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后人评说
后世有不少人受司马迁所惑，未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以致于对李陵持同情态度。但也有一些人能客观分析求证，从扭曲的历史中超脱出来，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明末的大学者，船山先生王夫之，就曾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连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李陵之所以能得到不公正的溢美，这与司马迁在撰史时的偏颇立场是分不开地。若非他“挟私以成史”，以李陵的所作所为，比起洪承畴、汪主席等人又有何不同？为何现今的口碑却有天壤之别？有些人一定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把李陵冒险出兵的动机美化为一腔忠义，这无疑是违背最基本的逻辑与事实地。每个人都清楚，当最高指挥部已经制订好全盘作战部署后，一个将领最好的爱国方式就是服从调遣，做好本职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李陵不甘于做绿叶，不肯为李广利押送辎重，仗着汉武帝的宠信，自己跑去立功，把当绿叶的任务硬推给其他人，其冒险的动机显然是为了博声誉，立军功，而非无私的为国为民之心。冒险成功了，部下死伤大半他也是不世之功；绝境后手下尽皆战死，他这指挥官却降了敌，继续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每当看到李陵之事，笔者便有深刻的感触：当官真好！当小卒太亏！
眼见如今汉奸猖獗，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笔者心中不免忿忿不平。欲将真相揭示于人前，欲让奸邪无所遁形，遂作此文。
后世有不少人受司马迁所惑，未能看清历史的真相，以致于对李陵持同情态度。但也有一些人能客观分析求证，从扭曲的历史中超脱出来，得出客观正确的结论。明末的大学者，船山先生王夫之，就曾在其巨著《读通鉴论》中，对李陵进行了十分尖锐的批判，连为其辩护的司马迁也一起痛贬了一番。
船山先生《读通鉴论》卷三武帝三十：“司马迁挟私以成史，班固讥其不忠，亦允矣。李陵之降也，罪较著而不可掩。如谓有孤军支虏而无援，则以步卒五千出塞，陵自炫其勇，而非武帝命之不获辞也。陵之族也，则嫁其祸于绪；迨其后李广利征匈奴，陵将三万余骑追汉军，转战九日，亦将委罪于绪乎？如曰陵受单于之制，不得不追奔转战者，匈奴岂伊无可信之人？令陵有两袒之心，单于亦何能信陵而委以重兵，使深入而与汉将相持乎！迁之为陵文过若不及，而抑称道李广于不绝，以奖其世业。迁之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而恶足信哉？为将而降，降而为之效死以战，虽欲浣涤其污，而已缁之素，不可复白，大节丧，则余无可浣也。关羽之复归于昭烈，幸也；假令白马之战，不敌颜良而死，则终为反面事雠之匹夫，而又奚辞焉？李陵曰：‘思一得当以报汉’，愧苏武而为之辞也。其背道也，固非迁之所得而文焉者也。
李陵之所以能得到不公正的溢美，这与司马迁在撰史时的偏颇立场是分不开地。若非他“挟私以成史”，以李陵的所作所为，比起洪承畴、汪主席等人又有何不同？为何现今的口碑却有天壤之别？有些人一定要以君子之心度小人之腹，把李陵冒险出兵的动机美化为一腔忠义，这无疑是违背最基本的逻辑与事实地。每个人都清楚，当最高指挥部已经制订好全盘作战部署后，一个将领最好的爱国方式就是服从调遣，做好本职工作，不计个人得失。李陵不甘于做绿叶，不肯为李广利押送辎重，仗着汉武帝的宠信，自己跑去立功，把当绿叶的任务硬推给其他人，其冒险的动机显然是为了博声誉，立军功，而非无私的为国为民之心。冒险成功了，部下死伤大半他也是不世之功；绝境后手下尽皆战死，他这指挥官却降了敌，继续自己荣华富贵的生活。每当看到李陵之事，笔者便有深刻的感触：当官真好！当小卒太亏！
眼见如今汉奸猖獗，冠冕堂皇地欺世盗名，笔者心中不免忿忿不平。欲将真相揭示于人前，欲让奸邪无所遁形，遂作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