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因茨·威廉·古德里安（Heinz Wilhelm Guderian）无疑是德国入侵苏联的最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这位陆军大将不仅指挥着强大的第2装甲集群，而且性格火爆的他参与了中央集团军群在夏季战事的许多关键的战役决策。虽然关于古德里安的资料汗牛充栋，但他写给妻子玛格丽特（Margarete）的私人信件却鲜为人知。

当然，这并不是说从未有人利用过这些信件资料。20世纪70年代，传记作家肯尼斯·麦西（Kenneth Macksey）和卡尔·J·瓦尔德（Karl J. Walde）经古德里安的长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同意，得到了这些资料的使用权。

然而，由于当时普遍缺乏批判主义精神，学术界对古德里安的吹捧之风盛行，这两位作者当时与古德里安家族关系密切，使得他们在其作品中刻意选择性使用这些信件，又助长了这种不良之风。古德里安现存信件并不完整，由于某些原因，可能还有很多的信件从未在战后公之于众。这部分下落不明的信件玛格丽特是收到的，德国的战时邮政系统并没有弄丢它们，玛格丽特和古德里安也从来没有抱怨过信件丢失的问题。至于这些信件为何会不见踪影，我们只能推测这部分信件中可能涉及到德国的战争罪行和反犹政策，而信中的内容可能恰恰就代表了古德里安的战时立场，因为联邦档案馆所保存的这批写于1941年的32封信件是没有提到任何上述相关内容的；此外考虑到德军在1941年所犯罪行的性质和规模，这批信件完全没有任何相关评注，也不符合常理。但不管原因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这些信件是古德里安希望我们看到的，符合古德里安乐于塑造的战后形象。古德里安的一生经历了第二帝国时期、魏玛共和国时期、nc时期和联邦共和国时期，他证明了自己的一项才能——在每个政权下，他都能游刃有余并成功地推销自己。

最好的例证便是古德里安在战后被大众认为是政治清白将军。在战争的最后一年，纳粹罪行几乎已昭然若揭，军官的人事任免也以对帝国的忠诚度为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古德里安能被希特勒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代理，1944年7月~1945年3月）。在此期间，他作为“国防军荣誉法庭”四人委员会成员，参与审判涉嫌参与720事件的叛变军官，这种形式化的程序实际上是为盖世太保扫清障碍——被指控的军官随后被狂热的“人民法庭”草率定罪，而没有被移交给本应具有管辖权的帝国军事法庭。这种机制的残酷性在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同僚埃里希·霍普纳身上显露无疑：这位将军遭受了盖世太保的酷刑，在作秀审判中受辱，最终在柏林普勒岑湖（Plötzensee）监狱被绞死。然而对古德里安而言，以同僚的鲜血为代价换取希特勒高级军事顾问的职位，似乎不过是必要的政治筹码。[1][1]：古德里安与其它法庭成员并未受到政治压力而必须做出唯一判决，汉斯·斯派达尔中将虽被纳粹政权认定有罪，但法庭仍然宣判其未参与密谋，因此他未被处决，盖世太保却将其羁押，直至盟军解放。

此外，由于获得了更多与希特勒接触的机会，古德里安沉溺于纳粹核心圈层的生活，包括参加希姆莱在1944年圣诞节举办的豪华晚宴。然而正是因为古德里安与纳粹政权的这种亲密关系几乎持续到战争结束，才使得他战后的“政治清白”形象重塑显得尤为惊人：他不仅赢得了英美舆论的赞赏，更在多数场合中受到了尊重。古德里安一生都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战后声誉，他很可能意识到他的战时信件既是塑造人设的素材，也可能成为揭穿谎言的证据，故对其信件进行了选择性留存，笔者认为这种假设的可能性最大，毕竟古德里安在政治上 一向精明。但也有一种可能，即在传记作家开始关注这批信件时，其子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对这批信件进行了部分清除。无论事实情况如何，可以肯定的是现存的信件集并不完整，但若结合其他史料进行批判性分析，仍然具有宝贵的历史价值。海因茨·京特·古德里安（Heinz Günther Guderian）于2004年逝世，但在此三年前，他已经将他父亲的战时信件捐赠给位于弗莱堡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军事档案馆，档案编号为BA-MA N 802/46。除了笔者近期的研究外，唯一引用过这些信件的著作是德国历史学家约翰内斯·许尔特（Johannes Hürter）的《Hitlers Heerführer: Die deutschen Oberbefehlshaber im Krieg gegen die Sowjetunion 1941/42》（希特勒的陆军统帅们：1941/42年对苏战争中的德国高级指挥官），遗憾的是，这本杰作尚未有英文版。这本书聚焦于1941年~1942年间在东线作战的25位德军高级将领，受限于整体框架，故对古德里安及其信件的探讨较为简略。

学者们长期忽视这批信件的主要原因，很可能在于这批信件是由Kurrentschrift书写的，这种有时被“旧德语”的草书手写体如今在德国已不再教授。这种写法对拉丁字母的书写形式进行了独特改造，某些字母形态与我们所熟知的现代样式迥然不同，甚至可能被误认为来自某种完全陌生的文字体系。更棘手的是，Kurrentschrift只是统称，实际上德意志各邦国乃至同一邦国内部不同地区，都曾推行过这种独特的草书变体，而且差异很大。在破译古德里安笔迹的初始转录过程中，这种字体的多样性带来了特殊挑战。幸运的是，两位专业古文字学者丹尼尔·施耐德（Daniel Schneider）和大卫·赫曼博士（Dr. David Hemann）主导了这项工作；卡尔·J·迈尔博士（Dr. Karl .J. Mayer）提供了后期的细节校正支持；笔者的母校新南威尔士大学堪培拉分校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为转录工作提供了慷慨资助，笔者本人对信件内容进行了注释解析。

本文的编辑者为澳大利亚历史学家Davidsta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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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hel之前已出版过霍普纳的信件，未来还计划出版施密特和莱因哈特的信件，但受限于联邦档案馆的限制—这批信件虽然收藏于弗莱堡军事档案分馆，但是属于家属捐赠的Nachlass，档案馆方面先让作者签署免责声明，几个月后变卦，援引德国版权法，称只有在信件书写者逝世七十年后，作者才能出版这些信件。因此要看到另外两位装甲兵将领的完整信件内容，还需要漫长的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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