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真、求善、念本的伦理自觉——读《笔尖上的芭蕾》
文|王淼
(发表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5年3月28日，链接如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 (cbbr.com.cn))
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传统。进入新世纪，文学伦理学更是主张将教诲作为文学的基本功能。事实上，无论是“载道”“明道”或是“教诲”其实质指向的都是文学内生的伦理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甘肃籍小说家巴陇锋的首部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新世纪前沿理论视野形成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巧合”，有着存真、求善、念本的伦理自觉。
巴陇锋的散文有着“存真”的伦理自觉。与其说这部散文集是巴陇锋“笔尖上的芭蕾”，倒不如说是他以现实为蓝本创作的“笔尖上的素描”。 他自觉抒写真实的西北风貌、直面自我心灵。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遗产”。巴陇锋不避“侍弄”“匪”“务艺”“燎疳”等方言，抒写饱含野性而又不失温暖的西北。他同时不忘观照历史进程中真实的西北。在他的笔下，西北不是奇观化的边地景观，不是现代化语境中的乡土遗迹，而是在祖国发展大潮中“两条高速一条高铁贯通的福地”，是获得新生的“新西北”。同时，他亦无意将西北指认为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相反，在他的笔下，西北既有春日“狗舌头舔脸般舒坦的风儿”，也夹杂着“无处不在的焦虑、艰辛甚至危险”。更可贵的是，巴陇锋敢于坦诚自我的“罪愆”，直面自我认知的局限。在《毁林琐记》中，他真切地忏悔：“毁林让我忐忑、后悔，是我梦魇的一部分，成为我的耻”，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无不让人动容。
“求善”的伦理自觉贯穿于《笔尖上的芭蕾》。巴陇锋将创作目光自觉聚焦“农人”，对出身乡土、靠天吃饭的农人始终心怀善意与尊重。也正因为此，他的散文、乃至创作有着深刻的底层关怀。在他的眼中，这群努力改变命运，适应自然的农人，是可爱甚至可敬的。在《背馍上学那四年》中，他以自己“背馍求学”的亲身经历为线索，抒写农家子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艰辛不易。在《陇东场活》中，他书写了在三十多度的麦田里“学鳖走路”却依旧乐观坚韧的农民。归根结底，他写农人的秘辛不在于诉说苦难，而在于展现农人于无望中寻找希望、甚至创造希望的本真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散文有可贵的“求善”伦理自觉。巴陇锋的散文亦充满了对生灵的善念。在他的眼中，草木并非人类的客体，而是与人共同成长的生灵。春天的柳木号既是孩童亲手制作的玩具，更是与孩童一道成长的自然之物。采蜜的蜜蜂不仅是养蜂人维持生计的“农作物”，更是与“我”“并肩作战，保卫家园”的伙伴。
“念本”是《笔尖上的芭蕾》中最为根本的伦理自觉。于巴陇锋而言，师长之恩是念本之“本”。在《父爱如山》中，“本”是藏在父亲兜里水果糖的香甜味儿；在《我的河南奶奶》中，“本”化为了“我”对奶奶“凄风苦雨、饥肠辘辘”身世的惦念；在《有师如玉》中，“本”是先生长存于世、如河如玉的君子之风；在《我的兰大时光》中，“本”亦指向母校“朴素、优良、正大”的品格与兰大师长于“我”毫无保留的关怀与肯定。这种“念本”的伦理自觉更内生于巴陇锋对家国之根的惦念。于他而言：“家是小小国，国是众人家。”家与国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于世间存在的根脉，抵抗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巴陇锋进城后之所以没有于城与乡的缝隙中迷失自我，正是因为他在何时都不曾忘却家国之根本。他不忘故园情深，抒表“桑树根是我永远的‘根’”之真情。他重修巴氏家谱，传承“勤劳勇敢、憨厚质朴、耕读传家、自强上进”的家风族训。他情真意切地怀念革命年代流传至今的“一抹红”。于他而言，经过数次改编、传唱的红歌已然成为“一出出悠远美丽的革命故事”，抒写着中华儿女盼望祖国强盛的真切愿望，镌刻着新中国成长的筚路蓝缕。
巴陇锋的首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有充分的存真、求善、念本的伦理自觉。其中不少文章，如《一路桂花香》《柳木号》《用小说为人民立传》等，都曾受到青少年读者以及一线语文教师的青睐，多次入选全国各地中高考试卷。这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这部散文集的教诲功能，为新世纪“新人”、特别是正处青春期的青少年，抵抗内卷与躺平的生存辩难提供了精神养分。在这个意义上，《笔尖上的芭蕾》不失为一部值得读者于碌碌人生中品读的佳作。
作者简介：
王淼 女，南开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华人文学。
文|王淼
(发表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2025年3月28日，链接如下中国出版传媒商报数字报 (cbbr.com.cn))
中国自古有“文以载道”“文以明道”的文学传统。进入新世纪，文学伦理学更是主张将教诲作为文学的基本功能。事实上，无论是“载道”“明道”或是“教诲”其实质指向的都是文学内生的伦理自觉。在这个意义上，甘肃籍小说家巴陇锋的首部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与中国古典文论传统、新世纪前沿理论视野形成了情理之中、意料之外的“巧合”，有着存真、求善、念本的伦理自觉。
巴陇锋的散文有着“存真”的伦理自觉。与其说这部散文集是巴陇锋“笔尖上的芭蕾”，倒不如说是他以现实为蓝本创作的“笔尖上的素描”。 他自觉抒写真实的西北风貌、直面自我心灵。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遗产”。巴陇锋不避“侍弄”“匪”“务艺”“燎疳”等方言，抒写饱含野性而又不失温暖的西北。他同时不忘观照历史进程中真实的西北。在他的笔下，西北不是奇观化的边地景观，不是现代化语境中的乡土遗迹，而是在祖国发展大潮中“两条高速一条高铁贯通的福地”，是获得新生的“新西北”。同时，他亦无意将西北指认为田园牧歌式的“乌托邦”。相反，在他的笔下，西北既有春日“狗舌头舔脸般舒坦的风儿”，也夹杂着“无处不在的焦虑、艰辛甚至危险”。更可贵的是，巴陇锋敢于坦诚自我的“罪愆”，直面自我认知的局限。在《毁林琐记》中，他真切地忏悔：“毁林让我忐忑、后悔，是我梦魇的一部分，成为我的耻”，字字句句，情真意切，无不让人动容。
“求善”的伦理自觉贯穿于《笔尖上的芭蕾》。巴陇锋将创作目光自觉聚焦“农人”，对出身乡土、靠天吃饭的农人始终心怀善意与尊重。也正因为此，他的散文、乃至创作有着深刻的底层关怀。在他的眼中，这群努力改变命运，适应自然的农人，是可爱甚至可敬的。在《背馍上学那四年》中，他以自己“背馍求学”的亲身经历为线索，抒写农家子弟走出大山、改变命运的艰辛不易。在《陇东场活》中，他书写了在三十多度的麦田里“学鳖走路”却依旧乐观坚韧的农民。归根结底，他写农人的秘辛不在于诉说苦难，而在于展现农人于无望中寻找希望、甚至创造希望的本真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散文有可贵的“求善”伦理自觉。巴陇锋的散文亦充满了对生灵的善念。在他的眼中，草木并非人类的客体，而是与人共同成长的生灵。春天的柳木号既是孩童亲手制作的玩具，更是与孩童一道成长的自然之物。采蜜的蜜蜂不仅是养蜂人维持生计的“农作物”，更是与“我”“并肩作战，保卫家园”的伙伴。
“念本”是《笔尖上的芭蕾》中最为根本的伦理自觉。于巴陇锋而言，师长之恩是念本之“本”。在《父爱如山》中，“本”是藏在父亲兜里水果糖的香甜味儿；在《我的河南奶奶》中，“本”化为了“我”对奶奶“凄风苦雨、饥肠辘辘”身世的惦念；在《有师如玉》中，“本”是先生长存于世、如河如玉的君子之风；在《我的兰大时光》中，“本”亦指向母校“朴素、优良、正大”的品格与兰大师长于“我”毫无保留的关怀与肯定。这种“念本”的伦理自觉更内生于巴陇锋对家国之根的惦念。于他而言：“家是小小国，国是众人家。”家与国共同构成了一个人于世间存在的根脉，抵抗时光流转、世事变迁。巴陇锋进城后之所以没有于城与乡的缝隙中迷失自我，正是因为他在何时都不曾忘却家国之根本。他不忘故园情深，抒表“桑树根是我永远的‘根’”之真情。他重修巴氏家谱，传承“勤劳勇敢、憨厚质朴、耕读传家、自强上进”的家风族训。他情真意切地怀念革命年代流传至今的“一抹红”。于他而言，经过数次改编、传唱的红歌已然成为“一出出悠远美丽的革命故事”，抒写着中华儿女盼望祖国强盛的真切愿望，镌刻着新中国成长的筚路蓝缕。
巴陇锋的首散文集《笔尖上的芭蕾》有充分的存真、求善、念本的伦理自觉。其中不少文章，如《一路桂花香》《柳木号》《用小说为人民立传》等，都曾受到青少年读者以及一线语文教师的青睐，多次入选全国各地中高考试卷。这一定程度上激活了这部散文集的教诲功能，为新世纪“新人”、特别是正处青春期的青少年，抵抗内卷与躺平的生存辩难提供了精神养分。在这个意义上，《笔尖上的芭蕾》不失为一部值得读者于碌碌人生中品读的佳作。
作者简介：
王淼 女，南开大学文学院，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华人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