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庆班”是昆弋班兼唱二黄戏，武生弟子有李顺亭、张琪林、迟定儿、朱小元，所以谭改学老生。可是老生大班有卢胜奎、殷德瑞，过堂的有孙菊仙、汪桂芬。在孙、汪离开“三庆班”后，谭嗓子出来了，可还得老师程长庚传他昆剧《宁武关》，又向昆丑杨鸣玉学《五人义》，还请徐小香教了一出《石秀探庄》。
谭看到程师已有隐退之意，有志执掌“三庆班”，不料光绪四年(1878)，杨月楼在上海开鹤鸣茶园失败，回到北京，正逢程长庚有病，杨到百顺胡同程宅探病，结果程把“三庆班”委托杨月楼代理。杨进“三庆班”，给谭的压力甚大，因为杨扮相、嗓子，武生戏、老生戏，都不是谭所能比拟，因此谭只唱中场戏。光绪五年九月中程长庚病故，杨月楼当上“三庆班”班主，谭鑫培只好带了花面大奎官、花旦孙彩珠、青衣常子和赴上海进金桂茶园演出。可见从少年到青年时代，谭鑫培一直都是难以抬头。
再说所谓有人捧他。就说内廷供奉吧，谭初入选时，其地位居于孙菊仙、汪桂芬之后，谭受慈禧青睐，也在孙、汪离开北京之后。而所谓捧角，是在民国初年时军阀、财阀们兴起的，在谭鑫培青年时代，北京的官僚名士是不敢公开与演员接近的，更不敢公开捧角，个别的也只有捧旦角，而谭鑫培从小是“猴脸”，有谁为他投资捧场！
那么，谭鑫培靠的什么成功的呢？要我说，靠的恰恰是主观条件太差，客观环境恶劣，特别是湖北人在北京吃不开。当时在北京唱戏的，老一帮是苏州籍，都是昆班名伶后代；新一帮是安徽籍，他们虽无苏州籍的老资格，但官僚名士中有不少是安徽籍的，而在北京经商的安徽大同乡则更多，这种政治势力和经济力量其影响是非常之大的。谭鑫培出道时，余三胜已上年纪，被张二奎压倒；在此前，因程长庚的成名，也使得湖北老生王洪贵失去了号召力；另一位湖北籍的做工老生李六，也已沦为唱中场戏。
正是在这样的情祝下，谭一方面着重于演武生，一方面动脑筋、找窍门，而不是单凭苦干、实干。谭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已唱不过王九龄、杨月楼、许荫棠、孙菊仙、汪桂芬、龙长胜，做不过张胜奎、卢台子（胜奎）、孙春恒、李六和晚辈刘景然，于是他就另辟蹊径
首先是他有勇气敢于推翻传统，把戏班群体制改为明星制，由他个人挑大梁，成立同春班（光绪二十二年）；首创乐队依据角儿调门定弦，推翻了原来以正工调为标准的歌律，而一扫穷喊直叫的高调门唱法。这样就可以把多余的气和力，用在字正腔圆的工夫上，做到了唱者顺口，听者顺耳。
另外，他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武生底子的优势，以卓绝的身手腰腿工夫显露在舞台上，所以无论是褶子戏、官衣戏，还是穿蟒扎靠戏，都边式好看。
再者，他脸上的神气、眼中的神情和嘴上的出语，用今天的话来说，都已经具有了“个性”，而一扫前辈老生的一般化
还有，谭鑫培极力回避当时著名同业的看家戏，而唱冷戏，甚至唱开锣戏，如《盗宗卷》、《天雷报》、《庆顶珠》、《琼林宴》、《伐东吴》、《黄金台》、《南天门》、《乌龙院》等，而且把这些戏演成了自己的看家戏。
他还在一些“戏”上做文章，如《洗浮山》后面添《托兆》，唱大段“反二黄”，《失街亭》后面演出《空城计》，再接《斩马谡》，花面戏《沙陀国》改为老生唱，化名《珠帘寨》等，谭鑫培就是这样从多方面入手，在看似无路可走的情况下而终成大器的，正所谓“穷而后工”。
《艺坛》第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