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经成都，住在杜甫草堂博物馆附近。
看着偌大的园子，我想，若是杜甫在生前能有这个园子的十分之一，人生大概率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写《元稹之死》时，我提到过：
770年，一个颠沛满生的老人，离世。因为穷，念念叶落归根的老人，终是客死异乡。直到若干年后，其孙攒够了一点点钱，背着老人的遗骨和诗作，迁葬河南。
途经湖北荆州，得遇贬官于此的元稹。传说，老人之孙看过元稹关心民间疾苦的乐府诗，遂央请元稹为老人做墓志铭。元稹默默翻看了老人的诗作，写下《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文中说：
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位被元稹惊为“未有如子美者”的老人，就是杜甫，生前籍籍无名，与其同时代的诗选均未收录杜甫的作品。杜甫本人也写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料定自己的“事后事”注定会很冷清。
但，杜甫遇到了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如风如啸。加之，晚唐垂暮，人心思苦。杜甫的诗开始被广泛传播。至宋朝，杜甫已是“诗圣”。
所谓“杜甫草堂”，原本只是几间风雨不能遮蔽的破房子（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阵风，便能“茅屋为秋风所破”。今日的“草堂”早已不是原貌。晚唐文人韦庄入蜀为官之时，寻到浣花溪畔杜甫居所旧址，发现仅存几根柱子。韦庄命人割茅草，建一间草屋作为标记，便是今日“杜甫草堂”之源起。
杜甫的开局，本是不错。他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自己是西晋名臣杜预之后。
近一些的家脉，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唐中宗时期官拜国子监主簿，家中藏书甚多。诗歌方面，杜审言与宋之问齐名。著文方面，杜审言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这大概就是杜甫能说出：“诗是吾家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原因。
作者：金宏伟
杜甫的父亲，作品不多，但官至兖州司马。杜甫的母家亦是望族，出自当时“五姓七望”之一的清河崔氏。杜甫曾在作品中提及“吾舅尽知名”。
照理说，这样的出身，其人生轨迹大体应当是——年少时快意人间，成年后经邦济世。
可惜，杜甫的人生“由天不由我”，他遇到了李林甫和安史之乱。
当然，少年时的杜甫，还不知道。
事实上，那时候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从“开元全盛日”堕入“城春草木深”，就那么短短数年。如同疫情前的商户、购房者，乃至大厂码农、医生、律师，谁能想到仅仅三年，就关门的关门、失业的失业、断供的断供呢。
据记载，杜甫生于“开元盛世”时期的712年。幼时生活闲适，六岁上下在河南郾城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数十年后，杜甫在夔府别驾元持家中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表演剑舞时，得知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勾起杜甫的童年记忆，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杜甫青年时也曾在洛阳的岐王府中听过“开元第一伶人”李龟年的歌艺。玄宗命李白写给玉环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参《读李白》），其演唱者便是李龟年。安史之乱，玄宗西逃，一度王侯卿相争睹其欢的李龟年，亦混迹流民。数十年后，流浪湖南的杜甫偶遇隐居的李龟年，写下：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此外，我在写《读李白》时提到过，青年时期的李白将作品献给李邕，希望能够得到李邕的指引和提携，可惜李邕认为李白之文虽才华尽显，但略失空谈。气得李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就是这个李邕，读到青年时期的杜甫之作，大为赞赏，以文宗之身而亲访杜甫，足证杜甫的早秀。（杜甫的《壮游》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的就是这段经历。其中，《壮游》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则提及：“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如果非要帮杜甫找点“早年创伤”，那便是他幼年丧母，其父新娶，四岁的杜甫被送到了洛阳的二姑家，一住十余年，自懵懂至青葱。借用今日之概念，杜甫也算是个“留守儿童”。不过，二姑很照顾杜甫。杜甫31岁那年，二姑去世。身为娘家侄子的杜甫原本无须守孝，然而杜甫不但坚持要为二姑披麻戴孝，还为二姑写了一篇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文中提到：
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
翻译一下，说有一次，洛阳时疫，二姑亲子和杜甫同时生病，姑母求问女巫，女巫说只有住在东南方位的孩子才会痊愈。于是，二姑把原本住在东南方位的亲子，搬了出来，让给杜甫。最终，杜甫活了下来，二姑亲子不幸夭折。
这个故事，蛮奇怪。为什么两个孩子只能二选一？我一直没想明白。但鉴于这个故事是杜甫自己写出来的，大概率属实。这至少能证明，虽然杜甫也算“留守儿童”，但并不缺乏关爱。也许，正是长期生活在仁爱的二姑身边，耳濡目染，长大后的杜甫才能传递这份仁爱，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总之，杜甫的青少年，虽然活得像个遗孤，但并不缺爱，也不缺钱，出入华府，山河壮游，完全无法想象，杜甫的终局竟然将是困厄而逝。这期间，杜甫写了很多借景抒志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中小学生必背的《望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清代学人汪师韩在《读杜心解》中评价《望岳》：“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乾隆皇帝也喜欢这首诗，称：”四十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
然而，“欲与岱岳争雄”的杜甫，这时遇到了李林甫。
关于李林甫这个人，传统评价多为负面。如王夫之称李林甫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但《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崔瑞德则提出：
此人历来受到责难，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李林甫彻底修改了税制，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订的全部法典，至14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为相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
当然，如何评价李林甫，不是本文重点。简单介绍一点人物争议，还是基于我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惯于归罪教科书的人，通常是教科书没学好，毕业后读书也不多。
当下许多深受大众熟悉、喜爱的历史作品，常常是作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误用或滥用历史，进而形成某种刻板印象。例如，绝大部分记述杜甫的作品，都会提及李林甫的“野无遗贤”——称玄宗曾诏求天下士子，然而李林甫担心会有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便建议先由郡县长官对参考士子加以甄选。玄宗未能察觉李林甫的歹心，采纳此建议，于是李林甫安排郡县长官将真正有才能的士子统统淘汰，这其中就包括杜甫、高适等后来的巨匠。最终，送到京师的士子被考以诗、赋、论，竟无一人合格。接着，李林甫向玄宗道贺，歌颂玄宗英明伟大，称士子无人中举，恰恰证明了玄宗早已吸纳了全天下的英才，民间再没有遗留的人才，这就是《尚书》所言的“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的盛世啊。
此故事，因载于《资治通鉴》，因此绝大部分人将其视为信史。
但是，这个故事，有几个难于解释的细节。
第一，所谓李林甫担心“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这个说法，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要知道，“对策”不是考中了进士之后，才能与皇帝“对策”。“对策”是考试过程。即，不管士子能不能中举，只要其参加了“对策”考试，就能见到皇帝，就能在“对策”过程中批评李林甫。
第二，《尚书》所谓“野无遗贤”，全文为“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翻译成白话，说的是：“如果确实像这样，那么，好主意就不会被搁置不用，贤才不会被遗弃在田野之间，万邦都会太平。”
《尚书》这句话，是一个假设句——“允若兹”，其所表达的是一种期待——“如果能做到那样”。在文言文中，这种假设句的意思表达，不是“好主意已经全部被采纳了，好人才已经全部被吸收了，万邦都已经安宁了”。恰恰相反，这种假设句是一种鞭策和提醒，希望听这话的人能时时督促自己，及时且不懈地去寻找、发现“好主意和好人才”，让“好主意和好人才”能够得其所用，只有做到这样，才会实现万邦安宁。
虽然，玄宗的执政后期，可用昏聩来评价。但玄宗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不会真的昏聩到错误理解《尚书》？这是一个疑问。
第三，科举繁荣所代表的是人才辈出。对于皇帝，对于朝廷，频繁出现龙虎榜才是天下兴旺的象征。例如宋仁宗时期三苏、二程、张载等人同时上榜。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繁多，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三史、道举等。制科科目又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此外，因玄宗爱好文艺，所以在玄宗执政期间，诗赋也成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擅长上述任何一项，都能打开入仕之门。如果真的出现无一人中榜，那只能说明文脉凋零、青黄不接，哪来的“万邦咸宁”。
第四，开元十四年，即726年，李林甫已官拜御史中丞。随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林甫升任宰相，开启了长达十九年的权相时代。
而王维、王昌龄、颜真卿、崔颢、岑参、钱起等名人，都是玄宗时期的进士。这些人中，除王维中举较早，其他几人基本都是在李林甫已然实权在握期间所考中的进士。如果李林甫真想阻拦“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何以出现如此多的漏网之鱼。
第五，杜甫困屡考屡败，而“野无遗贤”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高适，在749年考中进士，此时依然是李林甫为相的时间段。为什么这时候，李林甫就不怕高适“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了？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说，历史学者的公正，是尽可能地对历史作出客观地理解，哪怕是与自己所偏爱观点相悖的东西，只要是合乎逻辑的，也值得思考。
说了这么多，我无意帮李林甫翻案，也不想证明杜甫就是没本事中举，所以本文依然沿袭杜甫受李林甫排挤的说法。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表达，习以为常地将“野无遗贤”这个故事用于解释杜甫十年困守长安，有些单薄了。如果真的想理解杜甫的坎坷一生，我们还需要占有更多的资料。
而相比于“野无遗贤”这个故事，李林甫的另一项举措，毫无疑问，间接影响了杜甫的人生。那就是李林甫重用胡将，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看着偌大的园子，我想，若是杜甫在生前能有这个园子的十分之一，人生大概率会发生很大的不同。
写《元稹之死》时，我提到过：
770年，一个颠沛满生的老人，离世。因为穷，念念叶落归根的老人，终是客死异乡。直到若干年后，其孙攒够了一点点钱，背着老人的遗骨和诗作，迁葬河南。
途经湖北荆州，得遇贬官于此的元稹。传说，老人之孙看过元稹关心民间疾苦的乐府诗，遂央请元稹为老人做墓志铭。元稹默默翻看了老人的诗作，写下《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文中说：
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这位被元稹惊为“未有如子美者”的老人，就是杜甫，生前籍籍无名，与其同时代的诗选均未收录杜甫的作品。杜甫本人也写过“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料定自己的“事后事”注定会很冷清。
但，杜甫遇到了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如风如啸。加之，晚唐垂暮，人心思苦。杜甫的诗开始被广泛传播。至宋朝，杜甫已是“诗圣”。
所谓“杜甫草堂”，原本只是几间风雨不能遮蔽的破房子（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一阵风，便能“茅屋为秋风所破”。今日的“草堂”早已不是原貌。晚唐文人韦庄入蜀为官之时，寻到浣花溪畔杜甫居所旧址，发现仅存几根柱子。韦庄命人割茅草，建一间草屋作为标记，便是今日“杜甫草堂”之源起。
杜甫的开局，本是不错。他曾在《祭远祖当阳君文》中称自己是西晋名臣杜预之后。
近一些的家脉，杜甫的祖父，叫杜审言，唐中宗时期官拜国子监主簿，家中藏书甚多。诗歌方面，杜审言与宋之问齐名。著文方面，杜审言与崔融、李峤、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这大概就是杜甫能说出：“诗是吾家事”“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的原因。
作者：金宏伟
杜甫的父亲，作品不多，但官至兖州司马。杜甫的母家亦是望族，出自当时“五姓七望”之一的清河崔氏。杜甫曾在作品中提及“吾舅尽知名”。
照理说，这样的出身，其人生轨迹大体应当是——年少时快意人间，成年后经邦济世。
可惜，杜甫的人生“由天不由我”，他遇到了李林甫和安史之乱。
当然，少年时的杜甫，还不知道。
事实上，那时候的所有人都不知道，从“开元全盛日”堕入“城春草木深”，就那么短短数年。如同疫情前的商户、购房者，乃至大厂码农、医生、律师，谁能想到仅仅三年，就关门的关门、失业的失业、断供的断供呢。
据记载，杜甫生于“开元盛世”时期的712年。幼时生活闲适，六岁上下在河南郾城看过公孙大娘的剑器浑脱舞。数十年后，杜甫在夔府别驾元持家中观看临颍李十二娘表演剑舞时，得知李十二娘是公孙大娘的弟子，勾起杜甫的童年记忆，写下《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
五十年间似反掌，风尘澒洞昏王室。
老夫不知其所往，足茧荒山转愁疾。
杜甫青年时也曾在洛阳的岐王府中听过“开元第一伶人”李龟年的歌艺。玄宗命李白写给玉环的“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参《读李白》），其演唱者便是李龟年。安史之乱，玄宗西逃，一度王侯卿相争睹其欢的李龟年，亦混迹流民。数十年后，流浪湖南的杜甫偶遇隐居的李龟年，写下：
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此外，我在写《读李白》时提到过，青年时期的李白将作品献给李邕，希望能够得到李邕的指引和提携，可惜李邕认为李白之文虽才华尽显，但略失空谈。气得李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宣父犹能畏后生，丈夫未可轻年少。”就是这个李邕，读到青年时期的杜甫之作，大为赞赏，以文宗之身而亲访杜甫，足证杜甫的早秀。（杜甫的《壮游》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写的就是这段经历。其中，《壮游》称：“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业嗜酒，嫉恶怀刚肠。 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而《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则提及：“
甫昔少年日，早充观国宾。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如果非要帮杜甫找点“早年创伤”，那便是他幼年丧母，其父新娶，四岁的杜甫被送到了洛阳的二姑家，一住十余年，自懵懂至青葱。借用今日之概念，杜甫也算是个“留守儿童”。不过，二姑很照顾杜甫。杜甫31岁那年，二姑去世。身为娘家侄子的杜甫原本无须守孝，然而杜甫不但坚持要为二姑披麻戴孝，还为二姑写了一篇墓志铭——《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文中提到：
甫昔卧病于我诸姑，姑之子又病间。女巫至，曰：”处楹之东南隅者吉。姑遂易子之地以安我，我是用存，而姑之子卒。
翻译一下，说有一次，洛阳时疫，二姑亲子和杜甫同时生病，姑母求问女巫，女巫说只有住在东南方位的孩子才会痊愈。于是，二姑把原本住在东南方位的亲子，搬了出来，让给杜甫。最终，杜甫活了下来，二姑亲子不幸夭折。
这个故事，蛮奇怪。为什么两个孩子只能二选一？我一直没想明白。但鉴于这个故事是杜甫自己写出来的，大概率属实。这至少能证明，虽然杜甫也算“留守儿童”，但并不缺乏关爱。也许，正是长期生活在仁爱的二姑身边，耳濡目染，长大后的杜甫才能传递这份仁爱，写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总之，杜甫的青少年，虽然活得像个遗孤，但并不缺爱，也不缺钱，出入华府，山河壮游，完全无法想象，杜甫的终局竟然将是困厄而逝。这期间，杜甫写了很多借景抒志的作品，其中就包括中小学生必背的《望岳》：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清代学人汪师韩在《读杜心解》中评价《望岳》：“杜子心胸气魄，于斯可观。乾隆皇帝也喜欢这首诗，称：”四十字气势，欲与岱岳争雄。“
然而，“欲与岱岳争雄”的杜甫，这时遇到了李林甫。
关于李林甫这个人，传统评价多为负面。如王夫之称李林甫为“谋国而贻天下之大患，斯为天下之罪人”。但《剑桥中国隋唐史》的主编崔瑞德则提出：
此人历来受到责难，本书虽不否认李林甫善搞政治权术，但李林甫彻底修改了税制，使财政制度更切合地方实际，这确是一大成就。他修订的全部法典，至14世纪初仍保持其权威性。李林甫为相时的政府对外连续取得了辉煌胜利。
当然，如何评价李林甫，不是本文重点。简单介绍一点人物争议，还是基于我常常引用的一句话——惯于归罪教科书的人，通常是教科书没学好，毕业后读书也不多。
当下许多深受大众熟悉、喜爱的历史作品，常常是作者为了某种目的而误用或滥用历史，进而形成某种刻板印象。例如，绝大部分记述杜甫的作品，都会提及李林甫的“野无遗贤”——称玄宗曾诏求天下士子，然而李林甫担心会有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便建议先由郡县长官对参考士子加以甄选。玄宗未能察觉李林甫的歹心，采纳此建议，于是李林甫安排郡县长官将真正有才能的士子统统淘汰，这其中就包括杜甫、高适等后来的巨匠。最终，送到京师的士子被考以诗、赋、论，竟无一人合格。接着，李林甫向玄宗道贺，歌颂玄宗英明伟大，称士子无人中举，恰恰证明了玄宗早已吸纳了全天下的英才，民间再没有遗留的人才，这就是《尚书》所言的“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的盛世啊。
此故事，因载于《资治通鉴》，因此绝大部分人将其视为信史。
但是，这个故事，有几个难于解释的细节。
第一，所谓李林甫担心“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这个说法，逻辑上就存在问题。
要知道，“对策”不是考中了进士之后，才能与皇帝“对策”。“对策”是考试过程。即，不管士子能不能中举，只要其参加了“对策”考试，就能见到皇帝，就能在“对策”过程中批评李林甫。
第二，《尚书》所谓“野无遗贤”，全文为“允若兹，嘉言罔攸伏，野无遗贤，万邦咸宁。”翻译成白话，说的是：“如果确实像这样，那么，好主意就不会被搁置不用，贤才不会被遗弃在田野之间，万邦都会太平。”
《尚书》这句话，是一个假设句——“允若兹”，其所表达的是一种期待——“如果能做到那样”。在文言文中，这种假设句的意思表达，不是“好主意已经全部被采纳了，好人才已经全部被吸收了，万邦都已经安宁了”。恰恰相反，这种假设句是一种鞭策和提醒，希望听这话的人能时时督促自己，及时且不懈地去寻找、发现“好主意和好人才”，让“好主意和好人才”能够得其所用，只有做到这样，才会实现万邦安宁。
虽然，玄宗的执政后期，可用昏聩来评价。但玄宗作为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会不会真的昏聩到错误理解《尚书》？这是一个疑问。
第三，科举繁荣所代表的是人才辈出。对于皇帝，对于朝廷，频繁出现龙虎榜才是天下兴旺的象征。例如宋仁宗时期三苏、二程、张载等人同时上榜。
唐代科举考试科目繁多，包括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算、三史、道举等。制科科目又包括“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军谋宏远堪任将帅”等等。此外，因玄宗爱好文艺，所以在玄宗执政期间，诗赋也成为进士科主要考试内容。擅长上述任何一项，都能打开入仕之门。如果真的出现无一人中榜，那只能说明文脉凋零、青黄不接，哪来的“万邦咸宁”。
第四，开元十四年，即726年，李林甫已官拜御史中丞。随后，开元二十三年，735年，李林甫升任宰相，开启了长达十九年的权相时代。
而王维、王昌龄、颜真卿、崔颢、岑参、钱起等名人，都是玄宗时期的进士。这些人中，除王维中举较早，其他几人基本都是在李林甫已然实权在握期间所考中的进士。如果李林甫真想阻拦“士子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何以出现如此多的漏网之鱼。
第五，杜甫困屡考屡败，而“野无遗贤”这个故事中的另一个主角，高适，在749年考中进士，此时依然是李林甫为相的时间段。为什么这时候，李林甫就不怕高适“在与玄宗的对策过程中指斥自己的奸恶行为”了？
法国历史学家，年鉴学派代表人物马克·布洛赫在《历史学家的技艺》一书中曾说，历史学者的公正，是尽可能地对历史作出客观地理解，哪怕是与自己所偏爱观点相悖的东西，只要是合乎逻辑的，也值得思考。
说了这么多，我无意帮李林甫翻案，也不想证明杜甫就是没本事中举，所以本文依然沿袭杜甫受李林甫排挤的说法。
说了这么多，只是想表达，习以为常地将“野无遗贤”这个故事用于解释杜甫十年困守长安，有些单薄了。如果真的想理解杜甫的坎坷一生，我们还需要占有更多的资料。
而相比于“野无遗贤”这个故事，李林甫的另一项举措，毫无疑问，间接影响了杜甫的人生。那就是李林甫重用胡将，为“安史之乱”埋下了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