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迄今，认定杜甫思想属于儒家，是一个笼统含混的说法。一部杜诗，杜甫始终反复以儒家自居，经常自称儒生、小儒、老儒、腐儒，另外还有世儒、先儒、儒术、儒家、儒门、儒素、儒冠、儒流、儒衣等，种类极多。据说杜诗“儒”字用了五十多次，这确实是一道张扬自我从属的特殊“风景线”。他曾不无自负地以祖辈“奉儒守官，未坠素业”为家庭传统。又加上自负极高，开口致君尧舜，高自比拟稷契，看来是不折不扣的儒家了。今人强调杜甫“在儒家界内”然而前人很少明白地说杜甫是儒家，所谓“少陵一生却只在儒家界内”，也只是为了与李白“早好纵横，晚学黄老”有个比较。强调杜甫为儒家，倒是今日论者所必言之。比如下面的论断：“他终身服膺且视为安身立命之所的则是儒家思想，是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早期儒家思想。孔、孟所关心的是人间而不是彼界，是人类社会的伦理道德而不是宇宙的本体，所以孔孟之道在本质上是关于立身处世的人生哲学，这也就是杜甫世界观的核心。”“他对于人生抱有坚定的信念，而且把安邦济民视为自己的使命。”“杜甫所以自比稷契，志在天下，最根本的原因是他的思想浸透着儒家的仁爱精神……从爱自身出发，经过爱亲人的中介，最后到达泛爱众人的目标，这种爱是人们乐于接受、易于实行的，它绝不是强制性的道德规范，更不是对天国入场券的预付，而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平凡而又真诚的情感流动。”“杜甫具有强烈的忠君意识……是与爱国爱民思想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二位一体……忠君的目的是施行仁政……因此对无道之君能予以批判。前者是杜甫等同于普通的封建士大夫之处，后者才是杜甫的独特思想风貌。”还有论断指出“杜甫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的内涵：一是君臣修德，君要善于纳谏；二是减少战争；三是薄赋轻徭，以俭德治国。至于忧国忧民的“忧患意识既来源于孔、孟思想体系，也来源于屈、贾的文学传统。这种忧患意识与对国家、人民的责任感是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的……本来低沉压抑的忧患意识已升华成为一种非常积极、非常坚毅的精神力量”。这是迄今为止，颇能代表学界共识的看法，涉及的维度也比较全面。从哲学观点、人生信念、仁爱精神、政治理想、政治器识、忧患意识等角度，进行了详细讨论。以民为本是杜诗里动人的光彩先秦早期的儒家思想，具有发展的动态性。孔、孟、荀三家分别标志儒家思想由创始到发展甚至融汇别家成分，形成三个不同阶段。尤其是孔子与孟子常常作为儒家的权威代表，定位在传统的观念与思想中，而封建社会上层往往推行的是荀子礼与法兼济的政治思想，而且影响深远。然杜甫与荀学无关。孟子对孔子的仁学有继承，而由此推展出尚义思想，仁是讲自身的修养，义则是针对人与人之关系，包括君与臣的关系，以及取予、生死等。孟子由此提出几种重要观点：其一，人性本善，应有恻隐之心，主张己溺人溺、老吾老与幼吾幼的推己及人精神，即民本思想；其二，复由民为本出发，提出“民贵君轻，社稷次之”的平等观念；其三，反对争城争地以战；其四，要求民有田可耕，国家轻赋薄税；其五，养浩然之气，敢当平治天下之大任。以上五端，杜甫均与之息息相关，并且在他的诗里得以全面的体现。孟子思想最为核心的是以民为本，这在杜诗里也同样绽放出动人的光彩。孔子的思想核心是仁，仁者爱人，杜甫本来亦与之相近，并不相悖。但孔子求仁的目的是复礼，维持周公所制定的等级制度，这就与杜甫有了一定的距离。作为寒士的杜甫在天宝升平时代备受上层社会冷漠，在以后的丧乱中又备尝流离之苦，所以对以恢复礼制为终极目的的孔子就不免敬而远之，自然就疏远起来。他在困守长安的第十个年头，即天宝十四年（755年）44岁时，“残杯与冷炙”也尝够了，“到处潜悲辛”也经历够了。他在《醉时歌》里说，相如涤器与扬雄投阁成为士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甘心“饿死填沟壑”，呼喊：“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这固然出于“儒冠多误身”的牢骚，属于“醉时”的狂言，并非是对孔子与儒术的否定，然从愤激语中多少也看出他对孔子并不那么亲近与热心。虽然在临逝之年看到偏僻小县兴建孔庙新学堂，认为是小邑倡大义，高兴地说“周室宜中兴，孔门应未弃”，实际是出于“呜呼已十年，儒服弊于地”的感慨。“朱门酒肉”等语可称诗史对于属于“孔门”的孟子，杜甫是感到亲切的。他最尖锐而深刻的话，恐怕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固然是对大唐帝国奢侈腐朽所造成的贫富悬殊至极的现实的揭露，然而其思想本源乃至措词都源于孟子。《孟子·梁惠王上》说：“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为民父母，行政，不免于率兽而食人，恶在其为民父母也？”这段话的前五句，又在《滕文公下》中出现过一次，这是孟子民本思想的名言。在《梁惠王下》里孟子也说过同样的话：“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还在《公孙丑下》说过相近的话。如果把杜诗与此对照，二者间的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乐动殷胶葛”，杜甫路经骊山听到皇家乐团震天价响的演奏，便想象到玄宗与他的奢侈集团，在进餐时“劝客驼蹄羹，霜橙压香橘”，又看着“中堂舞神仙，烟雾蒙玉质”这样近乎裸体的舞蹈。他自己冻得“指直不得结”，经过“蹴蹋崖谷滑”，怎能不对“赐浴皆长缨，与宴非短褐”的豪贵们予以谴责、加以挞伐呢？而且“老妻寄异县，十口隔风雪”，偌大京华，当时世界第一大都市住不下他家几口人！况且在“岂知秋禾登，贫窭有仓促”时，他的“幼子饿已卒”！他本人虽还享有“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的特权，却已被挤入“冻死骨”的底层。直到去世前一年，他还在《岁晏行》里说“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为小民不得其生而呼喊。孟子肥肉饿莩之论对后世影响甚巨。《汉书·贡禹传》谓贡上书元帝：“今民大饥而死，死又不葬，为犬猪（所）食。人至相食，而厩马食粟，苦其大肥……王者受命于天，为民父母，固当若此乎！”《盐铁论·园池》：“语曰：‘厨有腐肉，国有饥民，厩有肥马，路有馁人。’今狗马之养，虫兽之食，岂特腐肉肥马之费哉？”扬雄《太仆箴》说：“厩多肥马，野有饿殕。”以上均本于孟子名言。王孙子《新书》：“楚庄王攻宋，厨有臭肉，樽有败酒。将军子重谏曰：‘今君厨肉臭而不可食，樽酒败不可饮，而三军之士皆有饥色。’”杜甫身处饥寒之中，对孟子之语感同身受，且如王嗣奭所言：“朱门酒肉等语，皆道其实，故称诗史。”又谓，“自伤其穷。”故其成为千古名言，甚至超过孟子。（作者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原博士生导师）来源：北京日报作者: 魏耕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