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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以鲜:杜甫在梓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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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杜甫与妻子漫卷诗书的那一年,长安再度经历生死劫。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大将高重英率领二十万大军发动攻势,十月初攻下泾州(今甘肃平凉)、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咸阳),剑指长安。此时朝廷宦官程元振取代李辅国成为新的专权者。随即吐蕃攻入长安,并占领长安达十五天之久,众人扶持已故章怀太子李贤重孙李承宏为傀儡皇帝,代宗和程元振等人仓皇逃往陕州。郭子仪再度出山,挽救唐朝于垒卵,将吐蕃赶出长安城,于广德二年(764)初迎代宗回到长安宫中。其时安史之乱才结束不久,长安即遭遇第二次沦陷,唐朝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杜甫虽然对长安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但仍然时刻关心其安危:“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天寒邵伯树,地阔望仙台。狼狈风尘里,群臣安在哉。”(《巴山》)在《伤春五首》中,我们仍可看见杜甫的家国忧思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杜甫诗中所说的巴山与今天所说的巴山在地理上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指梓州、阆州一带。历史学者孙玑认为:巴子之国最初位于鄂西,战国时为楚所迫,向四川转移。其治所起初设在川东沿长江一带,后迁至嘉陵江上的阆中。
家人接到梓州暂时安顿下来,季节也已由秋入冬。宝应元年(762)仲冬时节,一直念兹在兹的心事再次强烈浮动:拜谒偶像陈子昂。杜甫从梓州顺着涪江坐船南行六十里,便到了射洪县。并不算太高峻的金华山就坐落于县城北面,前贤陈子昂的读书台(陈公学堂)就在山上。杜甫系舟绝壁之下,舍舟登岸,杖策上山,第一次亲近了先贤陈子昂的故地,挥翰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澹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金华山虽然视野开阔,可望见远处的雪岭,可听见霜中的哀鸿,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陈公学堂早已荒芜不堪:当年用于支撑读书台的石柱倾倒在地上,布满了荒凉的青苔。现在人们看见的后山读书台,系由射洪府尹汪霁重建于光绪十年(1884),原来的读书台并不在后山,而是建在前山的金华观后面。
拜见了读书台后,杜甫意犹未尽,扁舟继续南下。陈子昂的故宅位于金华山下游东岸,梓潼江西岸东武山下水井湾,两地相距仅十余里。据《四川通志》等方志记载,陈子昂含冤死后,其后人避难举家迁往四川岳池。面对败垣残壁,面对壁上残存的唐代名臣赵彦昭(甘肃张掖人,睿宗、中宗朝任宰相)、郭元振(赵彦昭长安太学同学)的遗墨,杜甫写下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陈拾遗故宅》,对陈子昂的贡献给出了光芒评价: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
在杜甫眼中,陈子昂虽然生活在大文学家扬雄、司马相如数百年之后,但陈子昂的名字,是堪与太阳和月亮争辉的名字,他的那些感时伤遇的文字,纯朴而动人,忠义而正直,其人已逝,其诗却将千古恒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初唐时代的先锋诗人陈子昂对包括杜甫、李白在内的唐代大诗人的影响,是一种来自诗歌革命自觉的影响,而且是一种深入血脉和灵魂的影响。梁宗岱曾充满激情地赞叹《登幽州台歌》:“是不是一首很小的自由诗?你们曾否在暮色苍茫中登高?曾否从天风里下望莽莽的平芜?曾否在那刹间激起浩荡而苍凉的感慨?古今中外的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的精神?有几首这么活跃地表现那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我们从这寥寥廿二个字里是否便可以预感一个中国,不,世界诗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时代之将临,正如数里外的涛声预告一个烟波浩渺的奇观?你们的大诗里能否找出一两行具有这种大刀阔斧的开国气象?”
陈子昂故宅破壁上遗留的赵彦昭和郭元振(郭震)的书法作品一直在杜甫眼中闪现。他知道郭元振曾在离射洪八十里处的通泉县(射洪沱牌镇通泉坝)当过县尉,听当地人说,通泉仍保留着郭元振的旧宅。官拜兵部尚书的魏州(河北大名)郭元振,初唐戍边名将,曾以《宝剑篇》名句“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而名动武后朝野。拨开冬晨的迷雾,杜甫向南边的通泉进发。途中驿站写下《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沿途风景相当怡人,一川的绮丽,满目的壮观。虽然是冬天,当地气温并不太低,甚至出现了春天才会出现的蚊虫。
涪江中游的通泉名字,可能来源于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向上可通龙安(平武)、向下可达重庆,东岸的绮川渡与西岸的文家渡,以盐业交易而远近闻名。杜甫很快寻觅到了郭元振故居。在《过郭代公故宅》诗中,杜甫再次提及郭氏的《宝剑篇》: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在通泉镇,杜甫还欣赏到初唐大书家和大画家薛稷留下的书画作品。薛稷并未在射洪通泉一带为官,在那儿能见到他的作品,主要缘于其与郭元振的私交甚笃。杜甫最先看见的是薛稷画于通泉县署壁上的鹤图——《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从诗中可知,这幅壁画由十一只鹤构成,姿态各异,或低头觅食,或长身如人,如同白色的凤凰。无论什么姿态,云霄中的真骨,每一只都神气十足墨色如新,充满傲人的不驯气质。可惜,这些稀世珍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珍爱,全都暴露于日晒雨淋之中,最终都会被岁月风蚀毁掉。
在杜甫到达这儿之前的高宗咸亨元年(670),初唐大诗人王勃曾来到涪江岸边的庆善寺(普惠寺),并写下《梓州通泉惠普寺碑》。差不多快一百年过去了,杜甫再次来到这座古寺中,为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宋人米芾曾经亲见过薛稷在庆善寺中留下的三字遗墨,他在《海岳名言》中记载:“老杜作《薛程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发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显然,米氏并不太欣赏薛稷的书风。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记载,薛稷在该寺聚古堂上方金匾中楷书“惠普寺”三字,盛赞其“方径三尺笔画雄健”。从诗中还可得知,寺中除存有薛稷亲书的三字金匾之外,还存有一幅佛教西方经变壁画:“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成都的身心状态接近于道家的疏懒;到了梓州,似乎对佛教的兴趣更为浓厚,这可能与其避难的境遇和梓州的人文风土相关。杜甫先后游历了梓州佛教名迹牛头寺、兜率寺、惠义寺。还专程拜访了梓州名僧西山上方寺文公,并写下《谒文公上方》一诗,隐隐表露出皈依之心。当然,这只是一时情景所致,并未付诸行动: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杜甫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对于佛家故事如数家珍,流落异乡的诗人,突然在梓州高僧文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超然出尘的存在: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反观自己这个南北奔走的人,实在是被浮名、欲望与诗酒给耽误得太久了。文公向他开示的佛教第一义,如同无价之宝,百年车渠也无法比拟;如同金色的篦子,刮净眼中的云翳。
在梓州期间,诗人曾得到严武属下章彝的多方照顾。章彝时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广德元年(763)冬天,章彝举行冬猎,场面十分壮观,杜甫为作《冬狩行》,并对章彝过分夸张的狩猎行为进行了讽谏。章彝知道杜甫的诗人习气,也知道他是为自己好。杜甫向章彝表明沿江东下的意图,后者知道后,愿意给予其经济方面的支持,并送给杜甫两根神奇的桃竹杖。
广德元年(763)春天和夏天,杜甫一度离开梓州到阆州、盐亭、绵州、汉州、涪城一带游历,访友和访古。到了阆州,王刺史接待过杜甫,可能还陪同其参观了阆州城北名迹玉台观,杜甫作《玉台观二首》诗,观内有滕王李元婴亭子,作《滕王亭子二首》。阆州城东南八里有南池,那儿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杜甫作《南池》:“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杜诗中著名的山水诗篇《阆山歌》和《阆水歌》即写于此际。杜甫还从阆州送客到西边的苍溪县,去时有马骑,返回有船坐,显然是受王刺史的照顾,回程途中作《放船》诗。诗人还到访过阆州东边百里之外的严氏溪,并作《严氏溪放歌行》。杜甫的七古通常来说没有李白写得好,这首却写得十分粗放有味,“肥肉大酒”的用语,颇有几分李白气象,可以视为《从事行赠严二别驾》的姐妹篇:
天下甲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费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呜呼古人已粪土,独觉志士甘渔樵。况我飘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与子长夜语。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
严氏大约是盐亭阆中一带世代相传的大户人家,所以便将其发迹地附近的一条溪水取名为严氏溪。杜甫见到的这位严氏,很可能与严二别驾出自同一个家族,不仅是一名“独觉”的“志士”,也是一位精于养生的隐者,和杜甫一见如故,两人在乱世中的蜀北桃源,在溪水边把酒素月下夜语,相约真老了以后再相聚,一起煮食可以长生不老的茯苓。
不久,杜甫从阆州返回绵州前往汉州,游房公(琯)西湖。房公未见到,倒是见到了房公之前养的一群云朵一样好看的鹅。
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和家人没有直接从梓州离蜀,而是再次来到阆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杜甫要来这儿向故友房琯告别。房琯被肃宗贬出长安后,先后任邠州刺史、晋州刺史和汉州刺史。代宗即位后,玄宗旧臣获得机会,房琯与严武陆续被召回长安。广德元年(763)春天,房琯特进刑部侍郎。可惜房琯最终没能回到长安,于是年初秋客死阆州。拜别房琯墓,杜甫本打算从阆水进入西汉水(嘉陵江),再至渝州(今重庆)东下三峡,又突然想念成都草堂。于是写下《寄题江外草堂》一诗。这实际上是一首草堂营造小史,也是杜甫入蜀几年来的一段心史。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杜甫在蜀北梓州一带留下漂泊不定的萍踪。杜甫在其晚年所作《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诗中写道:“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正是这样一些细小的浮萍般的踪影,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无比梦幻和令人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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