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年，是盼来的。
那是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计划经济时期；我的家乡又是在沂蒙山的群山深处，我们家有奶奶、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五个，一共八口人，却只有父亲和我大哥两个人在生产队干活。我们兄妹四个都在上学，二哥上高中，三哥上初中，我和妹妹上小学。一家人，人口多，劳力少；那些年，我们家所在的生产队，一个成年壮劳力干一天活儿，记10个工分儿（三秋大忙时节，一天记12个工分儿），年终结算，10分工的工值，最高没有超过四角五分钱。如果因为旱、涝等自然灾害而收成不好的年份，劳力少人口多的家庭，年终往往还得往生产队倒找钱。
记得有一年，秋后分红，我们家扣除了口粮款和春天时候的贷款等款项后，拿到手的现金是0.50元。在我小时候的记忆里，我们家年终分红最多的一次，是在二哥、三哥高中毕业后都在生产队里干活的那一年，年终开了四十五元零几角钱。那天晚上，父亲把钱拿回家，望着那一元、两元、五元的一叠钱，全家人都喜笑颜开！
因为如此，所以，日子过得比较的清淡。
我们一家八口人，早饭，按照习惯，是不炒菜的，就是煎饼、窝头、地瓜一类家常饭，就着自家腌制的萝卜咸菜吃。中午，如果是夏季、秋季，一般是炒菜吃的。我们家做饭，母亲大多负责摊煎饼，奶奶大多负责烧水、炒菜。奶奶炒菜的时候，如果我已经放学到了家，我有时候会在旁边帮着填把柴草，其实是想闻一闻那股油香（嘿嘿）！当锅烧热了，奶奶就端过那个盛着腥油（猪大油）的小瓷罐儿，靠到炒锅边上，拿过一双筷子，挑出一筷子头儿的油，“当当”两声响，把油“点”到了锅里，再倒入几片葱花，捏上一捏盐，就听“哧啦——”一声，一股糊了的油盐之香立时沁人心脾！
白面是很珍贵的，要留着防备节日和平时来了客人，还有年后招待亲友时用。平时，自己家里吃饭，是不舍得吃馍馍（馒头）和包子的(在老家，我们把饺子叫“包子”；把包子叫“大包子）。
记得上三年级时的那年春季的一天，我感冒发烧不想吃饭，奶奶用小瓢从瓷瓮里挖了半小瓢麦子，让我去大队的馍馍房换回来一个白白的馍馍——轻轻地咬一小口，那个好吃！那香喷喷甜丝丝的感觉！感冒立时就好了一大半儿！
如果不是家里来了客人（老家的方言里，把客人叫“kei”），如果不是逢年过节，那平时炒的菜里，是绝少见到肉的。就是油、盐炒白菜、萝卜之类的自家“自留地”里种的青菜。而到了冬季和年后青黄不接的春天，那就只能以大白菜和自家腌的萝卜咸菜为“主菜”了。当连萝卜咸菜也吃没了呢？那年春季的一天，做中午饭的时候，奶奶就往锅里点了两点儿油，抓进了一把细盐，那顿饭就的菜，就是又香又咸的“糊盐”。
就算是炒菜，也不就是炒上那小半小炒锅的菜，拿碗来盛，也不过是两白碗罢了。八个人，这点儿菜，怎样才能顺利地从饭头吃到饭尾呢？我懒得去动脑子思考这个高、难的“菜题”；倒是我的三个哥哥凑在一起，三嘴三舌，议论不休。也不知道讨论了几回，正应了那句俗语：“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一个“史无前例”的绝妙、科学的吃菜方法，终于诞生了！
饭拿在手中、吃在口里，菜端上来了，这个时候，我们兄弟四人（妹妹还太小，不在这”吃菜条例“限制之列）手拿筷子，口中开始慢速地默数“1；2；3；4；5；....”；当数到“20”的时候，方才慢慢出筷，挑第一口菜。嚼细咽下，再慢速地默数“1；2；3；4；5；....”。
这个妙法绝对有效！第一次实施，那碗菜不但顺利地坚持到了最后，而且还有了剩余！奶奶和母亲都纳了闷儿：
“孩子们怎么了？都不大想吃饭？”
在青黄不接的春天里，如果一家人都觉得饭菜清淡的日子实在是太久了，却又实在没有什么菜可以炒，奶奶就掀开一个盛粮食的瓷瓮的盖子，把积攒下来准备称盐打油的鸡蛋拿出几个来，掂量一番，然后把鸡蛋小心地装进提兜里，到庄里的供销社门市部去，***蛋，买上几两干巴小咸鱼，回到家，把其中大部分咸鱼放到饭柜里，只挑出几条来，烧热了锅，点上一点儿腥油煎咸鱼。煎好了，奶奶把咸鱼盛到碗里，我们几个，早每人撕了块儿煎饼，挤到锅边，“唰啦唰啦”地把煎饼用力地在锅里擦，把那鱼香、油香、盐香都擦到了煎饼上。这样，在每人一条小咸鱼的定量之外，我们几个每人又得了一份颇有油水（味道）的“外快”。当年，我们那里有句俗语：“吃煎饼就鱼，不搭理臭咸菜”，就是“不稀理你”的意思。而“吃煎饼就鱼”，也就成了我们春季里平常日子饭菜的最高、最好的标准。
有的年长又节俭的老人，曾经这样“吃煎饼就鱼”：拿起一个小咸鱼，用一个煎饼卷了，开始吃：咬一口煎饼，然后伸手把咸鱼往下抽一抽，再咬一口煎饼，再往下抽一下咸鱼。结果，三个大煎饼吃完了，那小咸鱼，还完整无损——这简直不是吃咸鱼了，而是在吃一种意境，吃一种境界了！
....
正因为如此，我们兄妹们和其他人家的孩子们一样，极其盼望过年。
还是在农历十月初吧，我们就已经开始念叨了：每天早上醒来，从炕上坐起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到过年还有**天！”
每当听到我们兄妹几人的念叨，奶奶就笑一声，又叹口气：“一群馋猫！”
当吃饭的时候，如果父亲不在饭桌边，我们几个，各自挑起一块儿白菜帮子，就会浮想联翩：
“一大块儿肉！”
“肥肉！”
“不用嚼——化啦！”
“哈哈哈哈！”
咽下那口想像当中的大块儿的肉，吧唧吧唧嘴，乐了！
在我们不懈的念叨声里，日子终于进入了农历腊月。我们更是兴奋、急切了！女孩子们嘛，过年除了可以吃肉外，第二盼望的，是母亲给做件新衣裳；而我们男孩子们，第二盼望的，却是买鞭炮，放炮仗！
“买六挂鞭！三十晚上放上三挂！啪啪啪....！”这是我的渴望。
“买二十个大爆仗！三十晚上，一排溜儿点上十个，砰！砰！砰！....”这是二哥、三哥的憧憬。
“买一把子‘两响子’：忒儿！咣——！”大哥一手伸出，一手做点引信状，头一低，再抬起，放眼空中，就象真的“二踢脚”飞上了天空一般。
因为我在弟兄们里最小，每年到这时候，哥哥们都怂恿我去探父亲的口风。
“爷！今年咱买几挂鞭？”找一个合适的时机，我小声问父亲。
“还是往年那样，两挂鞭，三十晚上放一挂，林地上半挂，正月十五半挂。”父亲抽着旱烟袋，说。
“哦！”我应一声，不敢再言语，出了屋，把这消息回报给哥哥们。
“唉——！”大家不约而同地叹息。但是，盼年的情感依旧热烈如常。
终于盼到了腊月二十三，八里地外的洛庄集，我们或者揣了几角钱，或者空着手，跑到集市上，买一块糖，一把“滴滴金”（纸里包着火药，很细小，点上，只‘嗤嗤嗤嗤’地冒火星儿），或者什么都不买，只是过过眼瘾。
也就是在这次赶年集的时候，我们要置办齐年货：割十余斤肉（当时猪肉好像是几毛钱一斤），买点儿诸如山药、芫荽、葱、姜之类的“青菜”，买点儿糖果，买几挂鞭、几个“爆仗”和几个“两响子”，买一叠贴到门楣上的“摞门钱子”（过门笺），买一管儿香，再买几张年画；如果手头比较宽裕些，还可以再买点儿其他的东西。
记得那年腊月二十三的早上，父亲从钱夹子里抽出来一张五角的钱，递给我，对我说：“今天去赶集，自家买点什么吧。”我小心地接过那五角钱（角，方言里念mao,声调是第三声），激动之情简直是难以言表了！和小伙伴们一起哼着小曲跑到了洛庄集上，看看卖零食的，瞧瞧卖鞭炮的...满集上转了好几圈儿，总是舍不得随便化这五角钱。最后，在卖年画的摊子前挑选了半天，终于花了不到两角钱，买了一张《猫图》，小心地卷起来拿了，兴高采烈地往回跑。
回到家，报功似地把《猫图》展开来，叫奶奶、母亲过来看。然后，小心翼翼地贴到了北屋的北墙上，满屋里立时就有了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
父亲进屋来了，看到我买回来贴到墙上的《猫图》，点上一袋（一烟袋锅子）旱烟，仔细端详了一番，说：“嗯！这个小猫真精神！”我在一边听了，感到如受到了巨大的奖赏一般！
鞭、炮买回来了，两挂三十头的鞭，十个爆仗，十个“两响子”，都是用纸包着的，放在了柜子的抽屉里。父亲叮嘱我们几个道：“谁也不能拆开了。”
我们兄弟几个赶紧点头答应。
晚饭后，父亲出去串门了，我们兄弟四个拉开抽屉，八只眼睛热切地望着那鞭炮，议论纷纷：
“不知道这鞭好不好？”
“响亮不响亮？”
一阵沉默后，我忍耐不住了：
“要不，就拆下一个来放放看看？”
“那就拆一个，放放看看！”
大哥轻轻地拿出一挂鞭，放在柜子上。二哥小心地把包装纸撕开一道小小的缝隙，慢慢地拆下来一只鞭，递给我，然后，把那挂鞭按原样放好。三哥拿过半截香来，在煤油灯上点着了，我们几个急急忙忙出了家门，来到街上，把那只鞭放在河沿儿边那个石墩上，我们退后几步，三哥点燃了那短短的引信，“哧——啪——！”一团火光，一声脆响！“好——！”我们几个轻声赞叹。
忽然，一声熟悉的咳嗽声响起，是父亲串门儿回来了！躲避已经来不及了！我们几个只好硬着头皮站在了原地。父亲来到了我们跟前，放慢了脚步，“刚才是你们放了一个鞭吧？不是说了不让拆吗？别再拆啦！”父亲说完，就往家走去了。
直到父亲的身影转过了墙角，看不见了，我们几个才长长地松了口气，不约而同地小声喊道：“啪！”
腊月二十七，要扫屋，打扫卫生。
早上，先扫屋，特别是扫做饭的饭屋。
把那些瓶瓶罐罐拿到屋外，其他的家具什么的，能遮盖的，遮盖一下。大哥早把扫帚绑在了一根木棍子上，自己披上块塑料布，头戴斗笠，挥动绑了扫把的木棍子，开始扫屋，直扫得屋里灰尘茫茫。等灰尘落下，大哥再在屋里点燃一个大爆仗，“咚——！”一声响，震下剩余的灰尘。然后，把地上得灰尘打扫干净。接下来，擦桌子，擦柜子，擦椅子，擦凳子；刷筷子，刷盘子，刷碟子，刷碗....几乎忙上一个上午。等收拾停当了，虽然是很冷的天气，我们身上却是要冒汗了。
看着焕然一新的桌椅、盘碟，虽然累，但心里却格外舒畅！
农历腊月二十八这天，更是比较忙的一天。这天，早饭后要杀鸡，要煮肉，要炸菜，要蒸馒头，要写对子。所以，全家几乎每个人都不闲着。
早饭后，二哥、三哥忙着写对子（春联）。大哥在奶奶的指点下，从鸡窝里逮过一只大公鸡，宰杀；然后，帮母亲砍开猪肉，开始烧大锅，煮肉。妹妹自然是跑出去耍去了，我呢？我也是很忙碌的：先惊心动魄的瞧大哥杀鸡拔毛，再跑到堂屋看一会儿二哥、三哥写对子；当然，此时，我最热心的，还是“帮”奶奶、母亲煮肉。一会儿帮着填块儿木柴，一会儿看看锅里：“怎么还没开锅啊？”“快开了吧？”好容易盼到锅开了，又很有耐心地一遍又一遍地问：“快熟了吧？”
我每一次，奶奶都说：“过一霎就熟了。”也不知道过了几个、十几个“一霎”之后，肉终于熟了。大哥端过一个大瓷盆来，奶奶拿起笊篱，把热气腾腾、肉香扑鼻的一块儿一块儿肉舀到大盆里，然后，再剔出骨头，把肉切成一个一个的如半斤豆腐大小的方块儿（这叫“方肉”，祭天、祭祖时用），这时候，妹妹跑回来了，我就和妹妹一起围在一边，很热心地、很认真地看着。
奶奶见了，切下或者撕下两片儿肉，或者挑两小块带肉的骨头，递给我们每人一块（片）儿，笑骂一句：“小谗猫！一边耍去吧！”
我们俩高兴地接过肉或者骨头来，美滋滋地跑到一边去了....
把大块儿小块儿的肉都捞出来了，骨头剔完了，奶奶招呼一声，我们兄妹几个一起跑过去，每人一手端着个碗，一手拿着个煎饼——把煎饼撕碎了，放到各自的碗里，母亲掌勺，给每个人碗里舀上一勺热腾腾、香喷喷的煮肉的汤。把煎饼泡透了，大家拿起筷子端着碗，美滋滋地连吃带喝起来。好吃！好喝！再来一碗？不允许了。因为剩下的肉汤还有大别的用处。
大家吃了、喝过了，母亲和奶奶就洗白菜、萝卜。等洗好了，把白菜、萝卜切碎了，倒入大锅里，再烧火。等白菜、萝卜熟了，一大锅的“大锅菜”就做好了。把这一大锅用肉汤、肉沫儿、肉星儿、白菜和萝卜片子熬成的菜舀进一个小瓷瓮里，等凉透了，盖上盖儿。等过了年，这可是一家人正月里平日的佳肴美味
——那时候，年前煮完了肉，家家都要熬制这么一大锅“大锅菜”。
二
煮完了肉，熬好了菜，奶奶和母亲再开始炸菜：炸鸡，炸肉，炸鱼。
把鸡、肉、鱼（鱼还是干、咸的鱼，不过是稍微大一点儿的）分别切成半个拇指大小的一块儿一块儿的。拿一个小盆和好面糊糊，把切好的小块儿用筷子挑起来，逐个地在面糊里滚一滚，然后放到小油锅里炸。：“哧啦哧啦“的声音，是那样的悦耳，那飘起的热气，是那样的诱人！
我和妹妹又故伎重演，先享口福。 三哥见了，一脸的鄙夷：“谗皮鬼！喝凉水！”
如果是收成比较好的年份，生产队分的豆子比往年多了点儿的话，我们家还会自己做一撮（一锅）豆腐。如果豆子分得不多，就和邻家合伙做一撮豆腐。在我的记忆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家自家大概总共做了三、四回豆腐。
做豆腐，要泡豆子，磨豆子....工序太复杂，而且当到了最关键的一道工序“点豆腐”的时候，奶奶就把我们这些孩子们统统撵出屋去，还不让大声说话。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只好乖乖地出了屋门，到天井里“节不声地”（悄悄地）等着。因此，做豆腐的详细过程，我们就不清楚了。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是豆腐做好了以后的事情。
豆腐做好了，热气腾腾地放在了“莛盖子”（用高粱秸最顶端的细细的杆儿串成的圆形器具）上。奶奶就召唤我们进了屋。奶奶把豆腐先切成一大块儿、一大块儿的，再从其中的一大块儿上切下几小块儿，放到盘子里，大哥，拿一个小碗儿，倒上小半碗儿酱油，大家纷纷用筷子挑起热热的豆腐，在酱油里一蘸，然后送入嘴里——豆腐香伴着酱油香，立时香满了嘴！
奶奶把那些大块儿的豆腐继续切成小块儿，留出几块儿年前、年后自家吃和伺候客用；其余的小块儿，都切成了又薄又小的片儿，母亲拿过盐罐子，和奶奶一起，往那些豆腐片儿上撒细盐、抹细盐。等撒、抹好了，把这些豆腐片儿放到莛盖子上，再把莛盖子端到天井里里那半截墙头上晾晒。等豆腐片儿“起晾”（水分少）了，咸豆腐干儿就做成了。这些咸豆腐干儿，年前就不吃了，要留到年后开了春，生产队里在半山上刨地，中午要送饭的时候，给我父亲和我的哥哥们当菜吃的。
肉煮好、切好了，鸡、鱼炸好了，把这些好吃的通通放到一个铺了塑料布的扁筐里，盖好了，然后，在一家人的瞩目中，大哥拿着根绳子，爬到北屋高高的屋梁上，把筐吊到梁上，距离地面一人半高，上不着梁，下不挨人。开始地时候，我很不理解，问奶奶，把扁筐吊那么高做什么？奶奶呵呵一乐：“防备谗猫老鼠！”
新年过后，要出门——走亲戚。当初，走亲戚所背的礼物就只有馍馍，因此，年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活儿：蒸馍馍。
奶奶和母亲一起，把在自家天井里的石磨上磨好了的面，挖到大盆里，和上水，发面。当面发满了盆，大哥搬过那个大面板放在饭桌上，奶奶和母亲先在面板上撒上一层面，然后，把发好了的面倒在面板上，开始揉面。当面揉好了，把面团揉得长长的，再掐成一个又一个的面剂子，父亲过来，和奶奶、母亲一起，揉面剂子。
一个一个的面剂子揉好了，大哥拿过来几个莛盖子，把那些面剂子一个一个放到莛盖子上，面剂子之间留出一定的空隙。把盛满了面剂子的莛盖子端到炕上，盖上包袱皮儿或者塑料布，开始醒发面剂子。
当一个一个的面剂子醒发得胖胖的了，奶奶掀开塑料布，拿起一个面剂子，掂量掂量，说了句：”中了！“母亲就往大锅里舀上半锅水，放上篦子，篦子上铺上绒布（蒸布），把醒发好了的面剂子一个一个地摆在绒布上，盖上大锅盖子，往灶膛点起柴火，”呼哒呼哒“地拉动风箱，开始蒸馍馍......
蒸馍馍是个”技术活儿“，而且，蒸馍馍的整个过程又漫长又复杂，我也就只能耐着性子在一旁”看热闹“而已。当馍馍蒸好了，奶奶把那大锅盖子慢慢地错开，在蒸腾地热气中，一锅又白又胖又大的馍馍，展现在了大家的眼前！
迎着弥漫的热气，闻着馍馍散发出来的特有的香气，我和妹妹争先恐后地跑到了锅台边！奶奶见了，一边哈着气，一边拿起一个冒香气的馍馍，一掰两半儿，笑着说了句：”打馋虫去吧！“把掰开了的馍馍分别递给了我和妹妹。
我和妹妹赶紧接过各自的半个馍馍，跑到一边”打馋虫“去了。
记不清楚一共要蒸几锅馍馍了——当馍馍都蒸好了，起晾好了，我们哥几个一起，把那一莛盖子、一莛盖子的四个一斤的大白馍馍端到北屋里。奶奶和母亲一起，把那大白馍馍一个一个、一层一层地放进了南墙根儿下的那个瓷瓮里，盖上包袱皮儿，瓮口上蒙上塑料布，用细麻绳把瓮沿儿周边塑料布捆扎严实——只等大年初二早饭后开封!
写“对子”（春联儿），开始的时候是父亲写的。后来，二哥写；再后来，三哥写。我呢，最多也就是打打下手，帮着按按纸张，把写好的，摆放到一边儿去。当早些时候父亲写春联的时候，我们家附近的邻居们，都买了对子纸送过来，请我父亲给写。我最乐意干的活儿，就是把写好晾干捆好了的对子按照父亲的指点，一家一家地给左邻右舍们送去。因为每送到一家，他们都很感激，接过写好了地对子，一边说“又麻烦俺大叔了！”，一边拉过我去，或者糖块儿或者果子（花生），拿几块、抓一把塞到我的棉袄口袋里。我自然要推托一番，但最终还是“束手就范”。然后，美滋滋地一溜小跑回到家，不动声色地把好吃的掏出来藏好，再乐颠颠地给下一家送对子去。
....
二十九日这天早饭后，父亲吩咐我:“今天太阳好，把鞭炮拆开包装纸，拿到窗台外晒一晒。”我一听自然高兴得不得了！赶紧把鞭、爆仗、两响子都拿出来，拆开了包着的纸，两挂鞭，排开来；十个爆仗和十个两响子，一个个排在北屋的外窗台上。鞭的纸外壳是红色的；爆仗，中间是红色而两头是白色的；两响子，是灰白色的。几种色彩，排在窗台上，别有一番景致！
二十九的下午，家家要上坟祭祖，等包好、煮熟了包子，再盛上几块方肉，哥哥们提了箢子，我拿了酒壶，去东岭祭祖。小时候，不知道祭祖的真正意思，就觉得，去了，可以燃放半挂鞭；回来，可以把祭过祖的包子吃了——过过眼瘾，过过嘴瘾（嘘——）。
年三十的上午，再打扫一遍屋里和天井的卫生。下午，就贴对子和“摞门钱子”了。先熬半小锅稀稀的面糊糊，然后，按照对子的长度和宽度，用炊帚把面糊糊抹到大门和门框、门楣上，把写好的对子端端正正贴上去抚平整，再在门楣上贴上“摞门钱子”。大红的纸，油黑的字，五颜六色的摞门钱子，真是别有一番景致和情趣！当一阵风吹过，摞门钱子迎风飘舞，耳边又不时的传来街上孩子们零星的放鞭炮的脆响，那年节来临的气氛，就更加浓郁了。
那一年的这个时候，我和大哥到家南边的小山头“凤凰嘴子”上去砍松枝（砍回来，插在大门口和屋门口两边的墙上。大年夜，还要在松枝下面点上香，放上一小碗儿包子，大概是敬门神吧），往庄里俯瞰，只见家家门上红红绿绿，五颜六色，真是好看！
三十晚上，我们还是先吃家常饭。吃完晚饭，大概有八点钟左右了吧，一家人开始包包子。母亲擀皮儿，奶奶率领着我的几个哥哥们包；我和妹妹呢，也就就打打下手，往莛盖子上拾包子。一家人说说笑笑，到大约快10点的时候，包完了三个大面剂子的包子。我们哥几个到天井里，大哥点上一个大爆仗，那焰花，“嗤嗤”地喷起来快两米高！然后，“砰——！”一声炸响，震耳欲聋——用这种方式向左邻右舍们“庄严宣告”：
“我们家的包子！包好啦！”
包完包子，奶奶就催促我们睡觉。我们几个虽然不大情愿，但还得躺下。在炕上，议论着，憧憬着，迷迷糊糊睡着了。当鸡叫两遍了，大概是夜里两点左右的时候吧，奶奶、父亲、母亲早已经起来，点起了火炉子，再把我们叫起来。
大哥点上早就擦拭得锃亮罩子的煤油保险灯，把灯芯儿扭高，亮堂堂的保险灯，高高地挂在天井里的杏树枝子上。我们几个赶紧洗把脸，准备好鞭炮。天井里早已摆放好的供奉着“天地三界十方万灵之神位”牌位的供桌前，奶奶和母亲点上三柱并排的香，恭恭敬敬地插在”香炉“（把盛满了小米的升上糊上黄表纸当作香炉，那点燃了的香，就透过黄表纸，插进了小米里）上，然后摆放肉、鱼等供品，等香快着满（就是着完了，大年夜讲究吉利，所以不叫“着完”叫“着满”）了，奶奶和母亲跪在神牌位前，点燃“钱粮”（黄表纸），嘴里念念有词：乞求老天爷让风调雨顺，保佑黎民百姓年年平安。我们兄弟几人早已准备就绪，等待多时了，在二位老人跪地“点钱粮”祷告的同时，大哥先点燃了一个“两响子”——“忒！咣——！”地上一闪光，空中一亮响！紧接着，二哥把我用长棍子挑着的鞭点燃，“啪啪啪啪啪啪！”鞭急促连续地炸响开来，二哥、三哥把早就排放在地上的爆仗一个一个依次点燃，但见焰光闪闪，鞭声炮声响成一串！这时候，左邻右舍家里，也争先恐后燃放起了鞭炮！
父亲乐呵呵地大声说道：“响亮！响亮！人、财两旺！”
盼望已久、睡梦里燃放了多少次的鞭炮放过了，我们兄弟几个赶紧拿下保险灯来，在地上仔细察看，搜寻落地而没有炸响的鞭，等确信没有遗漏了，再把保险灯挂回到杏树枝子上，几个人兴奋地回味道着刚才燃放鞭炮的情景和感受......
奶奶和母亲炒好了菜，父亲烫热了酒，我们一家八口人，开始过除夕吃年夜饭了。
在平时，当农活很累时，劳累了一天，晚饭的时候，父亲有时要喝两盅酒解乏，有的时候也叫我大哥喝一盅。而我们几个，平时父亲是不让喝酒的。但这时候，大家都可以喝了。我们用很小的盅子慢慢地喝着白酒，大口地吃着菜。菜，有扁豆干儿炒肉一盘儿，山药块儿炖炸肉一盘儿，炸萝卜丸子一盘儿，炸鱼块儿一盘儿，猪皮清汤冻一盘儿，白菜粉条炖肉——最多也不超过六个菜。但是，菜里面真正有肉了，而且，在大年夜里，吃菜也不用再数数了，可以放开肚子吃了——白菜粉条炖肉是用大锅炖的，吃完了，舀上；吃完了，再舀上！一家人，说着，笑着，吃着，喝着——为儿女、为生计又操劳了一年的奶奶、父亲、母亲，在除夕的饭桌上，总算可以舒心的吃上一顿好饭；我们兄妹们缺了一年的“口福”，在除夕夜，也可以尽情地得到补偿了。一家人，说笑着，谈论着过去一年的往事，设想着新一年的光景，尽情地享用这来之不易的年夜宴....
当酒足了、菜吃得差不多了，奶奶和母亲煮好了包子，用大碗盛了，每一碗都是满得冒了尖儿，端上桌来，我们再放开肚皮饱吃一顿白菜（有时候用萝卜）猪油和猪肥肉炼油后剩的“油吱儿”馅儿的包子。
当东方天空快要放亮了的时候，大人们、孩子们就开始走街串户地拜年了。
俺家里，奶奶年纪最大，辈分最高，自然是在家里“坐镇”，接受左邻右舍和本庄亲友的“年拜”。我父亲、母亲，我们兄妹五个，自然要出去拜年。一开始，是母亲领了我和妹妹出去或者我跟了父亲出去拜年。但后来我发现一个“问题”，跟了老人出去拜年，比较费事：在问了“过年好”之后，老人们还要坐下来，啦一阵儿过年的呱，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很是有些着急了。后来，我就自己出去拜年：“大爷爷过年好！大嫲嫲过年好！””大姥爷过年好！大姥娘过年好！““三姥爷过年好！三姥娘过年好！”“四姥爷过年好！四姥娘过年好！”“大舅过年好！大妗子过年好！” “二舅过年好！二妗子过年好！””三舅过年好！三妗子过年好！““四舅过年好！四妗子过年好！”……每到一家，问了“过年好“，老人们赶紧笑着答应着，或者抓给一把瓜子、或者抓给一把炒花生，或者拿给一块甚至两块糖，我毫不推让，赶紧或者张开手、或者敞开褂子上的兜口，接过了问好后得来的”好“利品，心里由衷地想：”过年好！过年真好！“因为我们这些孩子是晚辈甚至晚晚辈的缘故，老人们就不必让我们坐——我们这些七八岁、八九岁的孩子内心也不想坐，趁着又有人来拜年的“空挡”，赶紧开溜，去到下一家，“如法炮制”……
当该“过年好”的邻家、亲戚家都“好”过了，我摸着鼓鼓囊囊的褂子兜、裤兜，美滋滋地跑回家，把问好得来的“好“利品一小把一小把、一块儿一块儿掏出来，摆在炕席上。展示一会儿，”欣赏“一番，然后，把绝大部分收藏起来，只留出一块糖，几个花生，半小把瓜子。瓜子、花生，分别装进褂子兜、裤兜。小心翼翼地剥开那一块用红”锡纸“包裹着糖块儿，把红”锡纸“叠起来，放进褂子的另一个兜里，一手的两个指头捏着那糖块儿，凑近嘴边，伸出舌头，舌尖儿轻轻一舔——一种清清爽爽的甜味，立刻甜满了舌头！赶紧把糖含进嘴里，闭紧了嘴唇，慢慢地含着，含着，一会儿，湿润的糖甜，就甜满了嘴、甜上了头…..
我们这些小孩子们，小伙伴们，大年初一的第二件事，就是到街上凑堆儿：女孩子们，看谁穿了什么新衣裳；男孩子们，问你放了几个爆仗，他放了几串鞭，手里头还有没有拣了没放的“落头子“。然后，你掏出一个，我拿出一个，点燃了，再回味一下晚上放鞭炮时的情景......
接下来，就是比较谁的“好“利品"多了——”终极“比法是比谁糖块儿最多——因为糖块儿最贵：一分钱一块儿！最豪迈的比法是各自把糖块儿从兜里掏出来，握在手心里，然后“一、二、三”，同时展开。糖块儿最多的小伙伴，那得意、那自豪，简直没法用语言形容啦！但我们一般都不这么比，因为这么比有一定的”危险”：万一有的小伙伴恶作剧，把你的糖一把抢过一块儿去，连糖带纸“咯嘣”咬下了一半儿含进了嘴里，而只把剩下的一半儿递给正目瞪口呆的你。等你回过神来，为时已晚，却又无可奈何！因为一则你不可能再“嘎嘣”回来；二则大过年的，喜气为重，不好发火——你哪小伙伴已把半块糖甜甜地咽进了肚子里；而你就只能“哑巴吃黄连”了。最安全地比法是：等各自吃完了糖之后，比谁糖纸多！什么？从地下拣个糖纸充数？有几张糖纸，就代表你吃了几块糖！那糖纸，谁舍得扔了？
大小伙子们比的是谁包子吃得最多：那年的大年初一早上，一个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在街上见了另一个二十多岁的棒小伙子，彼此几乎同时问道：“你吃了几碗包子？”然后又几乎同时答道：“六碗。”
——这大概是我们庄里年夜饭吃包子数量的个人最高纪录了。
从大年初二开始，就要走亲戚了。走亲戚，一般是大人们、大哥哥、大姐姐们的事情。十岁以下的孩子，是不能单独担当这个重要任务的。
走亲戚，用包袱或者箢子背了馍馍、挂面或者饼干类的点心，二、三十里地以内，就是开步走；再远了，如果是通客车的村庄，就只好坐一里路一分钱车费的客车；如果是偏僻的山村，那，还是开步走了去。过了年，能骑自行车走亲戚的，在我们村子里，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就只有那位在县城当邮递员的窦大叔一人而已。
当年我们那里的农村里，其他季节，不论是时间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大允许走亲访友。只有新年过后的正月初二到正月十五前，是走亲戚的好时机。我们家，当时过了年要走动的亲戚有十好几家。这十几家亲戚，我们彼此都要在正月十五以前走完。而这些亲戚，又不可能能集中在一、两天之内来齐的。往往是初二来了三个，初三来了两个……这就是家家户户把肉、鱼、馍馍等好吃的挂上梁头的真正原因了。
亲戚来了，父亲要陪着拉呱、喝酒；奶奶和母亲要忙着烧水、炒菜、做饭。几个哥哥都被派出去走亲戚了，我和妹妹在家里，成了闲人，就觉得很有些失落甚至郁闷。亲戚们在北屋坐席喝酒，我们小孩子是不准随便进去，更不准入席的。就算我被奶奶、母亲打发提水、端菜进去，那也是要目不斜视地倒了水，递上菜，赶紧出来。有时候，有亲友会说“让孩子也来坐吧！”我父亲听了，笑一笑，说道：“小孩子家，要有个规矩。”然后，就劝亲友们吃、喝了。
都是庄稼人，都知道庄稼人生活的不易。所以，在年后走亲戚的酒席上，亲友们酒是可以敞开量来喝，饭可以放开肚量吃；而吃菜呢，却显得如“大家闺秀”一般，喝一气儿酒之后，不过挑一、两次菜，就把筷子放下了。所以，当亲友们一个个面红耳热、酒饱饭足之后，桌上的菜，却是每碗（碟）只吃了一半儿——因为亲戚们都知道，屋子外面，还有几个孩子们正眼巴巴地盼着呢……
奶奶说：“过完了十五，就过完了年”，当亲友们都来过了，我们也都去过了，年后走亲戚的“工作”，就宣告结束了。到了正月十五晚上，放过了那半挂鞭，奶奶和母亲把神仙的牌位发送（烧）了，一家人再在一起喝一回酒，吃了包子，这年，就算正式过完了。而年前准备的肉、鱼、馍馍等好吃的，也基本上吃完了；如果吃得节省点的话，那一大锅的“大锅菜”，还能多吃上几天。有的家庭人口少点的，甚至可以吃到正月结束。
当那一大锅的满是油水儿的“大锅菜”也吃完了，日子就又轮回到了清淡的从前。
奶奶说：“年好过，春难熬”。
因此,我们兄妹几个就格外怀念刚刚过去的新年，并热切地盼望下一个新年尽快地到来！
——于是，又一出长长的盼年”大戏“，”拉开“了”序幕“......
初稿 2008.12.16—12.19 增补 2025.1.12 图片取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