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溯源先秦山东历史 寻觅齐鲁文化根脉
「本文来源：联合日报」
□李思 王晓晨
海岱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史前时代，山东就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之一。
史前时期，山东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和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鲁中山区和胶东丘陵森林茂密，是采集和狩猎的理想之地；鲁西鲁北平原，河湖密布，土壤肥沃,利于耕种；鲁南的沂河、沭河、泗水、汶水沿岸属森林-草原气候，山坡河谷林茂草丰，到处都可作为天然牧地。凡此种种，为最早的人类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沂源县旧石器时代的山洞中发现有沂源猿人的骨骼化石，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这一发现证实海岱先民存在的历史已极为遥远。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鲁中泰沂山区应是海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后来文明最早发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经历细石器时代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山东地区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
东夷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族创造的史前文化，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创造了完整的史前文化系统。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原始社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分布范围包括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随着社会演进与经济发展，墓葬显示出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清晰的贫富差距反映了聚落内各个家族相对独立的经济状况。此外，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刻在陶器上的早期文字，被视作文明发生的重大标志之一。专家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可能已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发展出部落王国式的“古国”。这种“古国”应该还保持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氏族部落的特征，但与之前相比，生产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因素迅速成长，财富积累日益增多，社会分层的萌芽已经出现，原始的礼制也在发生变化。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山东地区向新型社会过渡的进程明显加快。
史前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年代大约距今4600至4000年。史书记载，太昊（伏羲氏）曾居鲁；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又有“黄帝生于寿丘”之说；颛顼以穷桑为始都之地；虞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据学界考证，上述地名多属山东之地。五帝时代，各个部族之间的多元流动与交汇是伴随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而实现的。相传，炎、黄阪泉之战后，黄帝族借助东夷势力的联盟向南方发展，一步步推进到江汉流域，建立起地域更为广阔的部落联盟。
原始城邦的出现既是部落战争的产物，也是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龙山时代是我国城址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显现了文明的曙光。山东章丘城子崖所发现的古城遗址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发展水平。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城邦国家已经形成社会分层系统，社会生产发生地方性的分化。与部落相较，城邦已成为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活动的中心。同时，精致的黑陶礼器与常见的祭祀遗迹、小型铜件或炼铜遗迹以及丁公陶文的发现，都表明龙山文化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夷文化共同体，到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趋向整合与强化，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
夏商时期的山东地区文化
夏王朝由史前中原地区部落联盟蜕变而来，融合了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商族和商王朝而言，我们将商王朝建立之前的时期称为先商时期，将商汤灭夏至商纣灭亡的时期称为商王朝时期。作为夏王朝的一个部族，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东夷族的旁支，商出于夷也是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帝喾是殷王世系中最早的商先祖，同时又是东夷始祖少昊之孙，以帝喾为纽带，夷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商人始祖为契，相传契无父而生，说明此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自契以后，传承世系井然，实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此后，《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在相土时期，商人开拓了大片领土，商族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阶段，即军事民主制时期。经过几代商王的扩张和征伐，商族获得了大批财富和奴隶，羽翼丰满，“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推翻夏王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王朝的建立打开了华夏融合的新格局。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垄断商王朝的军权和祭祀等一切大权，商朝社会也已经分裂为贵族奴隶主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压榨的被统治阶级。商王朝统治初期，其中心区域西起黄河，东至潍水，北抵济水，南达淮河流域，大致仍是传统东夷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后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盘庚迁殷后，其王畿地区移至今河南境内。
周朝齐鲁文化的形成与繁荣
溯源先秦山东历史 寻觅齐鲁文化根脉
「本文来源：联合日报」
□李思 王晓晨
海岱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早在史前时代，山东就是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之一。
史前时期，山东一直是东夷人的居地和活动的中心区域。这一区域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鲁中山区和胶东丘陵森林茂密，是采集和狩猎的理想之地；鲁西鲁北平原，河湖密布，土壤肥沃,利于耕种；鲁南的沂河、沭河、泗水、汶水沿岸属森林-草原气候，山坡河谷林茂草丰，到处都可作为天然牧地。凡此种种，为最早的人类生存提供了适宜的环境。沂源县旧石器时代的山洞中发现有沂源猿人的骨骼化石，年代距今约有四五十万年，这一发现证实海岱先民存在的历史已极为遥远。从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存的分布来看，鲁中泰沂山区应是海岱文化的发源地，也是后来文明最早发育、高度发达的地区之一。经历细石器时代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山东地区进入了以磨制石器和陶器为主要标志的新石器时代。
东夷文化是新石器时代山东土著居民——东夷族创造的史前文化，历经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创造了完整的史前文化系统。
大汶口文化时期，海岱地区原始社会进入繁荣发展阶段，分布范围包括今山东全省、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两省淮河以北的广大区域。随着社会演进与经济发展，墓葬显示出严重的贫富分化，这种清晰的贫富差距反映了聚落内各个家族相对独立的经济状况。此外，大汶口文化时期出现刻在陶器上的早期文字，被视作文明发生的重大标志之一。专家推测，大汶口文化晚期的社会形态可能已由母系社会向父系社会过渡，发展出部落王国式的“古国”。这种“古国”应该还保持着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传统氏族部落的特征，但与之前相比，生产组织的规模不断扩大，技术因素迅速成长，财富积累日益增多，社会分层的萌芽已经出现，原始的礼制也在发生变化。自大汶口文化时期开始，山东地区向新型社会过渡的进程明显加快。
史前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大致相当于山东地区的龙山文化时期，年代大约距今4600至4000年。史书记载，太昊（伏羲氏）曾居鲁；炎帝“初都陈，又徙鲁”；黄帝“自穷桑登帝位”，又有“黄帝生于寿丘”之说；颛顼以穷桑为始都之地；虞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人也”。据学界考证，上述地名多属山东之地。五帝时代，各个部族之间的多元流动与交汇是伴随着一系列大大小小的部落战争而实现的。相传，炎、黄阪泉之战后，黄帝族借助东夷势力的联盟向南方发展，一步步推进到江汉流域，建立起地域更为广阔的部落联盟。
原始城邦的出现既是部落战争的产物，也是文明的重大标志之一。龙山时代是我国城址发展的第一个高峰期，显现了文明的曙光。山东章丘城子崖所发现的古城遗址距今已有4000年以上的历史，代表了当时中国最高的发展水平。有学者认为龙山时代的城邦国家已经形成社会分层系统，社会生产发生地方性的分化。与部落相较，城邦已成为经济、社会和宗教等活动的中心。同时，精致的黑陶礼器与常见的祭祀遗迹、小型铜件或炼铜遗迹以及丁公陶文的发现，都表明龙山文化孕育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在海岱地区，自大汶口文化中晚期以来逐步形成的东夷文化共同体，到龙山文化时期进一步趋向整合与强化，是早期华夏文明的主体构成部分。
夏商时期的山东地区文化
夏王朝由史前中原地区部落联盟蜕变而来，融合了各个区域的文化因素。
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商族和商王朝而言，我们将商王朝建立之前的时期称为先商时期，将商汤灭夏至商纣灭亡的时期称为商王朝时期。作为夏王朝的一个部族，很多学者认为它是东夷族的旁支，商出于夷也是传统史学的主流观点。从出土的甲骨卜辞来看，帝喾是殷王世系中最早的商先祖，同时又是东夷始祖少昊之孙，以帝喾为纽带，夷商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商人始祖为契，相传契无父而生，说明此时尚处于母系氏族社会。自契以后，传承世系井然，实现了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转变。此后，《诗经·商颂·长发》“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在相土时期，商人开拓了大片领土，商族社会已进入部落联盟组织的最高阶段，即军事民主制时期。经过几代商王的扩张和征伐，商族获得了大批财富和奴隶，羽翼丰满，“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推翻夏王朝，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
商王朝的建立打开了华夏融合的新格局。商王是商朝的最高统治者，是贵族奴隶主阶级的总代表，垄断商王朝的军权和祭祀等一切大权，商朝社会也已经分裂为贵族奴隶主阶级和广大受剥削压榨的被统治阶级。商王朝统治初期，其中心区域西起黄河，东至潍水，北抵济水，南达淮河流域，大致仍是传统东夷文化区的中心地带。后来统治区域不断扩大，盘庚迁殷后，其王畿地区移至今河南境内。
周朝齐鲁文化的形成与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