休养生息,行九品官人法收选官权归中央,但征孙权无果,于顶层权力设计上有不足。总体而言,我认为就如马植杰所说,是个中等偏上的君主。
(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