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尚书·康王之诰》中，毕公是东部地区各方诸侯的首领，是地位崇高的“东伯”，同时也是位列“三公”的王室重臣。《尚书·毕命》是周康王向毕公发布的诰命，谈论的问题是殷遗民的治理。最初，殷遗民地区由周公主管。周公去世后，这个任务由周公的儿子君陈接下来。后来，君陈也死了，康王就让毕公承担此事。

毕公时任太师之职，因此，康王首先赞美了毕公的政治资历和政治能力，说他辅佐过周王室的四代君主，令人敬仰，所以才把周公曾经承担的治理殷民的重大责任托付给他。
与此同时，康王还是以天子的身份向毕公提出了要求：希望毕公善于识别善与恶，对于行善者，要在他的居所与田产上打上表彰的标记，让他的善行广为人知；对于违反常教和常法的恶人，则给他的居所与田产打上耻辱的标记，把他的劣迹公之于众。要加强封疆守备，以安定四海之内。同时，为政贵在有常，言辞贵平实，不要好异好奇。此外，殷商旧俗偏于奢侈，以善辩为高，希望引起警觉。

《尚书·君牙》记载了周穆王对他的大臣君牙的训示。穆王是康王的孙子，昭王的儿子。本篇经文的缘由，是穆王任命君牙出任朝廷的司徒，所以要对君牙做一番任职前的训示。

“五典”，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伦常之教。周穆王认为，以这五种常教作为治理民众的准则，民众就会趋于和谐；执政者把自己作为天下民众的表率，民众就可以找到主心骨。简而言之，如果执政者带头躬行五种常教，就会促成一个和谐有序的社会，天下就能够得到有效的治理。

穆王说：“乃惟有先正旧典时式，民之治乱在兹。”《尚书正义》对这句话的解释是：“惟当奉用先王之臣所行故事、旧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乱在此而已，用之则民治，废之则民乱。”这就是说，要按照以前的惯例、法律、文件来办事，如果尊重以往行之有效的规则，民众就能够得到治理；如果丢弃这些规则，天下就会大乱。

“礼”与“刑”的关系是“调整性规则”与“惩罚性规则”的关系：“礼”规定了“可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它为人提供了引导性的行为规范；“刑”相当于“礼”的强制手段与保障力量，它规定的是人们违反了礼之后，所应当承担的不利后果。

常教之治，主要强调了五种常教对于社会治理的意义，主要着眼于从积极的方面促进人际关系的和谐；它还要求执政者应当成为民众的主心骨与常教的典范或化身，这就意味着，执政者的言行要能够代表五种常教的精神，执政者要通过自己身上体现出来的常教去影响社会和民众。
这种社会治理模式的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化”字。这里所谓的“化”，具有“感染”、“示范”、“以身作则”、“润物细无声”、“言教与身教并重”等诸方面的意涵。同时，“化”的过程也是一个由近及远的过程：执政者通过影响身边的人，把五种常教的精神火种传递给他们，这些人又进一步把这个精神火种传递给他们身边的其他人，如此一层一层往外推，五种常教就可以传至普天之下。如果所有人都以五种常教作为自己立身处事的准则，整个天下就会趋于和睦。

常教之治，主要在于影响人的情感、心理，它通过塑造人的情感世界、心理世界，以实现对人类社会的控制。相比之下，法典之治则是直接作用于人的外在行为，它直接规定了人的行为模式：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应当做什么，并辅之以相应的奖励与惩罚。

伯礒（jiǒnɡ）被周穆王任命为周王室的太仆长，这是一个与天子非常亲近的职位。因为这次任命，穆王对他进行了一番训示，这就是《尚书·礒命》篇的由来。在训示中，穆王首先告诉伯礒，自己作为天子，总是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甚至会半夜起来，思考避免过错的方法。
接下来，穆王又向伯礒回顾历史：文王、武王的大臣很忠诚、很正直，他们的近臣、侍从也是这样，所以文王、武王能够谨慎为君，受到天下的称颂。现在，自己作为天子，也非常需要忠诚、正直的近臣。你作为近臣之首，一方面，要纠正我的不妥之处，另一方面，还要选择贤良之士作为你的部属。
最后，穆王告诫伯礒注意一个规律：如果近臣贤良，君主会成圣；近臣如果只知谄媚，他们的君主就会自以为是；因为有贤良的近臣，所以才有圣君；君主失德，都是因为近臣无德。

《尚书·文侯之命》，是指周平王表彰晋文侯的册命。周平王，东周时期的第一位君主。在册命中，周平王首先回顾了周文王、周武王，说他们的德性之光照亮了四方，所以受到了上天的信任，成为天命的承担者；同时，文王、武王还得到了贤臣的辅佐，所以能够游刃有余地承担上天托付的使命。周平王向晋文侯颁发了系列奖品：一坛酒，拿回去祭祖；红色、黑色的弓各一张；红色、黑色的箭各一百支；还有四匹马。

周文王所具有的“西伯”身份，其实就是方伯——殷商王朝西部地区的方伯。周初的“三监”，管叔、蔡叔、武庚，都是方伯。晋、卫、燕、楚、徐等，都曾经是颇有势力的方伯。

在不同的文献中，方伯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侯伯，有的称牧。从词义上说，方，是指四方或四方诸侯；伯，就是首领的意思。按照《礼》的规定，诸侯不得擅自征伐。只有在紧急状态下，譬如，出现了地区性的动乱，总揽本地区的方伯才可以行使征伐之权。鲁侯之征“徐戎”、“淮夷”，就属于这种情况。因此，他可以率领七百里范围内的各路诸侯，名正言顺地开展军事活动。

方伯作为区域性的诸侯之长，兼具两个方面的身份：一方面，他是地方性、区域性的政治领袖，具有地方属性。通过方伯，可以把区域内的各路诸侯较好地整合成为一个区域性的政治共同体。推而广之，如果把天下所有的诸侯都归属于几个方伯，就有助于把数量庞大的诸侯组织起来，实现诸侯群体的组织化。

征伐权本来是天子专享的权力，把这种权力授予方伯，就是天子把自己专享的权力委托给方伯代为行使。从政治效果来看，通过分布于各个地区的方伯，有助于在交通、信息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延长天子的手臂，实现对于普天之下的治理。

所谓“春秋战国”，本质上就是以前的方伯或诸侯完全无视周天子的天子地位，肆无忌惮地行使本属于天子的征伐权。根据《史记·周本纪》，殷纣王曾向周文王“赐之弓矢斧钺，使西伯得征伐”。这就是说，周文王享有的征伐权，正是纣王授予的。方伯过度膨胀之时，就是天子衰败、灭亡之日。