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在梓州
文 / 向以鲜
诗人经常用“流转”一词来表达时光永不停留的无助感。不知不觉，杜甫到达成都已是第三个年头。与杜甫惺惺相惜的人，才来成都半年多，马上又要北归。上元二年（761）十二月，严武由剑南东川节度使任成都尹，兼摄东川。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和肃宗二帝相继驾崩。肃宗太子李豫即位，开启代宗时代。六月，代宗召严武还京。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在城北三十里处的奉济驿才分手。
本打算在绵州小住几日后便准备返回成都，却出现了意外的事：严武前脚才走，成都立马陷入混乱之中，剑南兵马节度使徐知道突然反了，还从剑门关切断中原入蜀通道。这场陡然降临的乱局，应验了杜甫当初入蜀过剑门时写下的诗句：“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成都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最揪心的，杜甫的妻子儿女全都在成都！心如乱麻的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杜甫并不是第一次体味战乱中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早在安史之乱的初期就倍尝其苦味了，人类的心智是一种难以蠡测的痛苦容器，所有的苦海，首先流入的，便是自己的心灵。
绝望之中，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过一个身影，徐卿。杜甫曾向一个住在石笋街果园坊姓徐的权贵索要过珍贵果木（《诣徐卿觅果栽》）。诗人还写过一首名叫《徐九少尹见过》的诗，徐少尹带着一彪戎装人马来到草堂，与杜甫一起赏竹步月，这位徐少尹（行军长史）同徐卿是什么关系？我怀疑两人就是一个人，并且很可能就是发动叛乱的剑南兵马节度使徐知道。如果是这样，或许就可解释杜甫一家包括他的草堂何以在混乱中并未受到多少直接伤害。
时任绵州刺史的远房侄孙杜济，将困顿中的叔祖杜甫安排在绵州东津旁边的公馆住下。杜甫和这位侄孙的关系可能处得并不是很好，所以诗人也没有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回过头再去读杜甫之前《示从孙济》一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别有一种世态炎凉的滋味：“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其实，很多时候血缘是靠不住的，隔得太远的“同姓”血缘更靠不住。
幸好，东津一带的风景尚佳，举目可见江上充满生命力的渔获场面，杜甫写下两首极具地方风味的《观打鱼歌》和《又观打鱼》，从中可知当时的绵州人，已能熟稔运用拦河网的方式捕鱼。诗人还注意到绵州街头种有一种来自西域的植物，《海棕行》中的海棕树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枣树。杜甫登上李白曾经登过的越王楼时，心中涌起一阵悲伤涟漪，便为李白写下最后一首《不见》，齐鲁分手之后，两兄弟已多年不见，而且此生再也未能相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可以当作杜甫写给李白的一首挽歌。虽然写诗时李白还在东南漂荡，但杜甫已经看到了李白的未来，没有多少未来的未来。
在绵州，诗人见到一幅韦坚岳父姜皎（楚公）的雄鹰绘画作品，这让杜甫生出几分如睹故人的感觉（《姜楚公画角鹰歌》），杜甫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杀气森森”的猛禽了。那位当年在长安以室外巨型情景剧呈现盛世风华的韦坚，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一想到这儿，虽然还是炎夏，杜甫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就在杜甫进退失据的时候，有个姓李的使君要前往梓州任职，杜甫为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嘱咐李使君到了梓州，一定要代他祭奠被人陷害的射洪大诗人陈子昂：“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一想到陈子昂，杜甫有些激动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涌上心头。
当时绵州是出入蜀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官员、商人、诗人、侠客、强盗、难民等各色人都有。送走李使君之后，杜甫又遇见正要前往长安就职的旧友何邕。草创草堂时，杜甫曾找县尉何邕索要过桤木树。诗人在《赠别何邕》中写道：“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可见两人交情很深。
一旦产生了念想，便会越来越强烈：杜甫决定到梓州去避难！而且那儿还有几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是，那儿住着一个伟大的诗歌灵魂。
那时梓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胜过绵州，东川节度使首府所在地。路上，杜甫先给旅居梓州的汉中王李瑀写诗问候。在《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诗中，杜甫再次表现出率真的撒娇风格，说他们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见过面，这次相见，得准备些好酒好鱼才行：“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杜甫到了梓州不久，李瑀即回到任所蓬州（四川仪陇），杜甫为之写下《玩月呈汉中王》：“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关山同照的苍凉中，透露出杜甫与李瑀虽一为诗人一为王胄，亦不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叹。
梓州在绵州的东南方向一百三十多里处，骑马的话也就一两天的路程。黄昏时分，杜甫行至梓州铜山县光禄坂，回首望去，落日辉映着千仞绝壁，归鸟乱叫于林中。茫茫暮色之中，留下一个孤独的诗人身影：“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杜甫眼前又浮现出“开元全盛日”的繁华景象，“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太平盛世再也不可复睹矣！眼下的情形，马儿也担惊受怕，一失足就可能坠下深谷。比马儿更害怕的是行人，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隐藏着危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支暗箭从草丛中射出来。如果说《忆昔》是杜甫在成都写给大唐的最后悲歌，里面多多少少还呈现着盛世的往日荣光，《光禄坂行》则彻底袒露了辉煌之下的黑暗与惊恐——盛世侧影中的阴影。
到了梓州不久即进入秋天，杜甫写下《悲秋》一诗：“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其时安史之乱还未结束，群盗还在中原横行。杜甫已托人将书信带往成都草堂，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家人接到梓州，然后沿涪江顺流东下，入长江过三峡，再北上返回长安。
白天还好，入夜的时光更难打理。《客夜》诗中，诗人看着残月的影子，听着江水的声音，根本无法入眠。一夜未合眼，于黎明时分写下《客亭》一诗：“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圣朝早就忘记这个老头子，哪还会管他是不是一枝“转蓬”？杜甫当年遇见李白的时候就写到过“飘蓬”，只不过那时的李白和杜甫还是两位“飞扬跋扈”的青年才俊，而此时，同样是飘转的蓬草，情形已有天壤之别。
滞留梓州期间，妻子杨氏在成都收到杜甫书信后知道了他的下落，随即让小叔子杜占前往梓州报平安并欲接回杜甫。但是这时杜甫已经打算自梓州东下，便和杜占一同返回成都，将家人接至梓州。离开成都时，杜甫觉得就这样把辛苦经营几年的草堂基业丢了太可惜，便将小弟杜占一家留在成都，并反复叮咛杜占：“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我猜想杜甫后来出蜀时，很可能将杜占一家留在了成都。所以在杜甫出蜀后的诗文中，再也找不到杜占的影子。宋人陆游曾在其《野饭》诗中自注说：“杜氏自谱，以为子美下硖，留一子守浣花旧业，其后避成都乱，徙眉州大垭，或徙大蓬云。”这个说法受到闻一多等人的质疑，留子不见于杜诗，不足信。
《从事行赠严二别驾》一诗当作于杜甫从成都接家人返回梓州之后。做过别驾（刺史副手）的严二是梓州一带著名的“豪俊”。阆中多巴人（板楯蛮），自古出“杀虎”勇士。杜甫和家人才从成都来到梓州，其时已决定不再回成都，因此才有十步一回首的依依不舍。严别驾生性豪侠，颇有蜀北好汉之风，一双大手捉住杜甫的手臂举杯畅饮，酒酣之际拔剑而起舞，不时发出阵阵蛟龙般的怒吼。两人一直喝到晚上，如同一对多年未见的好兄弟。这首诗写得非常有意思，显示出杜甫风格的多样性，我把它译成了白话诗：“当我踏进东川地带/每走十步就会回一次头/兵荒马乱的成都，仍然一片萧索气象/不知浣花溪畔的草堂，里面还留得下什么/谁是梓州最有实力的豪杰？/就是本州声名久扬的从事严大人/严大人捉住我的手臂，打开酒樽请我一起饮酒/酒酣之际击剑起舞，如同蛟龙怒吼/拂去乌纱帽上的尘土，以金贵的粟米喂养青色骡子/紫衣仆人传递烤肉，绯衣仆人往来奔走/铜盘上燃烧的蜡烛，吐出太阳的光芒/夜晚多么深沉，我俩开始促膝长谈/傍晚才敲开严大人的家门/谁也没有想到，立马就成为如胶似漆的朋友/世间万事都可以不放在心坎上/人生顶多一百年，不要让难得的欢乐过早结束/倾情相交，心神朗畅，严大人是真正的好人物/我长年客居在外，本多忧愁，此刻更显忧伤/举首仰望茫茫天地，又添一重忧愁/我们亲如一人，要与天地一同长久/一个迟暮老者现在遇到严大人也不算太晚/我知道，像严大人这样豪侠的人，只可能去纯朴的古人中寻求。”乍一看去，还真不像出自杜甫的手笔。
杜甫在梓州一带待的时间不算短，从宝应元年（762）六月至广德二年（764）二月，共有一年零八个多月。广德元年（763）春天，中原官军攻克河南河北诸地，叛酋二代史朝义逃至北京温泉栅自缢，安史之乱至此宣告结束。好消传到梓州杜甫的耳中，诗人强抑住内心的狂喜，写下不朽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消息虽好，洛阳难回。
就在杜甫与妻子漫卷诗书的那一年，长安再度经历生死劫。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大将高重英率领二十万大军发动攻势，十月初攻下泾州（今甘肃平凉）、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咸阳），剑指长安。此时朝廷宦官程元振取代李辅国成为新的专权者。随即吐蕃攻入长安，并占领长安达十五天之久，众人扶持已故章怀太子李贤重孙李承宏为傀儡皇帝，代宗和程元振等人仓皇逃往陕州。郭子仪再度出山，挽救唐朝于垒卵，将吐蕃赶出长安城，于广德二年（764）初迎代宗回到长安宫中。其时安史之乱才结束不久，长安即遭遇第二次沦陷，唐朝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杜甫虽然对长安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但仍然时刻关心其安危：“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天寒邵伯树，地阔望仙台。狼狈风尘里，群臣安在哉。”（《巴山》）在《伤春五首》中，我们仍可看见杜甫的家国忧思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杜甫诗中所说的巴山与今天所说的巴山在地理上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指梓州、阆州一带。历史学者孙玑认为：巴子之国最初位于鄂西，战国时为楚所迫，向四川转移。其治所起初设在川东沿长江一带，后迁至嘉陵江上的阆中。
家人接到梓州暂时安顿下来，季节也已由秋入冬。宝应元年（762）仲冬时节，一直念兹在兹的心事再次强烈浮动：拜谒偶像陈子昂。杜甫从梓州顺着涪江坐船南行六十里，便到了射洪县。并不算太高峻的金华山就坐落于县城北面，前贤陈子昂的读书台（陈公学堂）就在山上。杜甫系舟绝壁之下，舍舟登岸，杖策上山，第一次亲近了先贤陈子昂的故地，挥翰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澹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金华山虽然视野开阔，可望见远处的雪岭，可听见霜中的哀鸿，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陈公学堂早已荒芜不堪：当年用于支撑读书台的石柱倾倒在地上，布满了荒凉的青苔。现在人们看见的后山读书台，系由射洪府尹汪霁重建于光绪十年（1884），原来的读书台并不在后山，而是建在前山的金华观后面。
拜见了读书台后，杜甫意犹未尽，扁舟继续南下。陈子昂的故宅位于金华山下游东岸，梓潼江西岸东武山下水井湾，两地相距仅十余里。据《四川通志》等方志记载，陈子昂含冤死后，其后人避难举家迁往四川岳池。面对败垣残壁，面对壁上残存的唐代名臣赵彦昭（甘肃张掖人，睿宗、中宗朝任宰相）、郭元振（赵彦昭长安太学同学）的遗墨，杜甫写下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陈拾遗故宅》，对陈子昂的贡献给出了光芒评价：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
在杜甫眼中，陈子昂虽然生活在大文学家扬雄、司马相如数百年之后，但陈子昂的名字，是堪与太阳和月亮争辉的名字，他的那些感时伤遇的文字，纯朴而动人，忠义而正直，其人已逝，其诗却将千古恒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初唐时代的先锋诗人陈子昂对包括杜甫、李白在内的唐代大诗人的影响，是一种来自诗歌革命自觉的影响，而且是一种深入血脉和灵魂的影响。梁宗岱曾充满激情地赞叹《登幽州台歌》：“是不是一首很小的自由诗？你们曾否在暮色苍茫中登高？曾否从天风里下望莽莽的平芜？曾否在那刹间激起浩荡而苍凉的感慨？古今中外的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的精神？有几首这么活跃地表现那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我们从这寥寥廿二个字里是否便可以预感一个中国，不，世界诗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时代之将临，正如数里外的涛声预告一个烟波浩渺的奇观？你们的大诗里能否找出一两行具有这种大刀阔斧的开国气象？”
陈子昂故宅破壁上遗留的赵彦昭和郭元振（郭震）的书法作品一直在杜甫眼中闪现。他知道郭元振曾在离射洪八十里处的通泉县（射洪沱牌镇通泉坝）当过县尉，听当地人说，通泉仍保留着郭元振的旧宅。官拜兵部尚书的魏州（河北大名）郭元振，初唐戍边名将，曾以《宝剑篇》名句“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而名动武后朝野。拨开冬晨的迷雾，杜甫向南边的通泉进发。途中驿站写下《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沿途风景相当怡人，一川的绮丽，满目的壮观。虽然是冬天，当地气温并不太低，甚至出现了春天才会出现的蚊虫。
涪江中游的通泉名字，可能来源于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向上可通龙安（平武）、向下可达重庆，东岸的绮川渡与西岸的文家渡，以盐业交易而远近闻名。杜甫很快寻觅到了郭元振故居。在《过郭代公故宅》诗中，杜甫再次提及郭氏的《宝剑篇》：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在通泉镇，杜甫还欣赏到初唐大书家和大画家薛稷留下的书画作品。薛稷并未在射洪通泉一带为官，在那儿能见到他的作品，主要缘于其与郭元振的私交甚笃。杜甫最先看见的是薛稷画于通泉县署壁上的鹤图——《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从诗中可知，这幅壁画由十一只鹤构成，姿态各异，或低头觅食，或长身如人，如同白色的凤凰。无论什么姿态，云霄中的真骨，每一只都神气十足墨色如新，充满傲人的不驯气质。可惜，这些稀世珍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珍爱，全都暴露于日晒雨淋之中，最终都会被岁月风蚀毁掉。
在杜甫到达这儿之前的高宗咸亨元年（670），初唐大诗人王勃曾来到涪江岸边的庆善寺（普惠寺），并写下《梓州通泉惠普寺碑》。差不多快一百年过去了，杜甫再次来到这座古寺中，为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宋人米芾曾经亲见过薛稷在庆善寺中留下的三字遗墨，他在《海岳名言》中记载：“老杜作《薛程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发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显然，米氏并不太欣赏薛稷的书风。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记载，薛稷在该寺聚古堂上方金匾中楷书“惠普寺”三字，盛赞其“方径三尺笔画雄健”。从诗中还可得知，寺中除存有薛稷亲书的三字金匾之外，还存有一幅佛教西方经变壁画：“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成都的身心状态接近于道家的疏懒；到了梓州，似乎对佛教的兴趣更为浓厚，这可能与其避难的境遇和梓州的人文风土相关。杜甫先后游历了梓州佛教名迹牛头寺、兜率寺、惠义寺。还专程拜访了梓州名僧西山上方寺文公，并写下《谒文公上方》一诗，隐隐表露出皈依之心。当然，这只是一时情景所致，并未付诸行动：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杜甫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对于佛家故事如数家珍，流落异乡的诗人，突然在梓州高僧文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超然出尘的存在：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反观自己这个南北奔走的人，实在是被浮名、欲望与诗酒给耽误得太久了。文公向他开示的佛教第一义，如同无价之宝，百年车渠也无法比拟；如同金色的篦子，刮净眼中的云翳。
在梓州期间，诗人曾得到严武属下章彝的多方照顾。章彝时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广德元年（763）冬天，章彝举行冬猎，场面十分壮观，杜甫为作《冬狩行》，并对章彝过分夸张的狩猎行为进行了讽谏。章彝知道杜甫的诗人习气，也知道他是为自己好。杜甫向章彝表明沿江东下的意图，后者知道后，愿意给予其经济方面的支持，并送给杜甫两根神奇的桃竹杖。
广德元年（763）春天和夏天，杜甫一度离开梓州到阆州、盐亭、绵州、汉州、涪城一带游历，访友和访古。到了阆州，王刺史接待过杜甫，可能还陪同其参观了阆州城北名迹玉台观，杜甫作《玉台观二首》诗，观内有滕王李元婴亭子，作《滕王亭子二首》。阆州城东南八里有南池，那儿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杜甫作《南池》：“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杜诗中著名的山水诗篇《阆山歌》和《阆水歌》即写于此际。杜甫还从阆州送客到西边的苍溪县，去时有马骑，返回有船坐，显然是受王刺史的照顾，回程途中作《放船》诗。诗人还到访过阆州东边百里之外的严氏溪，并作《严氏溪放歌行》。杜甫的七古通常来说没有李白写得好，这首却写得十分粗放有味，“肥肉大酒”的用语，颇有几分李白气象，可以视为《从事行赠严二别驾》的姐妹篇：
天下甲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费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呜呼古人已粪土，独觉志士甘渔樵。况我飘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与子长夜语。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
严氏大约是盐亭阆中一带世代相传的大户人家，所以便将其发迹地附近的一条溪水取名为严氏溪。杜甫见到的这位严氏，很可能与严二别驾出自同一个家族，不仅是一名“独觉”的“志士”，也是一位精于养生的隐者，和杜甫一见如故，两人在乱世中的蜀北桃源，在溪水边把酒素月下夜语，相约真老了以后再相聚，一起煮食可以长生不老的茯苓。
不久，杜甫从阆州返回绵州前往汉州，游房公（琯）西湖。房公未见到，倒是见到了房公之前养的一群云朵一样好看的鹅。
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和家人没有直接从梓州离蜀，而是再次来到阆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杜甫要来这儿向故友房琯告别。房琯被肃宗贬出长安后，先后任邠州刺史、晋州刺史和汉州刺史。代宗即位后，玄宗旧臣获得机会，房琯与严武陆续被召回长安。广德元年（763）春天，房琯特进刑部侍郎。可惜房琯最终没能回到长安，于是年初秋客死阆州。拜别房琯墓，杜甫本打算从阆水进入西汉水（嘉陵江），再至渝州（今重庆）东下三峡，又突然想念成都草堂。于是写下《寄题江外草堂》一诗。这实际上是一首草堂营造小史，也是杜甫入蜀几年来的一段心史。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杜甫在蜀北梓州一带留下漂泊不定的萍踪。杜甫在其晚年所作《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诗中写道：“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正是这样一些细小的浮萍般的踪影，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无比梦幻和令人迷恋。
文 / 向以鲜
诗人经常用“流转”一词来表达时光永不停留的无助感。不知不觉，杜甫到达成都已是第三个年头。与杜甫惺惺相惜的人，才来成都半年多，马上又要北归。上元二年（761）十二月，严武由剑南东川节度使任成都尹，兼摄东川。宝应元年（762）四月，玄宗和肃宗二帝相继驾崩。肃宗太子李豫即位，开启代宗时代。六月，代宗召严武还京。杜甫一路相送到绵州，在城北三十里处的奉济驿才分手。
本打算在绵州小住几日后便准备返回成都，却出现了意外的事：严武前脚才走，成都立马陷入混乱之中，剑南兵马节度使徐知道突然反了，还从剑门关切断中原入蜀通道。这场陡然降临的乱局，应验了杜甫当初入蜀过剑门时写下的诗句：“至今英雄人，高视见霸王。并吞与割据，极力不相让。”
成都一时半会儿是回不去了。最揪心的，杜甫的妻子儿女全都在成都！心如乱麻的诗人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在杜甫并不是第一次体味战乱中与骨肉分离的痛苦，早在安史之乱的初期就倍尝其苦味了，人类的心智是一种难以蠡测的痛苦容器，所有的苦海，首先流入的，便是自己的心灵。
绝望之中，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运气上。我的头脑中突然闪现过一个身影，徐卿。杜甫曾向一个住在石笋街果园坊姓徐的权贵索要过珍贵果木（《诣徐卿觅果栽》）。诗人还写过一首名叫《徐九少尹见过》的诗，徐少尹带着一彪戎装人马来到草堂，与杜甫一起赏竹步月，这位徐少尹（行军长史）同徐卿是什么关系？我怀疑两人就是一个人，并且很可能就是发动叛乱的剑南兵马节度使徐知道。如果是这样，或许就可解释杜甫一家包括他的草堂何以在混乱中并未受到多少直接伤害。
时任绵州刺史的远房侄孙杜济，将困顿中的叔祖杜甫安排在绵州东津旁边的公馆住下。杜甫和这位侄孙的关系可能处得并不是很好，所以诗人也没有把希望全寄托在他的身上。回过头再去读杜甫之前《示从孙济》一诗中所描述的景象，别有一种世态炎凉的滋味：“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浑。刈葵莫放手，放手伤葵根。阿翁懒惰久，觉儿行步奔。所来为宗族，亦不为盘飧。小人利口实，薄俗难具论。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其实，很多时候血缘是靠不住的，隔得太远的“同姓”血缘更靠不住。
幸好，东津一带的风景尚佳，举目可见江上充满生命力的渔获场面，杜甫写下两首极具地方风味的《观打鱼歌》和《又观打鱼》，从中可知当时的绵州人，已能熟稔运用拦河网的方式捕鱼。诗人还注意到绵州街头种有一种来自西域的植物，《海棕行》中的海棕树其实就是现在的伊拉克枣树。杜甫登上李白曾经登过的越王楼时，心中涌起一阵悲伤涟漪，便为李白写下最后一首《不见》，齐鲁分手之后，两兄弟已多年不见，而且此生再也未能相见：
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匡山读书处，头白好归来。
这首诗可以当作杜甫写给李白的一首挽歌。虽然写诗时李白还在东南漂荡，但杜甫已经看到了李白的未来，没有多少未来的未来。
在绵州，诗人见到一幅韦坚岳父姜皎（楚公）的雄鹰绘画作品，这让杜甫生出几分如睹故人的感觉（《姜楚公画角鹰歌》），杜甫已经很久没有见过这么“杀气森森”的猛禽了。那位当年在长安以室外巨型情景剧呈现盛世风华的韦坚，早已含冤于九泉之下。一想到这儿，虽然还是炎夏，杜甫仍然禁不住打了一个寒战。
就在杜甫进退失据的时候，有个姓李的使君要前往梓州任职，杜甫为作《送梓州李使君之任》，嘱咐李使君到了梓州，一定要代他祭奠被人陷害的射洪大诗人陈子昂：“遇害陈公殒，于今蜀道怜。君行射洪县，为我一潸然。”一想到陈子昂，杜甫有些激动了，一个强烈的念头涌上心头。
当时绵州是出入蜀的必经之路，南来北往的人很多，官员、商人、诗人、侠客、强盗、难民等各色人都有。送走李使君之后，杜甫又遇见正要前往长安就职的旧友何邕。草创草堂时，杜甫曾找县尉何邕索要过桤木树。诗人在《赠别何邕》中写道：“生死论交地，何由见一人。”可见两人交情很深。
一旦产生了念想，便会越来越强烈：杜甫决定到梓州去避难！而且那儿还有几位值得信赖的朋友。当然，最重要的是，那儿住着一个伟大的诗歌灵魂。
那时梓州在政治上的重要性胜过绵州，东川节度使首府所在地。路上，杜甫先给旅居梓州的汉中王李瑀写诗问候。在《戏题寄上汉中王三首》诗中，杜甫再次表现出率真的撒娇风格，说他们已经有五六年没有见过面，这次相见，得准备些好酒好鱼才行：“蜀酒浓无敌，江鱼美可求。”杜甫到了梓州不久，李瑀即回到任所蓬州（四川仪陇），杜甫为之写下《玩月呈汉中王》：“夜深露气清，江月满江城。浮客转危坐，归舟应独行。关山同一照，乌鹊自多惊。欲得淮王术，风吹晕已生。”关山同照的苍凉中，透露出杜甫与李瑀虽一为诗人一为王胄，亦不免同为天涯沦落人的感叹。
梓州在绵州的东南方向一百三十多里处，骑马的话也就一两天的路程。黄昏时分，杜甫行至梓州铜山县光禄坂，回首望去，落日辉映着千仞绝壁，归鸟乱叫于林中。茫茫暮色之中，留下一个孤独的诗人身影：“山行落日下绝壁，南望千山万山赤。树枝有鸟乱鸣时，暝色无人独归客。马惊不忧深谷坠，草动只怕长弓射。安得更似开元中，道路即今多拥隔。”（《光禄坂行》）杜甫眼前又浮现出“开元全盛日”的繁华景象，“九州道路无豺虎”的太平盛世再也不可复睹矣！眼下的情形，马儿也担惊受怕，一失足就可能坠下深谷。比马儿更害怕的是行人，一点风吹草动都可能隐藏着危险，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一支暗箭从草丛中射出来。如果说《忆昔》是杜甫在成都写给大唐的最后悲歌，里面多多少少还呈现着盛世的往日荣光，《光禄坂行》则彻底袒露了辉煌之下的黑暗与惊恐——盛世侧影中的阴影。
到了梓州不久即进入秋天，杜甫写下《悲秋》一诗：“凉风动万里，群盗尚纵横。家远传书日，秋来为客情。愁窥高鸟过，老逐众人行。始欲投三峡，何由见两京。”其时安史之乱还未结束，群盗还在中原横行。杜甫已托人将书信带往成都草堂，准备在合适的时候把家人接到梓州，然后沿涪江顺流东下，入长江过三峡，再北上返回长安。
白天还好，入夜的时光更难打理。《客夜》诗中，诗人看着残月的影子，听着江水的声音，根本无法入眠。一夜未合眼，于黎明时分写下《客亭》一诗：“秋窗犹曙色，落木更高风。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雾中。圣朝无弃物，衰病已成翁。多少残生事，飘零任转蓬。”圣朝早就忘记这个老头子，哪还会管他是不是一枝“转蓬”？杜甫当年遇见李白的时候就写到过“飘蓬”，只不过那时的李白和杜甫还是两位“飞扬跋扈”的青年才俊，而此时，同样是飘转的蓬草，情形已有天壤之别。
滞留梓州期间，妻子杨氏在成都收到杜甫书信后知道了他的下落，随即让小叔子杜占前往梓州报平安并欲接回杜甫。但是这时杜甫已经打算自梓州东下，便和杜占一同返回成都，将家人接至梓州。离开成都时，杜甫觉得就这样把辛苦经营几年的草堂基业丢了太可惜，便将小弟杜占一家留在成都，并反复叮咛杜占：“鹅鸭宜长数，柴荆莫浪开。”我猜想杜甫后来出蜀时，很可能将杜占一家留在了成都。所以在杜甫出蜀后的诗文中，再也找不到杜占的影子。宋人陆游曾在其《野饭》诗中自注说：“杜氏自谱，以为子美下硖，留一子守浣花旧业，其后避成都乱，徙眉州大垭，或徙大蓬云。”这个说法受到闻一多等人的质疑，留子不见于杜诗，不足信。
《从事行赠严二别驾》一诗当作于杜甫从成都接家人返回梓州之后。做过别驾（刺史副手）的严二是梓州一带著名的“豪俊”。阆中多巴人（板楯蛮），自古出“杀虎”勇士。杜甫和家人才从成都来到梓州，其时已决定不再回成都，因此才有十步一回首的依依不舍。严别驾生性豪侠，颇有蜀北好汉之风，一双大手捉住杜甫的手臂举杯畅饮，酒酣之际拔剑而起舞，不时发出阵阵蛟龙般的怒吼。两人一直喝到晚上，如同一对多年未见的好兄弟。这首诗写得非常有意思，显示出杜甫风格的多样性，我把它译成了白话诗：“当我踏进东川地带/每走十步就会回一次头/兵荒马乱的成都，仍然一片萧索气象/不知浣花溪畔的草堂，里面还留得下什么/谁是梓州最有实力的豪杰？/就是本州声名久扬的从事严大人/严大人捉住我的手臂，打开酒樽请我一起饮酒/酒酣之际击剑起舞，如同蛟龙怒吼/拂去乌纱帽上的尘土，以金贵的粟米喂养青色骡子/紫衣仆人传递烤肉，绯衣仆人往来奔走/铜盘上燃烧的蜡烛，吐出太阳的光芒/夜晚多么深沉，我俩开始促膝长谈/傍晚才敲开严大人的家门/谁也没有想到，立马就成为如胶似漆的朋友/世间万事都可以不放在心坎上/人生顶多一百年，不要让难得的欢乐过早结束/倾情相交，心神朗畅，严大人是真正的好人物/我长年客居在外，本多忧愁，此刻更显忧伤/举首仰望茫茫天地，又添一重忧愁/我们亲如一人，要与天地一同长久/一个迟暮老者现在遇到严大人也不算太晚/我知道，像严大人这样豪侠的人，只可能去纯朴的古人中寻求。”乍一看去，还真不像出自杜甫的手笔。
杜甫在梓州一带待的时间不算短，从宝应元年（762）六月至广德二年（764）二月，共有一年零八个多月。广德元年（763）春天，中原官军攻克河南河北诸地，叛酋二代史朝义逃至北京温泉栅自缢，安史之乱至此宣告结束。好消传到梓州杜甫的耳中，诗人强抑住内心的狂喜，写下不朽名作《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消息虽好，洛阳难回。
就在杜甫与妻子漫卷诗书的那一年，长安再度经历生死劫。广德元年（763）九月，吐蕃大将高重英率领二十万大军发动攻势，十月初攻下泾州（今甘肃平凉）、奉天（今陕西乾县）和武功（今陕西咸阳），剑指长安。此时朝廷宦官程元振取代李辅国成为新的专权者。随即吐蕃攻入长安，并占领长安达十五天之久，众人扶持已故章怀太子李贤重孙李承宏为傀儡皇帝，代宗和程元振等人仓皇逃往陕州。郭子仪再度出山，挽救唐朝于垒卵，将吐蕃赶出长安城，于广德二年（764）初迎代宗回到长安宫中。其时安史之乱才结束不久，长安即遭遇第二次沦陷，唐朝已经一天不如一天。杜甫虽然对长安已经不抱太多希望，但仍然时刻关心其安危：“巴山遇中使，云自陕城来。盗贼还奔突，乘舆恐未回。天寒邵伯树，地阔望仙台。狼狈风尘里，群臣安在哉。”（《巴山》）在《伤春五首》中，我们仍可看见杜甫的家国忧思和难以愈合的伤口。杜甫诗中所说的巴山与今天所说的巴山在地理上并不完全相同，主要指梓州、阆州一带。历史学者孙玑认为：巴子之国最初位于鄂西，战国时为楚所迫，向四川转移。其治所起初设在川东沿长江一带，后迁至嘉陵江上的阆中。
家人接到梓州暂时安顿下来，季节也已由秋入冬。宝应元年（762）仲冬时节，一直念兹在兹的心事再次强烈浮动：拜谒偶像陈子昂。杜甫从梓州顺着涪江坐船南行六十里，便到了射洪县。并不算太高峻的金华山就坐落于县城北面，前贤陈子昂的读书台（陈公学堂）就在山上。杜甫系舟绝壁之下，舍舟登岸，杖策上山，第一次亲近了先贤陈子昂的故地，挥翰写下《冬到金华山观，因得故拾遗陈公学堂遗迹》：
涪右众山内，金华紫崔嵬。上有蔚蓝天，垂光抱琼台。系舟接绝壁，杖策穷萦回。四顾俯层巅，澹然川谷开。雪岭日色死，霜鸿有馀哀。焚香玉女跪，雾里仙人来。陈公读书堂，石柱仄青苔。悲风为我起，激烈伤雄才。
金华山虽然视野开阔，可望见远处的雪岭，可听见霜中的哀鸿，但是，半个多世纪的时间过去，陈公学堂早已荒芜不堪：当年用于支撑读书台的石柱倾倒在地上，布满了荒凉的青苔。现在人们看见的后山读书台，系由射洪府尹汪霁重建于光绪十年（1884），原来的读书台并不在后山，而是建在前山的金华观后面。
拜见了读书台后，杜甫意犹未尽，扁舟继续南下。陈子昂的故宅位于金华山下游东岸，梓潼江西岸东武山下水井湾，两地相距仅十余里。据《四川通志》等方志记载，陈子昂含冤死后，其后人避难举家迁往四川岳池。面对败垣残壁，面对壁上残存的唐代名臣赵彦昭（甘肃张掖人，睿宗、中宗朝任宰相）、郭元振（赵彦昭长安太学同学）的遗墨，杜甫写下在中国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陈拾遗故宅》，对陈子昂的贡献给出了光芒评价：
拾遗平昔居，大屋尚修椽。悠扬荒山日，惨澹故园烟。位下曷足伤，所贵者圣贤。有才继骚雅，哲匠不比肩。公生扬马后，名与日月悬。同游英俊人，多秉辅佐权。彦昭超玉价，郭震起通泉。到今素壁滑，洒翰银钩连。盛事会一时，此堂岂千年。终古立忠义，感遇有遗编。
在杜甫眼中，陈子昂虽然生活在大文学家扬雄、司马相如数百年之后，但陈子昂的名字，是堪与太阳和月亮争辉的名字，他的那些感时伤遇的文字，纯朴而动人，忠义而正直，其人已逝，其诗却将千古恒在。我们有理由相信，初唐时代的先锋诗人陈子昂对包括杜甫、李白在内的唐代大诗人的影响，是一种来自诗歌革命自觉的影响，而且是一种深入血脉和灵魂的影响。梁宗岱曾充满激情地赞叹《登幽州台歌》：“是不是一首很小的自由诗？你们曾否在暮色苍茫中登高？曾否从天风里下望莽莽的平芜？曾否在那刹间激起浩荡而苍凉的感慨？古今中外的诗里有几首能令我们这么真切地感到宇宙的精神？有几首这么活跃地表现那对于永恒的迫切呼唤？我们从这寥寥廿二个字里是否便可以预感一个中国，不，世界诗史上空前绝后的光荣时代之将临，正如数里外的涛声预告一个烟波浩渺的奇观？你们的大诗里能否找出一两行具有这种大刀阔斧的开国气象？”
陈子昂故宅破壁上遗留的赵彦昭和郭元振（郭震）的书法作品一直在杜甫眼中闪现。他知道郭元振曾在离射洪八十里处的通泉县（射洪沱牌镇通泉坝）当过县尉，听当地人说，通泉仍保留着郭元振的旧宅。官拜兵部尚书的魏州（河北大名）郭元振，初唐戍边名将，曾以《宝剑篇》名句“虽复尘埋无所用，犹能夜夜气冲天”而名动武后朝野。拨开冬晨的迷雾，杜甫向南边的通泉进发。途中驿站写下《通泉驿南去通泉县十五里山水作》：“溪行衣自湿，亭午气始散。冬温蚊蚋在，人远凫鸭乱。登顿生曾阴，欹倾出高岸。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目穷壮观。山色远寂寞，江光夕滋漫。伤时愧孔父，去国同王粲。我生苦飘零，所历有嗟叹。”沿途风景相当怡人，一川的绮丽，满目的壮观。虽然是冬天，当地气温并不太低，甚至出现了春天才会出现的蚊虫。
涪江中游的通泉名字，可能来源于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向上可通龙安（平武）、向下可达重庆，东岸的绮川渡与西岸的文家渡，以盐业交易而远近闻名。杜甫很快寻觅到了郭元振故居。在《过郭代公故宅》诗中，杜甫再次提及郭氏的《宝剑篇》：
豪俊初未遇，其迹或脱略。代公尉通泉，放意何自若。及夫登衮冕，直气森喷薄。磊落见异人，岂伊常情度。定策神龙后，宫中翕清廓。俄顷辨尊亲，指挥存顾托。群公有惭色，王室无削弱。迥出名臣上，丹青照台阁。我行得遗迹，池馆皆疏凿。壮公临事断，顾步涕横落。高咏宝剑篇，神交付冥漠。
在通泉镇，杜甫还欣赏到初唐大书家和大画家薛稷留下的书画作品。薛稷并未在射洪通泉一带为官，在那儿能见到他的作品，主要缘于其与郭元振的私交甚笃。杜甫最先看见的是薛稷画于通泉县署壁上的鹤图——《通泉县署壁后薛少保画鹤》：
薛公十一鹤，皆写青田真。画色久欲尽，苍然犹出尘。低昂各有意，磊落如长人。佳此志气远，岂惟粉墨新。万里不以力，群游森会神。威迟白凤态，非是仓庚邻。高堂未倾覆，常得慰嘉宾。曝露墙壁外，终嗟风雨频。赤霄有真骨，耻饮洿池津。冥冥任所往，脱略谁能驯。
从诗中可知，这幅壁画由十一只鹤构成，姿态各异，或低头觅食，或长身如人，如同白色的凤凰。无论什么姿态，云霄中的真骨，每一只都神气十足墨色如新，充满傲人的不驯气质。可惜，这些稀世珍宝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珍爱，全都暴露于日晒雨淋之中，最终都会被岁月风蚀毁掉。
在杜甫到达这儿之前的高宗咸亨元年（670），初唐大诗人王勃曾来到涪江岸边的庆善寺（普惠寺），并写下《梓州通泉惠普寺碑》。差不多快一百年过去了，杜甫再次来到这座古寺中，为作《观薛稷少保书画壁》：
少保有古风，得之陕郊篇。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我游梓州东，遗迹涪江边。画藏青莲界，书入金榜悬。仰看垂露姿，不崩亦不骞。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此行叠壮观，郭薛俱才贤。不知百载后，谁复来通泉。
宋人米芾曾经亲见过薛稷在庆善寺中留下的三字遗墨，他在《海岳名言》中记载：“老杜作《薛程慧普寺》诗云：‘郁郁三大字，蛟龙岌发相缠。’今有石本得视之，乃是勾勒倒收笔锋，笔笔如蒸饼，‘普’字如人握两拳，伸臂而立，丑怪难状。由是论之，古无真大字明矣。”显然，米氏并不太欣赏薛稷的书风。宋人王象之在《舆地纪胜》记载，薛稷在该寺聚古堂上方金匾中楷书“惠普寺”三字，盛赞其“方径三尺笔画雄健”。从诗中还可得知，寺中除存有薛稷亲书的三字金匾之外，还存有一幅佛教西方经变壁画：“又挥西方变，发地扶屋椽。惨澹壁飞动，到今色未填。”
值得注意的是，杜甫在成都的身心状态接近于道家的疏懒；到了梓州，似乎对佛教的兴趣更为浓厚，这可能与其避难的境遇和梓州的人文风土相关。杜甫先后游历了梓州佛教名迹牛头寺、兜率寺、惠义寺。还专程拜访了梓州名僧西山上方寺文公，并写下《谒文公上方》一诗，隐隐表露出皈依之心。当然，这只是一时情景所致，并未付诸行动：
野寺隐乔木，山僧高下居。石门日色异，绛气横扶疏。窈窕入风磴，长芦纷卷舒。庭前猛虎卧，遂得文公庐。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吾师雨花外，不下十年馀。长者自布金，禅龛只晏如。大珠脱玷翳，白月当空虚。甫也南北人，芜蔓少耘锄。久遭诗酒污，何事忝簪裾。王侯与蝼蚁，同尽随丘墟。愿闻第一义，回向心地初。金篦刮眼膜，价重百车渠。无生有汲引，兹理傥吹嘘。
杜甫虽然不是佛教徒，但对于佛家故事如数家珍，流落异乡的诗人，突然在梓州高僧文公的身上，看到了一种超然出尘的存在：俯视万家邑，烟尘对阶除。反观自己这个南北奔走的人，实在是被浮名、欲望与诗酒给耽误得太久了。文公向他开示的佛教第一义，如同无价之宝，百年车渠也无法比拟；如同金色的篦子，刮净眼中的云翳。
在梓州期间，诗人曾得到严武属下章彝的多方照顾。章彝时任梓州刺史兼东川留后。广德元年（763）冬天，章彝举行冬猎，场面十分壮观，杜甫为作《冬狩行》，并对章彝过分夸张的狩猎行为进行了讽谏。章彝知道杜甫的诗人习气，也知道他是为自己好。杜甫向章彝表明沿江东下的意图，后者知道后，愿意给予其经济方面的支持，并送给杜甫两根神奇的桃竹杖。
广德元年（763）春天和夏天，杜甫一度离开梓州到阆州、盐亭、绵州、汉州、涪城一带游历，访友和访古。到了阆州，王刺史接待过杜甫，可能还陪同其参观了阆州城北名迹玉台观，杜甫作《玉台观二首》诗，观内有滕王李元婴亭子，作《滕王亭子二首》。阆州城东南八里有南池，那儿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民间歌舞艺术，杜甫作《南池》：“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杜诗中著名的山水诗篇《阆山歌》和《阆水歌》即写于此际。杜甫还从阆州送客到西边的苍溪县，去时有马骑，返回有船坐，显然是受王刺史的照顾，回程途中作《放船》诗。诗人还到访过阆州东边百里之外的严氏溪，并作《严氏溪放歌行》。杜甫的七古通常来说没有李白写得好，这首却写得十分粗放有味，“肥肉大酒”的用语，颇有几分李白气象，可以视为《从事行赠严二别驾》的姐妹篇：
天下甲马未尽销，岂免沟壑常漂漂。剑南岁月不可度，边头公卿仍独骄。费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呜呼古人已粪土，独觉志士甘渔樵。况我飘转无定所，终日戚戚忍羁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与子长夜语。东游西还力实倦，从此将身更何许。知子松根长茯苓，迟暮有意来同煮。
严氏大约是盐亭阆中一带世代相传的大户人家，所以便将其发迹地附近的一条溪水取名为严氏溪。杜甫见到的这位严氏，很可能与严二别驾出自同一个家族，不仅是一名“独觉”的“志士”，也是一位精于养生的隐者，和杜甫一见如故，两人在乱世中的蜀北桃源，在溪水边把酒素月下夜语，相约真老了以后再相聚，一起煮食可以长生不老的茯苓。
不久，杜甫从阆州返回绵州前往汉州，游房公（琯）西湖。房公未见到，倒是见到了房公之前养的一群云朵一样好看的鹅。
广德二年（764）春天，杜甫和家人没有直接从梓州离蜀，而是再次来到阆州。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杜甫要来这儿向故友房琯告别。房琯被肃宗贬出长安后，先后任邠州刺史、晋州刺史和汉州刺史。代宗即位后，玄宗旧臣获得机会，房琯与严武陆续被召回长安。广德元年（763）春天，房琯特进刑部侍郎。可惜房琯最终没能回到长安，于是年初秋客死阆州。拜别房琯墓，杜甫本打算从阆水进入西汉水（嘉陵江），再至渝州（今重庆）东下三峡，又突然想念成都草堂。于是写下《寄题江外草堂》一诗。这实际上是一首草堂营造小史，也是杜甫入蜀几年来的一段心史。
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杜甫在蜀北梓州一带留下漂泊不定的萍踪。杜甫在其晚年所作《衡州送李大夫七丈赴广州》诗中写道：“日月笼中鸟，乾坤水上萍。”正是这样一些细小的浮萍般的踪影，才让这个世界变得无比梦幻和令人迷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