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华书局，2020年，10卷）
按照《周礼》的界定，“以军礼同邦国”，“以嘉礼亲万民”，前者注重武力惩戒与征伐，后者注重与各方的交流。周代实行分封制，礼乐是维护这一制度的基础。秦灭六国、行郡县制以后，“礼”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渐趋衰落。

北宋是射礼频繁举行的高峰期，不过主要采用《开元礼》中顺带提及的“燕游小射之礼”，宋人称为“宴射”。特别是在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宴射极为频繁，太宗时期，确立了幸金明池观水戏之后幸琼林苑宴射的流程，真宗朝则在宴射中增添了文学气息，皇帝作诗赏赐近臣、大臣应制奉和，是这一时期的常规形式。

古代民间称五月为“恶月”，此时天气迅速变热，日照强烈，容易出现各种瘟疫和疾病。因此，端午节庆的目的之一就是转“恶”为安，体现在各种节物与习俗中。
紫苏，又名“桂荏”，花淡紫色，种子可榨油，嫩叶可以吃，叶、茎和种子均可入药。

六月六日过生日的崔府君，是唐宋时期所信仰的幽冥地府中一个位高权重的神灵。崔府君的本庙在磁州，当地对崔府君的供奉约始于八世纪。宋太宗淳化初年，在首都开封城北建起崔府君庙。真宗时期重修祠庙，命京师北郊与磁州奉之如岳祠，每年春秋遣官致祭。

古代之所以重视三伏，是因这段时间阳光毒恶，销烁万物，损人健康，故而伏藏以避之。汉代人甚至说“伏日，万鬼所行，故伏”。由于闭关在家，诸事不做，汉魏时人“日有饮食之会”。
此风在东汉末年袁绍的军队中尤其盛行，史书记载袁绍子弟与部下“常以三伏之际，昼夜酣饮极醉，至于无知，云以避一时之暑”（唐人徐坚《初学记·岁时部》），后世北方河朔一带，遂有“避暑饮”的习俗。

“三伏”出现在小暑与处暑之间，相当于阳历的七月中旬到八月中旬，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时候。
曹丕《与朝歌令吴质书》：“浮甘瓜于清泉，沉朱李于寒水。”谓天热把瓜果用冷水浸后食用，后以“浮瓜沉李”借指消夏乐事，亦用以泛指消夏果品。

“七夕节”一词首见于宋代，最早使用这个词汇的人，是宋太祖赵匡胤。建隆元年（960）太祖亲征北汉，从前线派人送手札回汴梁城，说：“今七夕节在近，钱三贯，与娘娘充作剧钱；千五与皇后、七百与妗子，充节料。”（宋人蔡絛《铁围山丛谈》）

北魏时期，“三元说”正式出现，以正月、七月、十月的望日（十五日）为“三元”。宋太祖、太宗时期，规定中元节开封城也要依上元之例，张灯三夜。
古人称立春、立夏、立秋、立冬四个节气为“四立”，分别是春、夏、秋、冬四季中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每个季节的开始。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四立”是农业生产中生、长、收、藏四个重要节点的开始，“四立”之日要“迎气于四郊”，举行祭祀活动。

楸树得名于“秋”，因为它和“一叶落而天下知秋”的梧桐一样，早秋就开始落叶，加之叶片阔大，极为引人注目、动人秋思。
据文献记载，北魏青州（今山东潍坊）枣树栽培已经相当兴盛。北周时，杨广曾将一石青州枣作为珍肴赐给高僧法藏。隋唐以后，青州成为全国最著名的产枣区，唐代青州枣与安邑（今山西运城）枣同为献给朝廷的贡物。

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农耕生产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基础。先民们认为，人类得以在大地上繁衍生息，是因为土地具有孕育生命、承载万物的能力，因此对土地的崇拜，成为古代先民思想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祭祀土地神的祭坛称为“社”。

天宁节是庆祝徽宗皇帝生日的节日，时间是农历十月十日。中国古代以帝王生辰设立节日，始于唐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当时宰相源乾曜、张说等人建议，以玄宗生日八月五日为“千秋节”。

古代统治者受“以德配天”和“天人感应”思想的影响，为了向上天表示自己“宽政以仁”，在刑法上创制了赦宥制度，向臣民昭示皇帝“其仁如天”的品质，使臣民感恩，缓和矛盾，上下相安。在中国古代王朝中，宋代是使用赦宥次数最多的王朝，“自祖宗以来，三岁遇郊则赦，此常制也。世谓三岁一赦，于古无有”（《宋史·刑法志》）。

大庆殿是北宋皇宫的正殿，是皇宫里最为雄伟壮丽的殿宇。冬至前三日，天子住宿在大庆殿斋戒。次日祭祀于景灵宫，当晚斋宿于太庙。
宋徽宗在位25年，颁发了25道覆盖全国范围的大赦令，其中南郊大赦八次。郊毕驾回，登宣德楼颁发大赦天下的敕书，生杀予夺之权尽在一人之手，是君主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最直观表现。

据目前所见文献，韭黄在北宋中期已出现在大众餐桌上。黄庭坚有诗句“韭黄照春盘，菰白媚秋菜”。北宋时期韭黄是冬季和初春的蔬菜，应是由于北方冬季寒冷、主要在室内培植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