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在我于京都大学哲学系讲坛执教的二十年里，有三位满怀厚望、学业有成却英年早逝的才俊。起初是野崎广义，接着是冈本春彦，然后是三土兴三。尤其是野崎广义君，因与四高的渊源，与我最为亲近。自君离世，已过去二十余载。此次，值务台、高坂两君将君之遗稿再版之际，我对这位故人的思念之情更加难以自已。真挚的东西，无论何时都能打动人心。
——昭和十七年夏 西田几多郎
序
野崎君骤然离世，屈指算来，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难以承受的思绪，如今已化为澄澈的记忆影像，时而在我心的迷宫中徘徊。然而，你与我之间有着怎样的宿世因缘。对你的记忆已深深织入我心的历史，难以从我的存在中割舍。无论是悲伤之时，还是喜悦之时，对你的记忆都将长久地在我灵魂的竖琴上奏响一支旋律。
死亡是悲伤的，但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纯洁、更美丽了。你就像一个疯狂的灵魂，为了追寻深邃、真实的东西，在苦痛中逝去。你的死，与手举花束，在水草清澈的河面上，歌唱着漂流而下的奥菲莉亚何其相似啊！
——大正九年四月 西田几多郎
作为忏悔的哲学
对我来说，这四五年是穿越黑暗，在沙漠中跋涉的生活。
在光消失的地方，所有局促的空间约束都被打破，不可思议的世界的大门就会开启。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先知骑着马从世界的此端到彼端，而桶里的一滴水都未漏尽，但凡人却脱去了他的肉和骨，在泪河中洗净了他的生命。然而，先知所展现的不可思议，并非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所以不可思议，是因为它展现在凡人身上。
不可思议的姿影封印在现实与空想的缝隙之中。因此，那些想要遭遇不可思议的人，只要深陷现实，就只能在字典中找到它的解释。只要沉湎于空想，不可思议就会隐藏在诗行之间。不可思议只能是凡人被某种不可抗的强力逼入现实与空想的角落，身不由己地挣扎时，才能发现的实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自己的生命去往何方也无从知晓的境地。这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深渊。在那里，泪水欢笑，黑暗闪耀。
这样的境地，对于住在此世之中的人，是做梦也见不到的。但对于半个腿已踏出悬崖却仍要活下去的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天才和动物怎么样，但凡人的净土确实在这里。看来我的沙漠之旅终于踏入了这不可思议之境。按照以往做学问的习惯，我暂且称之为“真理”。
在生活明朗的时期，我并非没有思考，而当生活陷入黑暗，我更是不得不思考。尽管如此，如今回首往昔，那时的思考似乎不过是单纯的呼吸而已。现在的我，只想从这无底深渊的黑暗中审视一切。毕竟，即使我从里面爬出，也不得不再次跳入其中。我不再属于现实，也不再属于空想。我在那里没有栖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这个深渊之外，我再无现实或空想。奇怪的是，曾经看似广阔的现实和空想的世界，如今看来，只是这深渊入口处的蛛网。在思想上落入其中，也可以说是被言语和逻辑所囚禁。站在真理门外，心怀畏惧窥视的人，往往会被这蛛网糊得满脸漆黑。
然而，试图在这真理之中审视、真正思考的人，绝不会无视逻辑，也不会断绝言语。单纯地断绝言语、无视逻辑，只会再次落入蛛网。从必然中抽象出来的自由，与从自由中抽象出来的必然一样，都充当着蛛网的角色。绝对自由与绝对必然是一体的。要在思想中体认这一点，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逻辑，将灵魂织入言语。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巨大的矛盾。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只是落入蛛网，而是自己成为那蛛网。似乎难以接受这就是摆脱了现实与空想后的状态。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那被现实与空想吞噬的真实，其实是吞噬了现实与空想的真实，那么这就不再难以接受。或许后一个事实看起来更离奇，但此刻，就让这离奇保持离奇吧。思辨本就伴随着离奇。
这样想来，逻辑本身似乎也需要“进食”。不仅如此，如果逻辑本身不能成为喜怒哀乐，那么委身于思索的人，又何来真实与力量？无论拥有多么庞大的思想体系，无论知晓多少言辞，终究不过是些徒有其表的人罢了。对于这样的人，泪水不会欢笑，黑暗也不会闪耀。
无底深渊的真理，既不能被论证，也不应被论证。然而，妥协的逻辑总是无法承认这最后的事实。有些人认为真理应被论证，就像永远无法靠近中心点的木马，只是在周围打转。有些人则认为真理无需论证，如同站在赤道上遥想极光，坚信发光之物无论看与不看都会发光。对于那些满足于堆砌僵死概念壁垒的人来说，这样或许就已足够。但当人们面临绝望的深渊，所恋慕的真理，是无法通过这样外在的逻辑展现其姿影的。
为了真理，学者有时甚至必须将自己最珍视的学问如尘土般舍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在摆脱了他所执着的、甚至不惜杀人的外在逻辑时，他的真实生活的帷幕才得以拉开，从而能够真正地爱上索尼娅。或者说，只有当他能够真正地爱上索尼娅时，他才摆脱了外在的逻辑。索尼娅象征着他最终追寻的真理，这位可怜的少女。随着与这终极真理的内在交流，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Vita nova）闪耀出光芒。我坚信，这“新生”，对于生活在哲学思索中的人来说，才是真实的逻辑。
若以新生之光审视自己过往的生活，一切皆是罪恶与虚伪。新生始于对罪恶的自觉。这就如同火焰在冰中燃烧，黑暗在黑暗中发光。罪恶在对罪恶的自觉中诞生。新生并不是要消灭罪恶，而是承认罪恶，并使之诞生。在思想上承认就是诞生。因此，在新生开始之前，无所谓罪恶。新生的发展，就是罪恶的发展。而进入新生，无疑就是进入那无底深渊。只有从这里审视，现实与空想才会诞生。这两者在“罪恶”的名下，才成为神之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罪恶的现实与空想，对于净土而言毫无用处。
不断在真理中思考，至少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新生的发展。因此，对于神自己或许都不知晓的、从现实与空想中挣扎过来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断忏悔自己罪孽的过程。没有忏悔，就没有哲学。故此，真正思考的人，都必须是罪人。带着不得不思考的境遇与性格来到世界的人，如果仅被视为被肉与血包裹的骸骨，那绝不是享受过快乐的人生。这样的人，若不被神圣的恩宠照耀，便毫无活下去的价值。神圣的恩宠，是被允许知晓自己的罪恶终究不可饶恕的无上权利。这一权利，应通过在圣像前啜泣、双手合十深深垂首来践行。当魏尔伦心中强烈涌起忏悔之情时，如果他能跪在巴黎圣母院的圣母像前，想必会沉浸在深深的冥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歌唱。最高贵的哲学，建立在对不可饶恕之事的透彻洞察之上。
如果哲学对我的生活具有深远意义，那它应是忏悔的哲学。因为真正的思考，就是忏悔。思想的发展意味着忏悔变得纯粹。曾经，我甚至认为忏悔应在真理面前进行，向外界发表自己微不足道的思想毫无意义。但仔细想来，如果认为在审视自己与真理的内在关系时，存在不同的思考，也就是忏悔，那么我的思想、我的忏悔，就不应作为仅属于我一人的思想和忏悔，被关在心中，而应公之于众。然而，作为忏悔的思想告白，并非为了教导世人，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逻辑的敏锐。忏悔若是真正的忏悔，就应准备好承受众人的石头。索尼娅不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过吗：“站在街头，向路人呼喊你杀了人。”热爱真理、顺从真理的人，应始终倾听这声音。真理不仅要求人在自己面前忏悔，也要求人在一切面前忏悔。真理绝不宽容。而正是在这绝不宽容之中，蕴含着真理的慈悲。正因如此，凡人方能成为超人。如果真理本身优柔寡断，人类终将沦为蚯蚓。
哲学家们总是力求逻辑严密，翻阅哲学史，任何人都能轻易察觉到这一点。现代哲学家们更是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但这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呢？在我所谓的作为忏悔的哲学中，是否也要求这种逻辑严密呢？是的，正因为哲学是忏悔，它才不得不更加逻辑严密。不仅如此，正因为如此，严密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努力，才会变得清晰明了。
思想的严密，如果不是基于对不可饶恕之事的透彻洞察和忏悔之念，就无法作为强烈的要求显现出来。单纯为了严密而严密，不过是语言的游戏。当然，从作为忏悔的哲学的角度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游戏，哲学本身也是游戏。但在贯彻忏悔的那一念中，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严肃，指的是源于真实的要求的严密。
或许有人会说，作为忏悔的哲学并非理论的，而是实践的，因此从中获得的是实践的严密，而非理论的严密，认为通过前者能获得后者的人，是混淆了实践与理论。这样的疑问是普通人容易产生的。尤其是那些认为哲学家应在名为“思索”的水晶高塔中超越世俗、沉醉于先天之梦的人，可能会觉得忏悔的哲学已然堕落为说教。然而，理论与实践的界限，究竟是由何种约束构成的呢？哲学与说教的区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哲学中审视自己忏悔的人，只会努力不被所有的约束和预见所迷惑，一心热望回归根本。将自己整个投入无底深渊，深刻而强烈地忏悔自己的罪恶。只是“罪恶”一词，太过容易被狭隘地理解，我所说的罪恶，指的是人祖偷吃智慧之果后开始的普遍的人性活动。这样的东西，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人自觉到这一点，忏悔便开始了。超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说教的对立，至深至高的哲学就此展开。
这样的哲学，是在神圣的恩宠中诞生的逻辑，是超越一切又对一切感到同情的世界苦痛的自觉。真正的哲学家，自觉到自己的苦痛、自己的罪恶，也是世界的苦痛、世界的罪恶。让我们再次回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他能够爱上索尼娅时，他也能与那些迄今仍厌恶且被厌恶着的同一间监狱的囚犯们，从心底融为一体。他之所以能够同情其他罪人，是因为他向真理真诚地忏悔了真实的自己。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是哲学家，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表明，我所相信的真实的哲学，应当通过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内在过程而产生。
如今，许多现代哲学家将文明批评、文化支持视为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职，他们的意气理应十分高昂。但他们不应忘记，承担这一职责，意味着背负极其沉重的十字架。他们是否真的在自己内心自觉到世界的苦痛、世界的罪恶，并贯彻忏悔之念呢？如果没有，他们不仅会被梅菲斯特嘲笑，也会被神嘲笑。
或许，迄今为止我所阐述的告白与要求，只是从黑暗走向黑暗的言语，在光明的世界里并不适用。（大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在我于京都大学哲学系讲坛执教的二十年里，有三位满怀厚望、学业有成却英年早逝的才俊。起初是野崎广义，接着是冈本春彦，然后是三土兴三。尤其是野崎广义君，因与四高的渊源，与我最为亲近。自君离世，已过去二十余载。此次，值务台、高坂两君将君之遗稿再版之际，我对这位故人的思念之情更加难以自已。真挚的东西，无论何时都能打动人心。
——昭和十七年夏 西田几多郎
序
野崎君骤然离世，屈指算来，已是多年前的事了。当时难以承受的思绪，如今已化为澄澈的记忆影像，时而在我心的迷宫中徘徊。然而，你与我之间有着怎样的宿世因缘。对你的记忆已深深织入我心的历史，难以从我的存在中割舍。无论是悲伤之时，还是喜悦之时，对你的记忆都将长久地在我灵魂的竖琴上奏响一支旋律。
死亡是悲伤的，但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纯洁、更美丽了。你就像一个疯狂的灵魂，为了追寻深邃、真实的东西，在苦痛中逝去。你的死，与手举花束，在水草清澈的河面上，歌唱着漂流而下的奥菲莉亚何其相似啊！
——大正九年四月 西田几多郎
作为忏悔的哲学
对我来说，这四五年是穿越黑暗，在沙漠中跋涉的生活。
在光消失的地方，所有局促的空间约束都被打破，不可思议的世界的大门就会开启。也许就在这个时候，先知骑着马从世界的此端到彼端，而桶里的一滴水都未漏尽，但凡人却脱去了他的肉和骨，在泪河中洗净了他的生命。然而，先知所展现的不可思议，并非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之所以不可思议，是因为它展现在凡人身上。
不可思议的姿影封印在现实与空想的缝隙之中。因此，那些想要遭遇不可思议的人，只要深陷现实，就只能在字典中找到它的解释。只要沉湎于空想，不可思议就会隐藏在诗行之间。不可思议只能是凡人被某种不可抗的强力逼入现实与空想的角落，身不由己地挣扎时，才能发现的实在。稍有不慎，就会陷入自己的生命去往何方也无从知晓的境地。这是一个黑暗的无底深渊。在那里，泪水欢笑，黑暗闪耀。
这样的境地，对于住在此世之中的人，是做梦也见不到的。但对于半个腿已踏出悬崖却仍要活下去的人，是至关重要的。我不知道天才和动物怎么样，但凡人的净土确实在这里。看来我的沙漠之旅终于踏入了这不可思议之境。按照以往做学问的习惯，我暂且称之为“真理”。
在生活明朗的时期，我并非没有思考，而当生活陷入黑暗，我更是不得不思考。尽管如此，如今回首往昔，那时的思考似乎不过是单纯的呼吸而已。现在的我，只想从这无底深渊的黑暗中审视一切。毕竟，即使我从里面爬出，也不得不再次跳入其中。我不再属于现实，也不再属于空想。我在那里没有栖身之地。这就是为什么除了这个深渊之外，我再无现实或空想。奇怪的是，曾经看似广阔的现实和空想的世界，如今看来，只是这深渊入口处的蛛网。在思想上落入其中，也可以说是被言语和逻辑所囚禁。站在真理门外，心怀畏惧窥视的人，往往会被这蛛网糊得满脸漆黑。
然而，试图在这真理之中审视、真正思考的人，绝不会无视逻辑，也不会断绝言语。单纯地断绝言语、无视逻辑，只会再次落入蛛网。从必然中抽象出来的自由，与从自由中抽象出来的必然一样，都充当着蛛网的角色。绝对自由与绝对必然是一体的。要在思想中体认这一点，就必须将自己的生命投入逻辑，将灵魂织入言语。乍看之下，这似乎是巨大的矛盾。因为这样一来，就不只是落入蛛网，而是自己成为那蛛网。似乎难以接受这就是摆脱了现实与空想后的状态。但是，如果人们认识到那被现实与空想吞噬的真实，其实是吞噬了现实与空想的真实，那么这就不再难以接受。或许后一个事实看起来更离奇，但此刻，就让这离奇保持离奇吧。思辨本就伴随着离奇。
这样想来，逻辑本身似乎也需要“进食”。不仅如此，如果逻辑本身不能成为喜怒哀乐，那么委身于思索的人，又何来真实与力量？无论拥有多么庞大的思想体系，无论知晓多少言辞，终究不过是些徒有其表的人罢了。对于这样的人，泪水不会欢笑，黑暗也不会闪耀。
无底深渊的真理，既不能被论证，也不应被论证。然而，妥协的逻辑总是无法承认这最后的事实。有些人认为真理应被论证，就像永远无法靠近中心点的木马，只是在周围打转。有些人则认为真理无需论证，如同站在赤道上遥想极光，坚信发光之物无论看与不看都会发光。对于那些满足于堆砌僵死概念壁垒的人来说，这样或许就已足够。但当人们面临绝望的深渊，所恋慕的真理，是无法通过这样外在的逻辑展现其姿影的。
为了真理，学者有时甚至必须将自己最珍视的学问如尘土般舍弃。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正是在摆脱了他所执着的、甚至不惜杀人的外在逻辑时，他的真实生活的帷幕才得以拉开，从而能够真正地爱上索尼娅。或者说，只有当他能够真正地爱上索尼娅时，他才摆脱了外在的逻辑。索尼娅象征着他最终追寻的真理，这位可怜的少女。随着与这终极真理的内在交流，拉斯柯尔尼科夫的“新生”（Vita nova）闪耀出光芒。我坚信，这“新生”，对于生活在哲学思索中的人来说，才是真实的逻辑。
若以新生之光审视自己过往的生活，一切皆是罪恶与虚伪。新生始于对罪恶的自觉。这就如同火焰在冰中燃烧，黑暗在黑暗中发光。罪恶在对罪恶的自觉中诞生。新生并不是要消灭罪恶，而是承认罪恶，并使之诞生。在思想上承认就是诞生。因此，在新生开始之前，无所谓罪恶。新生的发展，就是罪恶的发展。而进入新生，无疑就是进入那无底深渊。只有从这里审视，现实与空想才会诞生。这两者在“罪恶”的名下，才成为神之世界的一部分。没有罪恶的现实与空想，对于净土而言毫无用处。
不断在真理中思考，至少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是新生的发展。因此，对于神自己或许都不知晓的、从现实与空想中挣扎过来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断忏悔自己罪孽的过程。没有忏悔，就没有哲学。故此，真正思考的人，都必须是罪人。带着不得不思考的境遇与性格来到世界的人，如果仅被视为被肉与血包裹的骸骨，那绝不是享受过快乐的人生。这样的人，若不被神圣的恩宠照耀，便毫无活下去的价值。神圣的恩宠，是被允许知晓自己的罪恶终究不可饶恕的无上权利。这一权利，应通过在圣像前啜泣、双手合十深深垂首来践行。当魏尔伦心中强烈涌起忏悔之情时，如果他能跪在巴黎圣母院的圣母像前，想必会沉浸在深深的冥想之中。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歌唱。最高贵的哲学，建立在对不可饶恕之事的透彻洞察之上。
如果哲学对我的生活具有深远意义，那它应是忏悔的哲学。因为真正的思考，就是忏悔。思想的发展意味着忏悔变得纯粹。曾经，我甚至认为忏悔应在真理面前进行，向外界发表自己微不足道的思想毫无意义。但仔细想来，如果认为在审视自己与真理的内在关系时，存在不同的思考，也就是忏悔，那么我的思想、我的忏悔，就不应作为仅属于我一人的思想和忏悔，被关在心中，而应公之于众。然而，作为忏悔的思想告白，并非为了教导世人，也不是为了炫耀自己逻辑的敏锐。忏悔若是真正的忏悔，就应准备好承受众人的石头。索尼娅不是对拉斯柯尔尼科夫说过吗：“站在街头，向路人呼喊你杀了人。”热爱真理、顺从真理的人，应始终倾听这声音。真理不仅要求人在自己面前忏悔，也要求人在一切面前忏悔。真理绝不宽容。而正是在这绝不宽容之中，蕴含着真理的慈悲。正因如此，凡人方能成为超人。如果真理本身优柔寡断，人类终将沦为蚯蚓。
哲学家们总是力求逻辑严密，翻阅哲学史，任何人都能轻易察觉到这一点。现代哲学家们更是在这方面不断努力。但这是为了什么而努力呢？在我所谓的作为忏悔的哲学中，是否也要求这种逻辑严密呢？是的，正因为哲学是忏悔，它才不得不更加逻辑严密。不仅如此，正因为如此，严密究竟是为了什么而努力，才会变得清晰明了。
思想的严密，如果不是基于对不可饶恕之事的透彻洞察和忏悔之念，就无法作为强烈的要求显现出来。单纯为了严密而严密，不过是语言的游戏。当然，从作为忏悔的哲学的角度看，人世间的一切都是游戏，哲学本身也是游戏。但在贯彻忏悔的那一念中，一切都变得严肃起来。严肃，指的是源于真实的要求的严密。
或许有人会说，作为忏悔的哲学并非理论的，而是实践的，因此从中获得的是实践的严密，而非理论的严密，认为通过前者能获得后者的人，是混淆了实践与理论。这样的疑问是普通人容易产生的。尤其是那些认为哲学家应在名为“思索”的水晶高塔中超越世俗、沉醉于先天之梦的人，可能会觉得忏悔的哲学已然堕落为说教。然而，理论与实践的界限，究竟是由何种约束构成的呢？哲学与说教的区别，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在哲学中审视自己忏悔的人，只会努力不被所有的约束和预见所迷惑，一心热望回归根本。将自己整个投入无底深渊，深刻而强烈地忏悔自己的罪恶。只是“罪恶”一词，太过容易被狭隘地理解，我所说的罪恶，指的是人祖偷吃智慧之果后开始的普遍的人性活动。这样的东西，潜藏在每个人的内心。当人自觉到这一点，忏悔便开始了。超越理论与实践、哲学与说教的对立，至深至高的哲学就此展开。
这样的哲学，是在神圣的恩宠中诞生的逻辑，是超越一切又对一切感到同情的世界苦痛的自觉。真正的哲学家，自觉到自己的苦痛、自己的罪恶，也是世界的苦痛、世界的罪恶。让我们再次回到拉斯柯尔尼科夫。当他能够爱上索尼娅时，他也能与那些迄今仍厌恶且被厌恶着的同一间监狱的囚犯们，从心底融为一体。他之所以能够同情其他罪人，是因为他向真理真诚地忏悔了真实的自己。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拉斯柯尔尼科夫是否是哲学家，对我来说并不重要。我只是想表明，我所相信的真实的哲学，应当通过在他身上所看到的那种内在过程而产生。
如今，许多现代哲学家将文明批评、文化支持视为自己引以为傲的天职，他们的意气理应十分高昂。但他们不应忘记，承担这一职责，意味着背负极其沉重的十字架。他们是否真的在自己内心自觉到世界的苦痛、世界的罪恶，并贯彻忏悔之念呢？如果没有，他们不仅会被梅菲斯特嘲笑，也会被神嘲笑。
或许，迄今为止我所阐述的告白与要求，只是从黑暗走向黑暗的言语，在光明的世界里并不适用。（大正五年十二月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