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是”的主词（主语）是“八佾舞于庭”而非“他”或“我”。
因此应该译为：“八佾舞于庭”这个事件代表的这种现象如果可以容忍，还有什么是不可容忍的呢？
“八佾舞于庭”说明了季氏严重的无“礼”，这是无疑的。它是当时的鲁国政治无序、统治阶层内耗的广告性事件，任其传导，将导致内部政权频繁更迭，思想混乱，社会动荡，外部生存坏境恶化的局面。在周代王庭名存实亡，诸侯之间弱肉强食的春秋末期，怎么看，这都不能给鲁国带来祥和。
将此放大、提前，整个周王朝早已出现了类似现象。
认识到此类事件本质的有识之士面临三种选择：一是试图力挽狂澜；二是像老子那样骑驴西游，不知所踪；三是随波逐流甚至推波助澜~随波逐流者必是推波助澜者，每一朵浪花都互为因果，现在的因必是未来的果。
孔子做了第一种选择，只不过他试图力挽的不是无“礼”的具体政治事件，不是一个个社会中具体的现象，不是无礼的具体的人，而是借由政治事件、社会现象和具体的人显现出来的脱缰的人（民）心。
孔子是面对着谁而有此愤懑的议论呢？最可能的是面对自己以及愿意追随自己学习的学生。当然如果能经由他们传到当事人以及与此现象有现实关系的人的耳中，他也是有所希望最起码是无所畏惧的。但“八佾舞于庭”只是即将溃堤的周王朝身上蚁穴中的某一个，孔子不会奢望什么，所以最可能的也不过是提醒自己和告诉他身边的学生。
为什么他要提醒自己，告诉身边的学生？因为他是传道者，更是卫道士，并且人之道（仁）与人之不道（非仁）都只能也终将在具体的社会的“礼”上显现或暴露。礼是卫道的，礼为了道而存在，礼因为道才成立。
“礼”是卫道（仁）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礼”，而道是不分时代，不分统治或被统治者的，道没有身份，没有阶层地位，不分男女，超越一切人为的分别，超越时空。
只要是人或人组成的共同体，皆可有道，也可无道，有道者昌，无道者亡。天下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大势即大道。而所谓有道也不过是对“道”理的整体性的自觉，整体离不开个别，始于最近。
道不是现实，不存在于现实。
许多人借此章批判孔子是腐朽的体制、旧的封建礼乐制度的维护者，是不识天下大势的螳臂，何其颠倒。
鲁国季氏越礼擅权，作为精英层（与鲁君还都是亲戚），是当时体制的最丰厚的既得利益者，他一面疯狂的利用它，一面疯狂的毁坏它，就像寄生生物是腐朽的推波助澜者，只会加速有机体生命的死亡与腐朽。然而他们的初心并非看到了天下大势，并非为了自己赖以生存的共同体、自己以外的他者，他们不会牺牲自己去成就任何新的势力、新生事物，他们是食腐人，他们就是腐朽的组成部分。
就像所有的王朝末期的腐朽精英层一样，他们也都不是顺大势者，都只是一些借势的食腐人，借势给自己找一个新的寄生体，榨干旧的，吸食新的。对这类人，哪个时代的有道之士和民众能忍？
孔子不能忍的是这类人以及这种人类现象。只有对腐朽的不能忍才能有化腐朽为神奇的思维基础以及行动力量。
这类人、这类现象的普遍性的出现是有体制有时代的土壤的，孔子不是看不到这一点，“ 天道成而必变，凡持满而能久者，未尝有也”。
人在将老的时候，身体的器官出现不可逆的病变，都是有生命系统的深层问题为其原因的，不仅仅只是某个器官独立的结果。然而我们谁也不就此放弃生命，我们也不会听之任之，我们会积极的治疗它，中医还会同时更积极地去改善（改革）生命系统这个“本”，这无疑是最厚道的也是成本最低的，非到万不得已不去安乐死，不去革命，这也是“道”的要求。
思想可以超越时空，人离不开时空而生存。过早和太晚也都是无道。
所以此章孔子只是不能忍，怎么办？孔子没说，答案就在“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这句话里，就在这句话的提出和传播上，因为人的改变一定在于人心的变化，而人心的变化不过是人心的自觉而已。
他教出了千千万万知大势、顺大势的可畏的后生，他是指出大势的先知，是大势的指引者～他知“道”之“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所谓浩浩荡荡的天下大势，如水形成的洪流～乃是一切顺道、合道的力量，都有植根于一定时空下的内在逻辑为基础，而且都有一定的方向：“以其不息，且遍于诸生而不为，似德；浩浩乎无穷尽之期，似道；流行赴百仞之险而不惧，似勇；发源必东，似志”；“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老子说。
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所谓顺天下大势的人，也就是有道（仁）的人，为天下的人。这类人的出现，从阶层的角度来看，如季氏那样的食腐层是担当不起来的。
孔子是现实体制的警惕者、鞭策者，“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他不可能是辩护者，也不可能是腐旧体制、腐败传统的捍卫者，更不可能是统治阶层的代言人。
他让大众明白诸多现象后面的那个“道（仁）”，他并没有在力所不及的情况下去干涉具体事件的意欲，他不会逆天行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