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审视鲁迅先生对于“脊梁”的颂扬之时，我们不得不深刻反思其背后的文化逻辑与历史脉络。鲁迅先生的推崇，似乎根植于一种对传统文化选择性美化的倾向之中，这种浪漫化的滤镜或许遮蔽了更为复杂的历史真相。
他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乃自信力之源泉，然而，“舍身求法”与“为民请命”等精神在当代社会的土壤中，是否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异化与蜕变，这值得我们深切探讨。鲁迅先生笔下所颂扬的“埋头苦干”与“拼命硬干”之士，诸如包拯、海瑞等，他们的形象在历史长河中经过多番雕琢，难免被赋予了维护既有秩序的色彩，成为了封建统治意识形态下的典范。所谓“为民请命”，在很多时候，不过是皇权框架内的一种有限抗争，其最终指向仍是维护专制统治的稳固。
进一步而言，鲁迅先生所倡导的“脊梁”观念，实则隐含了一种精英主义的叙事逻辑。他将“脊梁”的范畴框定于知识分子与革命先驱之内，甚至将中国共产党及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纳入其中，这样的界定无疑将广大民众置于边缘地带，忽视了民众在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作用。鲁迅先生试图通过“脊梁”的存在，来证明民族自信力的绵延不绝，然而，他却有意无意地回避了系统性压迫对个体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在结构性暴力的阴影之下，个体的抗争往往显得势单力薄，邱少云、黄继光等英雄人物的悲壮事迹，虽令人动容，却也不禁让人反思体制性暴力对个体生命的无情吞噬。
鲁迅先生的“脊梁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启蒙话语对历史的一种策略性重构，其目的在于民族危亡之际，为人们提供一份精神的慰藉。然而，这种叙事方式将纷繁复杂的历史简化为一部英雄史诗，不仅掩盖了封建制度的残酷本质，也削弱了民众主体性觉醒的可能性。在当代社会语境下，继续弘扬此类“脊梁神话”，或许只会加剧文化保守主义的泛滥，阻碍我们对真实社会矛盾进行深刻而批判性的反思。
真正的自信力，应当根植于对压迫结构的深刻剖析与解构之上，而非盲目地崇拜历史的幻影。我们应当以更加清醒与理性的态度，重新审视鲁迅先生的“脊梁”论，从中汲取那些跨越时代的普世价值，同时警惕其中可能存在的历史局限性与意识形态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