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夏天，西瓜的甜味和酒精的刺鼻气味混在一起，像一团挥之不去的雾，缠绕在我记忆深处。我不知道具体是哪一天，只记得那是2019年的暑假，我12岁，准初二。贵州的老家，独山的小巷，母亲带我回乡探亲。那是个燥热的夜晚，外公家的水泥地上摆着几张板凳，大人们围坐着吃西瓜、喝酒，笑声断断续续地飘上二楼。我在房间里打游戏，屏幕的光映着我的脸，直到朋友下线，我关了电脑，准备睡觉。
那天晚上，他们玩到深夜，决定去KTV续摊。母亲喊我下楼收拾东西，我搬着板凳和电风扇，汗水顺着额头滴下来。就在我忙完准备上楼时，那个男人出现了。他是母亲的老同学，个子不高，脸上总是挂着笑。我记得他抓住我的肩膀，拉我过去，嘴唇贴在我脖子侧后方，低声说：“你真懂事。”一股酒气扑鼻，我皱了皱眉，只当他是怪人，没多想。上楼后，我倒头就睡，房间的门没锁——那时的我，还没有锁门的习惯。
后来，他来了。门被推开时，我躺在床上，睡衣松松垮垮地裹着身体。房间很暗，只有楼下大门外的灯光透进来，勾勒出他的轮廓。他坐在床边，说着“睡了”之类的话，我迷迷糊糊地“嗯”了两声。接着，他俯下身，舌头带着酒精和西瓜的味道伸进我嘴里。我大脑一片空白，像被冻住了，只知道拼命咬紧牙关，不让他得逞。他不依不饶，手慢慢伸向我的下身，低声说着些下流的话。我记不清他有没有碰到我，只记得门突然开了——外公站在门口，说他们在等他。他愣了一下，匆匆下楼，像一阵风一样消失了。
他走后，我冲到水池边，用力漱口，想洗掉那股恶心的味道。可水流再急，也冲不走嘴里的怪味。那晚，我发现自己口腔里有溃疡，疼得钻心。惊慌中，我上网搜了一些词，结果跳出一句“口腔溃疡时口交会传染艾滋病”。我吓坏了，以为自己完了，颤抖着给母亲打电话。她没接，是她朋友接的，说她喝醉了，让我明天再说。我不记得后来是怎么睡着的，只知道醒来时，眼泪糊了一脸。
六年过去了，我从没跟任何人提起过这件事。那股味道却像烙印，刻在我脑子里。每次闻到西瓜味，我都会下意识地皱眉；每次有人靠得太近，我都会条件反射地退开。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矫情，而是创伤留下的影子。它让我变得麻木，像个空壳，活着，却感觉不到自己。

那件事之后，我变了，却没察觉。初二开学，我开始讨厌人群，讨厌别人碰我，哪怕是同学间的打闹，我也躲得远远的。可乡村的学校没那么多讲究，男生之间推推搡搡是常态，我慢慢习惯了肢体接触，却始终觉得身体不属于自己，像借来的东西，冷冰冰的。
成绩是最先垮的。初一那会儿，我还能考进年级前五十，母亲总夸我聪明。可初二下学期，成绩像断了线的风筝，一路下滑。我记不起那个男人的脸，他的脸在回忆里是黑乎乎一片，可那股味道却清晰得像昨天。我努力忘记，却发现越想忘，越忘不掉。后来才知道，这叫创伤性失忆——大脑在自我保护，可它也偷走了我的一部分。
初三时，我拼了命地学，想考进县第一中学。那是我给自己立的flag，觉得只要考上了，就能证明自己没被打垮。可现实是，我压线进了县第二中学，连老师都替我惋惜。母亲说：“没事，二中也不差。”可我知道，她眼里藏着失望。她离婚后对我期望很高，总想带我出去玩，弥补些什么。可那次暑假之后，我再也没跟她去过贵州。
高中三年，我像个机器。每天埋在书堆里，刷题、背书、熬夜，脑子里只有分数。朋友？我没空交，也不想交。有人靠近，我就冷着脸推开，连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高考前两周，脑袋突然出了问题，像有根刺扎着，疼得睡不着。后来医生说，这是情感障碍的躯体表现，可我没时间管这些，硬撑着考完了。
志愿填报时，我犹豫了无数次。小时候，我想学电影，拍一部自己的故事。高一还写过剧本，讲一个男孩如何从阴影里走出来。可高考后，我忘了那个梦。母亲给我买了台二手电脑，屏幕掉色，600块的咸鱼货。她花了上千块，觉得自己很聪明，可在这之前她明明用同样的价钱买了更好的电脑，我却只想砸了它，她很少过问我真心想要什么。最后，我没去成电影学院，进了个离家近的双非院校，学了个无关紧要的专业。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没哭，只是盯着那台破电脑发呆。三年努力，像一场空。
大一上了一学期，我休学了。学校没我想学的专业，转专业像笑话。我回到家，每天对着那台电脑和用了五年的破手机发呆。母亲问我怎么了，我吼回去：“你不懂！”她愣住了，眼圈红了，可我转头就走。那些天，我常想，那件事之后，我到底丢了什么？答案是，我丢了自己。活着像具空壳，追求的都是虚的，内心却空荡荡的，像得了空心病。

本以为是荔枝故事没想到是，睡前小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